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30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背 景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长期领导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第五师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赞许。12日，中共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管理现在第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工作，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三次电邀，赴重庆谈判。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充分认识到中原地区的特殊重要性，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中原形势和任务。9月6日，刘少奇致电中共谈判代表团，指出：王震部在湘粤边行动非常困难，创造广东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中央同意他们意见，北上靠拢李先念部。10日，又指示河南区党委：“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望即与郑(位三)、李(先念)直接联络靠近，规定行动计划。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任务和环境是困难的，一切干部应有充分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但应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困难亦有很多。它要集中主力对付华北及长江下游我军，只要你们很好注意群众纪律，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你们在鄂豫皖三省以至陕南地区是完全能够长期胜利坚持的。”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关于“坚持鄂豫一年斗争”和中原部队外线配合、各解放区自卫作战的战略部署，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发起了桐柏战役，以优势兵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先后攻克桐柏、枣阳、新野等县城，歼敌2000余人。对此刘少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蒋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
在此期间，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在桐柏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于1945年10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军区，拥有的野战军和地方军共计6万余人。
国民党在不断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中原解放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状况，李先念等反复研究决定，主动撤离桐柏山区，向东转移。这一决定得到刘少奇的同意。1946年1月上旬，正当李先念率部至鄂豫两省交界处时，停战令下达。中原军区恪守停战协定，立刻停止前进，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就地待命。
2月1日，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委派，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任质斌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请示行动方针。任质斌着重谈了中原部队在停战令生效后，遭国民党军围困封锁，数万部队给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代表中原局请求中央设法帮助解决。同时，就中原部队行动方针等问题请示中央。刘少奇说：陕甘宁边区也不富裕，华北解放区也不富裕。中原部队的困难，中央虽可想办法，但主要还应依靠中原部队自身设法克服。他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指出迫于国内外和平力量的压力，国共可能将实现一段时间的和平。因此，中原军区部队可考虑适当精减部队，复员2万人，第一期先复员1万人。
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原地区是志在必得，他们利用停战之机，加紧调兵遣将，包围中原地区，中原局势骤然紧张。2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原军区合法转移问题。18日，刘少奇致电中原局，指出：“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会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得中央允许，不可贸然行动。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环境，国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求必胜之路。”
为了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6年初，中原军区接到党中央的指示，李先念偕肖健章前往武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共同商讨同国民党谈判的战略和策略。通过周恩来同国民党郑介民、张治中及美国代表马歇尔的几天谈判，成立了由美国上校白劳德、国民党少将邓维仁及中共代表任仕舜、薛子正组成的军调处武汉执行小组。在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仍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和谈作掩护，暗中却调兵遣将，准备围歼我军。2月22日，第九执行小组到达宣化店，与李先念会晤。经过两天会谈，于2月23日中午在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发表《宣化店会谈公报》。主要就本区域补给运输计划、军队驻防及拆除交通线地雷碉堡等军事障碍物诸问题表示同意。3月28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应山协议》。“限令国民党侵占至我应山以南的部队，应于4月1日以前，即至应山以北地区去。”这次谈判，李先念等提出为执行整军方案，我军以4万武装部队转移至苏北、华北，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以2万人就地复员。这一建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拒绝。4月2日，第九执行小组奉命由汉口抵河口，调查国民党十八军、七十二军在3月14日六路进攻我陂安南地区的违约行为。由于国民党代表邓维仁的蛮横行为而被迫中断。这次和谈的唯一收获就是打乱了蒋军进攻我中原部队的时间表，弄清了谁负挑起内战的责任。5月9日，李先念和周恩来在宣化店河西“湖北会馆”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处会议，到会的各方代表和中外记者40余人。首先由李先念发言，他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美蒋代表狼狈不堪。周恩来严肃地说：“刚才李先念司令员用了一句‘玩火者必自焚’的格言，我认为这对蓄意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人来说，是颇有教益的。”5月10日，在汉口杨森花园就遣送中共伤病员、医务人员、复员人员、释放政治犯及战俘等问题达成《汉口协议》。为贯彻协议的执行，三方同意增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中原紧张局势得以暂时和缓，使中原军区赢得了准备突围的时间。
