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创建中共东北地区的组织，保卫中共早期的珍贵文献资料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一)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过陈洪涛、陈福涛、伟人、陈涛、张惠生、张道立、张道惠、张明、张敏、蔚英等名字，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百家尾村一个贫苦农家。祖父陈世深壮年病逝。父亲陈昌寿，幼年寄居外祖父家，为人放牧，常受富人子弟欺凌。后来在五里营、大路铺等处佃耕和经商，逐渐发迹，又搬回祖籍百家尾居住。陈为人童年求知欲强，但家里无力供给读书，他便利用劳动之余，向邻里同龄学童求教，刻苦自学。一九一四年，十五岁的陈为人背着家人到县城沱江镇报考县立高等小学，被录取后，父亲竟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 后经祖母说情和陈为人的苦苦哀求，父亲便以包下饲养耕牛为条件，同意他进校读书。一九一八年，陈为人高小毕业后，千里迢迢，由江华步行到衡州 (即衡阳) ，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此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第三师范这个湖南地区的最高学府，是个新思潮奔涌的地方。陈为人从偏僻的山乡来到这里，学习分外发奋，除攻读规定课程外，常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翻阅各种新书报刊，汲取各种新知识，并结识了蒋先云、夏明翰、黄静源、肖明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为人与蒋先云等一道投入反日爱国斗争，曾被选为学联会代表，担任交际联络工作。在学联，陈为人竭力协助蒋先云、夏明翰等湖南学联负责人，组织全市游行示威和抵制、销毁日货的活动。一天，衡阳教育当局召集各中等学校校长在三师举行会议，密商对付爱国学生的办法。陈为人闻讯，立即与黄静源等跑到湖南学联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通知蒋先云、夏明翰等，组织衡阳各校的爱国学生，赶赴会场，进行质问，揭露教育当局秉承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旨意，企图提早放暑假，分散爱国学生力量的阴谋，并争取一些开明校长和进步教师的支持，允许退出部分膳费，资助各校学生会，利用暑假组织宣传队、讲演团，分赴湖南各县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陈为人和肖明、蒋先云等在车站、码头和城郊农村，散发传单，演出 《自由血》、《爱国泪》 、《哀台湾》 、《惩办曹章陆》等时事新剧，揭露日货充斥中国市场的危害，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
随后，陈为人同肖明、蒋先云等因积极投入驱逐张敬尧及其余孽的斗争，而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这时，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和吴玉章等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消息传到湖南学生联合会，陈为人积极响应，回到县里申请了部分旅费赶赴上海。但有关当局却借口他耽搁时日，私分了他赴法勤工俭学的一部分经费。陈为人出国不成，被窘困在上海，生活陷于绝境。一天，他来到黄埔江边，眼泪汪汪地望着滔滔江水，悲观颓唐。以上情景被一群常在江边散步的青年人看见。这群青年中，有个名叫李启汉的湖南人，竟是陈为人的江华同乡。异地遇乡亲，两人谈得格外投机。原来，李启汉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正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李启汉的介绍，陈为人结识了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许之桢等一批先进知识青年，思想受到很大启发。以后参与筹组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并为此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陈为人等二十余人，聚集在这里，学习俄语，学习有关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常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老渔阳里二号，向陈独秀、俞秀松等人求教，积极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他同李启汉一道，在小沙渡等处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分别担任日夜两班的教课任务; 并同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建立联系，组织工人俱乐部、工人游艺会等，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
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 《劳动界》 周刊。陈为人积极为《劳动界》写稿，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 《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 、《今日劳工的责任》 、《劳工要有两种心》 、《天冷与劳工》 、《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 、《劳工歌》等文章和诗歌，揭穿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一文中说： “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 而我们做工的人，“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资本家有那样好的衣穿，好的吃食，好的房子住，好的器具使用; 我们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最后，他指出：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去了： 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①。陈为人在《今日劳工的责任》 一文中，向工人们发出呼吁说：“兄弟们呀! 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隶，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我们自己努力去做呢! 弟兄们啊! 我们的责任既是这样大，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②从而唤起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共同革命，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陈为人和董锄平等六七人被列为第一批赴俄留学生。为了试探路线，组织决定陈为人一人先行。他辗转到达长春、哈尔滨，准备取道满洲里入俄。但他抵达满洲里时，已身无分文，连最后一笔车马费用也付不出了。于是，他只好写了一张便条，夹在土布背包里抵作川资，趁车夫上厕所时偷偷溜走。后与该地的苏俄同志取得联系，签好出境护照，先期启程赴赤塔。
