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政治的主题重新回到国共之争。两党的关系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刘少奇一句话点破了这时双方关系的本质，即“蒋的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
在国共双方的布局中，争夺东北是至关重要的一招。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就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最终，在这场事关国共两党生死的争夺中，中共成功利用了美、苏、国民党的矛盾，抢得先机，建立了东北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队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蒋介石得到了东北的合法接收权;同时，斯大林又来电报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用各种手段抢占了华南、华东以至华中的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并依靠美国的支持，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运送军队去抢夺华北和东北的重要港口、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把东北问题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要独占东北，不让共产党染指。
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已经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下，于9月14日飞抵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不能不进一步发生较大的改变。
当晚，双方举行非正式谈话，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以地方武装名义在东北发展活动问题，贝鲁诺索夫中校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一切好办，但要求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时不要与苏军有任何接触，更不要让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侦知，以免使苏联方面在外交上为难。他同时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苏军统帅部的上述表示，反映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由于不相信中共具有与国民党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且他们担心美国正虎视眈眈地企图借机卷入中国事务，战后欧洲又是苏联战略重心所在，它在远东只能保持守势，因此苏联方面不想引起任何外交上的麻烦，以致与美国在远东发生冲突。但由于美国一再公开坚持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北必须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并准备在中国华北地区登陆，从而对苏联在东北的地位形成明显的威胁，因此，苏联又不能不极力设法巩固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和影响，尽力阻止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在占领东北之后，斯大林一方面公开表示苏军在东北既未与中共接触，更没有支持中共占领东北的企图，而是希望国民政府早日派人接收接防，国共两党尽快达成协定，但另一方面，他又秘密指示在东北的苏军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自己的力量，与中共协调行动，只是必须注意不要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苏联的上述态度，自然极大地振奋了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
与此同时，由于这时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始接收华东、华南和华中，分散在这些地区的中共新四军各根据地均深感威胁，而东北空虚，背靠苏联，且地域广大，工业发达，物产丰富，因此，中共各地领导人也纷纷建议中央南兵北调，争取以热(河)察(哈尔)和东北为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造成由北向南防御，长期坚持的态势。初到东北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在与苏军负责人商谈后，也一致向中央表示：苏方已经同意在苏军占领区及大城市10公里以外任我发展，各级政权任我接收，因此，“现在是千钧一发，机不可失，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为争取此决定的一环，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此着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甚巨”，我必须抽调大批军队，“以最快速度赶来，以制先机”。
这时，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他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意识到抗战后期党中央制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改变决策方针。
在这关键时刻，他当机立断，于9月17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最初提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赞同。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根据会议的决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在指示中，他向全党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特别强调：“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向北发展”就是要赶在国民党军队前面，向东北发展，以全力争取整个东北。“向南防御”就是要收缩战线，将江南主力撤回江北，相对的集中力量，加强长江以北的防线，便于从邻近地区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可见，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中，争取东北是核心。
在与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谈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迅速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联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指挥一切。同时，根据曾克林以及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得知东北武器甚多，因此下令华中、华北应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及事务政治工作人员均配备齐全，不带武器，穿便衣，迅速陆续动身前去，延安亦再派几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
随后，中共军队陆续开始从四面八方开往热察地区和东三省，或陆路，或海路，或武装，或赤手，约10万部队先后踏上了通向热察和东北的道路，中共夺取东北的设想开始成为事实了。
“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
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布后，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夜不停地筹划、指挥和督促我军向东北发展，指示电像雪片一样飞向各中央局和各部队。指示电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一)催调各地部队、干部迅速开进东北;(二)组织各地部队阻碍国民党军队北进，为我军主力先敌进入东北争取时间;(三)组建东北党、政、军领导机构;(四)指导东北党、政、军的各项工作。我党很快地收缩了南方战线，江南我军主力全部撤到了江北;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大量部队和大批干部迅速地开进了东北。到1945年12月初，只用了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调遣10万部队、2万干部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
针对国民党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任命九省二市主席、市长的行动，刘少奇设想在东北组织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用以和国民党建立的政权相对抗。9月底，他向中央谈判代表团提出了这一意见。我党中央随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东北相继委任了各省省主席和各市市长，在各地加紧建立起民主政权。
早在1945年8月22日，刘少奇就要求进入东北的干部穿便衣，用东北义勇军名义。9月30日，中共中央命令东北我军一律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10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任命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
至此，东北的党、政、军工作都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大军和干部的迅速开进，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及时建立，有力地保证了我党争取东北战略决策的全面实施，促进了我党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开辟。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30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945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
在人民军队进入东北之初，9月24日、10月2日、10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三道电文向东北局指示，反复强调：要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但是，11月初，局势骤变，国民党向山海关发起进攻。11月16日，在大量杀伤敌军后，由于众寡悬殊，我军不得已撤出山海关。这时，国民党中断了和苏军的谈判，对苏联施加压力。在此背景下，东北苏军向东北局提出：中共所属机关和军队限期撤出长春铁路沿线及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各大城市。针对这种局面，1945年11月20日，刘少奇及时地向东北局作了撤出东北大城市后的工作部署，指出“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作长久打算”。11月22日，他又把这一部署概括为八个大字，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8日，他更详尽地向东北局剖明：“近两个月以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主力初到，都非常疲劳，不能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而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外交纠纷，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要作为工作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久打算。”
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次强调了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根本精神。毛泽东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绝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北局遵照中共中央的历次指示精神，领导广大干部和军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清算斗争，砍大树、挖穷根、打土匪、闹翻身，使东北革命根据地迅速地建立起来。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为我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和经济基础。
边打边谈
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1946年1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1946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7个军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偏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1月13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趁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3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3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3月27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4月2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4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达成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1万至2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3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4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4月26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7日至30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5月14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10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8000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5月18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19日，毛泽东复电：“(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6月7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15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用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有所失的。
可是，中共并不因为长春等大城市的陷落而受到严重的损失，恰恰相反，从游击战争中起家的中共军队在实力上明显的还不具有夺取大城市特别是保有大城市的条件下，企图夺取和保卫大城市，其实是不可能的。中共这时已经开始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始终在梦想得到的“技术条件”，即一定数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但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去学习和掌握它们。长春等城市的失守和放弃，使中共重新回到广大的乡村中去建立根据地，不仅使其重新获得了熟悉的生存天地和巩固的发展根基，而且使其赢得了足够的学习和掌握这些现代化装备的时间。与此相反，国民党反而因中共在内地的牵制而无法抽调更多的重兵前往东北，以致其竟因兵力不足而不敢向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地区和靠近朝鲜边境的东满地区推进，原来所具有的兵力集中的优势也迅速因为广占中共放弃的城市和交通线而极大地分散了，这就使得中共得以毫不费力地在北满和东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分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队去做他们所熟悉的群众工作。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因此得以继续保持同苏联的有效联系和接取各种军事技术上的帮助。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在北满和朝鲜所保存的大批军事装备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很快全部转入到中共军队的手中，从而使得中共在东北军队和在华北的部分军队都得以迅速开始摆脱过去“小米加步枪”式的装备水平，渐渐组成为一支较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了。因此，自进兵东北以来，中共虽然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来实现他们夺取全东北的计划，以至在同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暂时地遭到挫折，但他们实际上仍旧达到了自己最初所设想的背靠苏联，接取援助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基本目标，而这也就够了。就中共而言，剩下的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