到了6月，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区，按既定计划，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21日，李先念、郑位三等请示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之包围封锁最近愈益加强，并且不断攻占驻地周围各军事要点，紧缩其包围圈，形势已十分严峻。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原定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国民党在津浦线上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流多，危险极大;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但这两条路因最近顽军已占我信阳、随县地区，已失去其一。如顽最近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成纵队的集体突围路线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部队虽还可以旅团为单位突围，但由于此种分散突围路线也不很多，可能有半数部队突围不出去，特别是如等顽军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也在战术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很难设想。由此建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23日，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原突围
1946年6月26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官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15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27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28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麻将，唱豫剧，还上山打了猎。29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会，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
东路突围部队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突围战役首先从东线发起。6月26日，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向东转移的中原军区一纵第一旅5000余人，在旅长皮定钧、政委徐子荣的指挥下，东西穿梭佯动，在白雀园等地与敌激战，摆出中原部队向东突围，与敌决战的态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路方面来。28日，我军插到敌人背后，又摆出向南突围的态势，在成功地迷惑敌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挥师东进，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潢州、麻城公路封锁线。敌七十二军向东尾追，同时从阜阳、安庆调两个师在商城、金寨一线设阻击，又调四十八军驻防岳西、潜山，妄图东西夹击。7月上旬，我军击溃四十八军一个团，强渡濞河天险，向皖中平原进发。敌急调3个师和地方保案团堵截，我军击溃五路敌军的“围歼”，冲破津浦路封锁线，在盱贻与淮南大队会师，到达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战斗序列。
北路突围部队打垮“天下第一军”，进入陕南游击区。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二纵十三旅、三五九旅、干部旅、十五旅四十五团共15000余人为北路突围部队，他们日夜兼程，边打边走，于6月29日夜复分两路由信阳以南柳林车站附近及李家寨突破国民党军重围，越过平汉铁路，沿鄂豫边西进。7月8日，中原军区北路军全部渡过唐河、白河，进入邓县、镇平一线。
7月11日，全军到达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复分两路向西突围，一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向南化塘前进，另一路由王震率领向山阳、柞水前进。王震率领南路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一师、五十三师在鲍峪岭地区相遇，击退其夹击。并在华阳打退两路追兵;李先念率领北路部队于17日到达南化塘地区时，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一师遭遇，胡宗南控制其制高点玉皇顶和所有重要隘口，后面又有国民党军尾追。李先念毅然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玉皇顶，打通入陕的道路。一场大恶战打响了，我军十三旅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担任进攻玉皇顶主阵地，三十八团从右翼出击，三十九团从左翼掩护，四十五团垫后。战斗非常残酷，经过整夜战斗，打垮了“天下第一军”的第一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通了通往陕甘宁地区的大门。
7月下旬李先念率中原区主力进入陕南，在龙驹赛(今丹凤县)地区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其中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
北路主力突围胜利后，积极转入外线作战，在豫鄂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8月底，成立豫鄂陕区党委和豫鄂陕军区，多次粉碎敌人的“清剿”，建立了4个署、14个县政权、210个乡政权，发展地方武装4000余人。1947年1月，又进入伏牛山地区打击敌军。较大战斗20多次，毙伤俘敌团长以下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子弹6万余发。
南路突围部队胜利到达鄂西北。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按照李先念司令员的安排，率第一纵队二、三旅及第二纵队十五旅(欠四十五团)等部共10000余人为南路突围部队，于7月1日由花园以北王家店附近，经过激烈战斗后，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突破平汉铁路，胜利地到达鄂西北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创建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成立了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鄂西北军区及其所辖的独立旅和5个军分区。在全区建立了11个县政权，20多个区政权，50多个乡政权。仅7至10月，我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营长以下3280余人，缴获山炮4门、各种枪支1300余支。