陈为人到赤塔初，曾被苏俄方面误作间谍逮捕起来。他用俄语耐心解释，才消除了对方疑虑，获准通过。陈为人抵莫斯科不久，即与稍后转道日本、海参崴来俄的二十多个青年，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总结这段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说： “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能解决本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 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①
(二)
陈为人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短训班学习将近一年，一九二一年底奉调回国，被派到北京铁路工会工作。随后，他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铁路系统由以梁士贻为首的交通系控制。北方几条主要铁路线，如津浦、正太、京绥、京汉和京奉等线，都塞满交通系的工头。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陈为人等确定“抓一个点，带一条线”的部署，首先集中力量把始发站党的工作做好，再以此为基础伸展到全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在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线的始发站——西直门站、前门站、前门西站以及永定门站建立起中共的基层支部，培养了一批骨干，从而为北方各铁路线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后，交通系内阁垮台，但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依然存在。吴佩孚为彻底排除异己，对工人进行拉拢。李大钊和当时北方中共组织认为应利用军阀之间的这种矛盾，以扩大中共的活动和影响。于是，经吴佩孚同意，在北方一些主要铁路线上各派一名密查员，以巡查违章事件，也秘密侦察交通系的势力及其活动。北方中共组织便派陈为人、张昆弟、何孟雄等六人去交通部，被分配到京汉、津浦、京绥、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工作。陈为人等名义上是交通部的密查员 (后改为“视学”) ，实际是中共派往铁路上开展职工运动的特派员。陈为人主要是在正太路开展活动，有时，也到京奉路沿线去工作。他利用执行交通检查任务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如在铁路上建党建团，建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开展扫盲活动; 罢免一些最坏的工头，打击反动势力，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
这年九月，中共山东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即将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调赴北方区专作工运工作。中共派陈为人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他认真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会议，肯定王尽美、邓恩铭自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山东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认为他们“作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工作，唤醒工人同志觉悟不少，党中央是熟知的。”①他在王尽美的推荐下，介绍并发展了马克先等一批人为中共党员。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帮助王尽美等正式建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 (一说叫中央直属小组) ，推动山东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陈为人在济南还参加指导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王复元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的一封信，曾这样提到： “自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成立时，为人同志任主席，计十人出席，中央已接到报告，不再赘”①。
为了贯彻中共二大的决定和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开辟党的工作。李大钊根据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罗章龙到东北考察工人运动回来报告的情况，立即委派陈为人、李震瀛去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建团工作。陈为人等于一九二三年三月抵哈尔滨后，首先认真了解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尤其是工运、学运等方面的形势。当时，哈尔滨除日文报刊外，中文报刊共有八家。他们发现只有《晨光报》 “色彩比较鲜明，方向比较正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之下，文字力求白话通俗，以期人人易懂，特别为劳动者所喜爱阅读。”②他们进一步了解到，一九二二年初，哈尔滨各界群众曾举行过反对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的大示威，并成立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其发起人和组织者韩铁声、于芳洲、张树屏、袁子安、沈矫如等一批青年，大部分都在《晨光报》工作。陈为人、李震瀛先以给《晨光报》投稿的机会，与韩铁声取得联系，后又以该报记者身份开展工作。由于他们才思敏捷、办事利索踏实，很快取得了韩铁声等进步青年的信任。他们把这些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与市内各学校、各文化团体和知识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开展工作。
