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至今，它仍为共产党人隆重纪念，也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3个师留在华北外，移驻西北的有14个师，奉命从事“剿共”。东北家乡的沦陷，使东北军官兵们感到极大痛苦。他们强烈地要求打回老家去，解救家乡的父老兄弟，不愿流落在关内打内战。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的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40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也产生重大影响。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是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早年就同一些共产党员相识。在他的左右，也有不少秘密的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先后派出不少人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周恩来还秘密前去，同张学良会谈。双方在团结抗日上达成了共识。
张学良本来有恩于蒋介石，蒋在铲除异己、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蒋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
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又在12月4日到陕西，逼迫张、杨率领全部军队北上“剿共”。蒋的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南京政府的战斗轰炸机一队队飞抵西安机场。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气氛。7日，张学良再次去见蒋介石哭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紧张场面一直持续了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把杨虎城找了去，一见面就说：失败了!他们两人见“善说”不成，于是就密谋“硬干”。
12月10日，蒋在西安又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抗日的请求。陈果夫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蒋先生之主张：(一)战必胜日(引者注：意思是指只有‘必胜日’ 时才可 战 );(二)但糊里糊涂迭却国命，非所愿为;(三)国策不能任意变更。”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赶往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住处，扣押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张、杨并在当天向全国通电提出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有一个演变过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对此是有争议的。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颇费思考、周折，最后审时度势，确定了处置蒋介石的正确政策。其过程大体如下：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中共中央熟知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张、杨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则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中共中央既十分震惊，又百般高兴。当天清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立即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随即起草了致张学良(当时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张为李宜或李毅)的“万万火急”电报，其中说：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林彪等13人。毛泽东首先发言并在会上作了结论。会议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致主张要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大力援助;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对待南京当局的问题上，则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笔者注)，但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有人则提出，我们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但不正面反蒋，也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这次会议在如何对待南京与处置蒋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要严惩蒋介石的主张一时还占了上风。
一直到16日，从各种报道和文电往来来看，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
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同张学良会见，致电中央，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果南京进军，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个电报，第一次出现了“保蒋安全”字样，这一提法，反映出中共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正在转折之中。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则是崭新的立场，电报说，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1)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从此电报开始，不论党内外文件，均不再有严惩蒋介石的词句和要求。
19日，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表通电，要求由南京召开和平会议，西安、中共等各方参加，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同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四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可见，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时已确定下来。
共产国际在16日曾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因为密码差错，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电要求重发。所以毛泽东在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国际指示还未来。20日，共产国际来电到了， 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中共中央当天把共产国际的电报全文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它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
从上述文电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怎样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就是从最初的“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保证蒋的“安全自由”，亦即“放蒋”的过程。这个过程虽只有短暂的7天，但转变不谓不艰难，其意义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
蒋介石是怎样获释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可是回到南京后，他为了政治需要，竟隐瞒和掩盖事实真相，急急忙忙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话”，说什么他获释返京是张、杨在他的“伟大人格”感召下“勇于改过”的结果。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西安方面对蒋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驳。中共中央1936年12月28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的。声明列出了蒋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并提醒蒋不要忘记：“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杨虎城1937年1月8日的声明也披露了蒋在离陕时的亲口承诺“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
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事变发生后短短10来天里，就能改弦更张，接受张、杨提出的条件呢?近年面世的蒋介石《日记》，尤其是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蒋介石被捕伊始，态度依然顽固。他不吃、不喝、不开口，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对话。其态度出现松动是在端纳到达西安之后。作为宋美龄的使者，端纳来西安的使命是探查蒋介石人身是否安全。他到西安目睹了蒋介石人身安全，听取了张、杨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介绍。端纳不赞成张、杨的“兵谏”行动，但支持张、杨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劝蒋改变态度，接受张、杨救国主张，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西安。蒋从端纳的口中了解到张、杨“兵谏”的善良动机，知道了他们并无伤害自己的意思，于是其态度开始变化。14日，蒋搬离新城，迁到更加舒适安全的高桂滋公馆。17日，蒋同意派蒋鼎文携带他的手令飞回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轰炸三天;并开始与张讨论他们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为使蒋便于接受，作了妥协，将八条改为四条：“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蒋17日在被扣留的情况下同意了上述四条。后来当他得知南京16日对西安发出了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讨逆军”逼近潼关时，迷信“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的蒋介石于20日晨“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