1947年1月，因部队遭受重大损失，鄂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原局指示精神，决定除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800余人继续留在鄂西北坚持游击战争外，其余部队均转至外线作战，以保存骨干力量。
此外，张体学、吴诚忠、熊作芳率领的鄂东军区部队，在实施李先念的“空城计”，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送走军调部三十二小组的美蒋代表，向东挺进大别山。黄林、张水泉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文敏生等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分别掩护北路与南路主力部队突围后，转入豫西地区。这些部队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后，纷纷突出重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兵力。
如何评价中原突围
如何看待中原突围，实事求是地讲，是有争议的。不仅是现在有，当时就有。不仅是党内、军内有，原中原局、中原军区内部意见甚至更不统一。
1947年六、七月间，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干会议。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这次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差不多。因而在这次高干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已存在的某些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的失败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有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的论断是出自中原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
1947年11月，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重返中原时，陈毅同志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讲：“有人说中原突围是个错误，部队受了损失……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陈毅讲话从战略全局上充分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和五师部队的重大贡献，才把大家的劲重新鼓起来了。
李先念因为领导了中原突围，再加上西路军兵败河西，背上了常败将军的恶名。事实上，中原突围是李先念顾全大局、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范例。后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找李先念单独谈话。他说：有人告了你的状，但不要怕，还要干!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
今天来看，中原突围意义重大，取得了战略性胜利。中原部队在突围前，共有兵力约6万人。为争取和平和准备突围，先后复员及化妆转移1万人。突围时，留下一个旅(鄂东独立旅)及地方武装约1万人就地坚持，参加突围作战的约4万余人(内有一部分地方党政干部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有高山、大河等许多自然障碍，突围作战又正值暑天，其困难与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连毛主席也十分担心“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由于中原部队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到7月中旬，北南两路大军均已打垮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南和鄂西北地区，毛主席对此十分欣慰，7月15日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的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稍后，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一纵队一旅)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苏皖解放区;王震率三五九旅突破陇海路和渭河，返回延安。在突围战役中，歼敌约1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一半)，我军伤亡及非战斗减员共8200人，约占15%，保存兵力还有4万人(包括皮定均旅、三五九旅及原地坚持的鄂东独立旅)。敌人并没能成建制地消灭我军一个连甚至一个排，真是“毫无所得”。
当中原部队突围到达陕南、鄂西北等地区，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之际，国民党用来围追堵截和“清剿”的正规军猛增到32个旅约36万人。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陕南、鄂西北及鄂中、鄂东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把30多万敌军紧紧牵制在自己的周围。
首先迫使胡宗南推迟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当我北路突围部队越过丹江即将入陕时，蒋介石曾三次电令胡宗南、刘峙：“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先念部歼灭。”胡宗南急将其精锐嫡系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及九十师第六十旅等部开至豫、鄂、陕边界进行堵击。后来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进入陕南，占领镇安，胡宗南又增兵防堵、围剿，共达9个旅之多，致使其进攻延安的计划再度推迟，使我陕北军民为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准备工作赢得了半年以上的宝贵时间。
其次是为华北我军的胜利作战创造了条件。《第二野战军战史》记述：“中原解放军自6月底开始突围，到8月中旬，敌人围追堵截的兵力增加到30多个旅，并大部被牵制到豫西、陕南地区……陇海路开封、徐州之间及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只有敌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共六个旅及地方团队担任守备。”晋冀鲁豫野战军乘势于8月10日发起陇海战役，攻占兰封等5座县城，歼敌两个旅连同保安团队共1.6万余人。
中原突围已经过去55年，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早已载入史册。指战员们顾全大局、敢挑重担、不怕困难、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