六月，陈为人作为满洲中共组织的代表，以陈福涛的化名，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回到哈尔滨，宣传贯彻三大决议和宣言的精神，力倡国共合作，主张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和发展进步势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进步青年教员和工人中发展了汪洁曼、李铣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五人入团，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
八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彭守朴和陈作霖来哈尔滨，协助陈为人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工作。不久，彭守朴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书记，兼作党务工作。接着，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成立。九月初，陈为人因在《晨光报》上发表的文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势力的攻击，哈尔滨当局也向《晨光报》发出警告。陈为人、李震瀛和该报负责人韩铁声被迫退出报社，旋即倡议创办哈尔滨通讯社。他们选好道里中国十四道街，作为秘密开展工作的据点，决定“以宣传消息、介绍文化、拥护舆论、编纂各项统计调查为宗旨”①。九月中旬，通讯社获得官厅批准正式成立，社长由韩铁声出任，陈为人担任编辑主任，李震瀛担任新闻主任。哈尔滨通讯社建立起来后，即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联系，在业务上争取该台台长刘瀚的支持，由电台供给电讯稿，英、俄文新闻稿经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加以改编，再供给哈市和外埠地方报刊采用。陈为人和李震瀛还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各方采访，以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阵线。
九月下旬，陈为人等又“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宣传文化，改善社会为宗旨”②，通过韩铁声向官厅备案，取得公开办青年学院的合法权利，在道里外围二道街(现中医街)正式成立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学院设有政治经济组、文学组、哲学组、实业组和俄文班等班组，陈为人、李震瀛、韩铁声等人分别在有关班组任教。前来学习的许多青年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陈为人等的启发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东北中共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十二月十六日，陈为人主持召开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和哈尔滨团支部联席会议，决定党团员混合编成两个小组，在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青年工商运动和团体运动等方面，确定专人负责，广泛开展工作。陈为人和李震瀛还建立党在东北地区的临时交通线，担负起护送中共党员赴苏联的出境工作。
年底，原《晨光报》反动分子向奉天、吉林当局告密，形势逐渐恶化。陈为人、李震瀛二人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活动。他们在南满医大组织木铎社，开展学生运动; 帮助整顿中华工学组织，向其负责人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工运情况，为其起草章程，使之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他们还到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小学等单位作讲演，进行革命宣传。这期间，他们发现和培养了关向应、赵悟生、傅景阳、杨志云、栗丰等一批工人知识青年，并吸收关向应、傅景阳等先进分子入党，为在当地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三)
一九二四年一月，陈为人被分配在中共上海区委从事工运工作。他先后深入上海、杭州等城市的职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恢复和建立工会组织，培养和发展先进分子入团入党。一九二四年，他曾一度被调到中央宣传部门，协助蔡和森、高君宇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撰写了《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国民革命与劳工运动》、《工农教育》、《什么是工农运动》、《我们的教育》、《论日政府禁止华工入境》、《上海卷烟商人抗税失败》、《中俄邦交恢复中的列强干涉问题》、《废约运动》、《药山农民反抗贪吏劣绅》、《北洋大学学生的真正的对敌》等四十多篇政论和通讯、文章，在《向导》 、《中国青年》和《平民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热情地赞扬了民众的革命精神，批驳了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的种种谬论，有力地支持了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陈为人奉命回到北京，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继赵世炎之后，兼任职工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他曾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和北方区委的决定，深入印刷和报馆行业的工人中进行活动。他先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的串连发动，成立了报业、印刷工会。这年年底，北京报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这次罢工持续三天①，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陈为人领导北京市一千八百多名印刷工人举行前所未有的大罢工，迫使全城二十七家报馆停止出报多日，显示出北京的工人阶级觉悟以后的巨大力量。
随后，陈为人抓住这有利形势，发动京汉铁路印刷工人刘鉴堂和工人骨干林维翰等，在东琉璃厂外太平巷一号 (后迁往南池子小苏州胡同五号) 组织工人俱乐部，相继接纳人力、搬运、五金、机械等行业工会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财政部印刷局、电话局等工会加入“工人俱乐部”①。在这个基础上，陈为人会商各行业工会负责人，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成立了北京市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北京市总工会，公开领导北京市的工人运动。