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并开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是宋氏兄妹来西安之后。宋子文12月20日到西安后，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结成“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精诚团结、坚强有力，企图对它进行分化瓦解或军事进攻都是徒劳的。宋子文认为，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不但不能救蒋脱险，相反，使“委员长(蒋介石)性命正处于危险之状态”。
经过宋子文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对利害的指明，蒋介石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张学良根据自身的体验说，自从宋子文见蒋后，蒋的态度“渐次通情达理”。蒋答应张：“允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12月21日返回南京，22日又匆匆飞来西安，同行者有宋美龄。几天来，蒋介石觉察到结束事变，他安全获释，“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当晚，蒋任命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去会见此前他一直拒见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并举行会谈。蒋提出的谈判条件是中共“(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让宋氏兄妹告诉周恩来，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保证“三个月召集国民大会”;“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改组国民党后，如中共服从他，他对中共作出如下保证：(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表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来决定”。
12月23日，根据蒋的安排，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先会见周恩来，主要听取周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郑重表示：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书》中已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至于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此前“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万人”。中共要求“保留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其他军事系统”。
12月23日下午，张、杨和周恩来与宋子文会面，着重讨论了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分子问题。张、杨、周极力劝说宋子文出来组阁或亲自掌握财政部;并酝酿讨论了外交部、军政部和海军部部长的人选问题。宋子文和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谈的结果，蒋答应：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表手令。”
蒋的上述表态，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张、杨、周对蒋的上述态度表示满意。当晚，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并与蒋介石寒暄了几句。
双方条件大体谈妥后，释蒋问题提上了议程。宋氏兄妹强烈要求12月25日(圣诞节)前使蒋回到南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分歧。张学良主张，蒋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应立即无条件地放他走。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他担心没相当保证，蒋回南京后难免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的部下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中共亦主张有条件释蒋。
25日下午，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在蒋离开西安返回南京的当天上午，经宋氏兄妹力促，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蒋在当天日记里有简略记载，他对周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当天19时，周恩来、博古向陕北中央报告周、蒋会晤情况时说：“(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西安事变的善后
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就发生变化：背信弃义地扣留并审判张学良，调集中央军直逼西安，并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
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在西安事变中，同蒋介石并没有形成什么书面协议，张学良到南京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把他扣起来，杨虎城后来还被杀害，那么，为什么他对共产党进行的内战，在看起来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还是停了下来，从而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导致全民族抗战的形成?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说明。他说：
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热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而对转变政策、团结国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但这个决心一时仍下不了，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继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之后，一向服从蒋介石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竟采取如此激烈的兵谏手段，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极深的印象，感到自己阵营内部的抗日要求也已很难压抑得住。不久后，他向一个熟悉的美国记者表示：他认识到，若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亦会失去手下大多数将领的支持。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接触，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消灭的。这一切，便推动并促使他下了决心，结束了他的动摇。形势比人强。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同时，蒋介石个人的性格也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的一个原因。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根据他的性格还是根据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但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把“剿共或容共”列为全会议题之一。会议举行前夕，中共中央致电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对国民党的“五项要求” 和共产党的“四点保证”。对国民党的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党的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这里的“四点保证”，正是对蒋介石12月20日向周恩来所提四点要求的回应。
3月26日，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面谈。周先说明：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绝不能忍受“投降 、改编”的诬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工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蒋介石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他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对具体问题，他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周恩来在会谈后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说：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国内政治问题的中心一环“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重新合作的大局已定，历史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