市总工会成立后，陈为人为培养工会干部，还举办了职工训练班。他亲自上课，详细地向学员们介绍苏联职工运动的情况，用大量生动事实，从组织、人才等方面阐明职工在苏联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我们中国做职工运动的人们，有的以为吃苦耐劳就是做职工运动的本领。固然，做职工运动要吃苦耐劳，然而，尤须要有做职工运动的知识”②。他要求做职工运动的同志，学习苏联的经验，珍惜和爱护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做职工运动的骨干，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为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陈为人和陈乔年召集刘鉴堂等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第三教室开会，经过酝酿，决定创办北京地区党组织的第一个秘密印刷厂——昌华印刷局，以印刷《向导》 、《政治生活》及有关传单。为时不久，这个印刷厂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时有警察和侦缉队前来查问。印刷厂遂转移到北城花枝胡同十一号，并改名为明星印刷局。在此期间，陈为人还主编过小型刊物《北京工人》，并以“伟人”、“陈涛”等化名撰稿。该刊结合现实，通俗易懂，深受工人群众的好评①。
陈为人在担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期间，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商同宣传部负责人赵世炎，在原石老娘胡同 (现在西四北祖家街北边一个胡同) 和北大三院，办起中共北方区委的第一所党校。首届学员有北京和北方各省市来的党团员骨干达两百多人。陈为人担任教员，讲授《职工运动》课程，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陈为人在领导职工运动的同时，还和农委书记李怀才等人一道，发动和组织顺义县农民举行抗捐暴动。京东一带的贫困农民一般每户都养有几只母鸡，以蛋换钱，补贴度日。那时，控制天津几个打蛋厂的洋商，百般刁卡农民，肆意降价收购鲜蛋，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派李怀才前往顺义县领导群众斗争。陈为人主动提出，要和李怀才一起去顺义。李大钊担心他忙，抽不出身。陈为人说： “职工运动方面的事，我已有所安排，可以离开一下。”李大钊这才表示同意。
陈为人和李怀才等人到顺义后，每日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往返一百四十余里; 有时就干脆住在农民家里。在当地秘密党员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很快将养鸡户组织起来，一致不向天津外商打蛋厂送蛋，而将鸡蛋送往北京出售。接着，京东几个县的养鸡农户相率参加了抵制洋商盘剥的斗争。但狠毒的洋商串通顺义县衙门，在县城和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层层增设税卡，强行敲诈勒索，妄图阻止农民将鸡蛋西运北京。群众气愤已极，纷纷向县当局质问： “我们卖的钱，连家小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钱缴税! ” “洋人卡我们的脖子，你们也如此欺压我们，难道你们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不成?”在陈为人、李怀才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八百多“荷鸡子”的农民，在一个大集日，来到顺义县城，掀起了“八百条扁担打税局”的抗捐暴动。农民们个个抡起扁担，把县税局围得水泄不通，砸了税局的牌子，举行示威游行。反动当局被吓得 “闭门五日”，惊呼： “共产党潜伏大杏洛(村)，借鸡卵捐苛税，哄动愚民入党，暴动。”①一天深夜，反动军警突然袭击大杏洛村，陈为人不幸被捕。陈为人佯称是生意人，敌人搞不清他的身份，加上党组织的营救，不久获释出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学生界等团体在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后，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进一步组织国民大示威运动。陈为人与赵世炎、陈乔年等参加了李大钊领导下组织成立的行动委员会，陈为人负责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月底，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续在神武门、天安门等地举行国民大会，提出“打倒段政府”、“建立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会后，赵世炎、陈为人等带领各方面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口大沽口事件，向我递交最后通牒，进行严重的挑衅，激起了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三月十七日，陈为人和刘伯庄、陈乔年、邓洁、陈毅等，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有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等二百多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议在十八日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政府严正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在最后通牒上署名的帝国主义公使出境，废除不平条约。会后分两队到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重伤六人，轻伤数十人。
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主席台前悬挂着先一天受伤代表的血衣，引得满场群情激愤。大会在通过驳牒、驱公使等六项决议后，在李大钊率先引导下，陈为人、赵世炎、王一飞、陈毅等，组织各路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抵达国务院所在地铁狮子胡同，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卫队士兵手执大刀、木棍向游行群众乱砍猛冲，继而开枪射击，造成死亡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的惨案。李大钊和陈为人、赵世炎、陈毅等站在最前列，一面掩护和指挥群众退却，一面布置抢救受伤人员。
当天晚上，陈为人等协助李大钊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议决务必坚持斗争到底，慰问受伤者，为死难者组织追悼会等; 随之又参加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北京各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善后事宜。
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祺瑞是“彰明昭著的卖国凶犯”; 强调指出： “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
三一八惨案后，陈为人继续留在北京地区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五月，他前往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就在这期间，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惨遭奉系军阀杀害。陈为人在武汉出席了国民政府及武汉各界人士为李大钊等烈士召开的追悼会。后来，陈为人根据自己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曾说过： “黎明前的世界是最黑暗的，我们千万不要麻痹。”①
陈为人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同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等商量决定，除留下几位同志在机关观察动向外，其他都转入地下活动。他化装潜伏在燕京大学，一面布置“善后事宜”，一面将党的文件和人员妥善转移。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被破坏后，北方党失去了领导中枢。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五大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彭述之来北方恢复党的工作。彭述之到北方后，于八月一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第一届顺直省委，由彭述之任书记，刘伯庄负责组织，陈为人负责宣传兼工运。八七会议后，中共决定将北方党和顺直省委的领导机关转移天津。陈为人奉命率先去天津作出安排。他与刘伯庄等先住在天津大饭店，后在法租界天主堂屋后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楼作客厅，二楼刘伯庄夫妇住用。陈为人与一位名叫韩慧英的教师及另一名叫李芳的北大女学生，组织一个假家庭，住进了三楼一套陈设讲究的房间。这样，为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工作机关。当彭述之以北方局副书记和顺直省委副书记身份被中央派来天津后，为了保密和安全，陈为人等分散他住，建立临时工作机关。此后，陈为人与韩慧英正式结为革命伴侣，互相帮助，坚守在党的战斗岗位上。
后来，顺直省委应中央决定，在蔡和森主持下进行改组，党组织处在更加秘密的状态下。九月二日，王荷波、蔡和森到达天津，他们召开了北方局扩大会议和顺直党的活动分子会，蔡和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开得较长。陈为人等认为天津环境日趋险恶，建议北方局不要继续驻在天津。北方局采纳陈为人等人的意见，又返回北京建立机关。
(四)
八七会议后 (又一说在五大会上)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三省省委。邓洁等被派到大连后，不幸遭到逮捕，中共中央北方局即派陈为人到东北筹组满洲省委，统一满洲党的领导。这是他第二次被派往满洲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陈为人、韩慧英来到沈阳。其时，因中共北方局被破坏不久，原先确定的关系地点都转移了。陈为人经过许多曲折，才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他往返奔走于抚顺、本溪、营口、吉林、哈尔滨等地，同早已在哈尔滨工作的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共同研究，于十月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陈为人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会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 、《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要求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 当前主要是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相机组织斗争与暴动，破坏与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陈为人任中共满洲临时委员会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农运、工运、青运、军事等工作，均确定专人负责，韩慧英则更名韩惠芝做妇女工作。
这次大会后，陈为人对东北地区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调查，了解到“满洲土地大部分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分租给许多佃农，没有地主生产而仍是小农经济”①; 地主阶级、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通过地租与纳粮、高利贷、“官银号”、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军阀、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日益增多，千百万的农民破产，作成他的奴隶，这一过程现在正在继续发展。”他为满洲省临委起草了《农民运动决议案》 ，提出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 “推翻地主军阀的政权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军阀官僚无代价的占有土地”，“一切土地应无代价的分配给农民，并资助其开垦，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他领导省临委检查过去“没有切实领导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等错误②，确定“发动及领导农民斗争是农运的中心工作”③; “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同时也是农村中革命的中心领导力量”; “主力是当然的贫农” ; “必须采取拉住中农的策略”; “要使富农中立”，“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而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他明确指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 “彻底的胜利”④。
一九二八年一月，陈为人在沈阳主持召开省临委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了 《政治党务报告》 。此前，由于执行委员刘相宜被捕，省委通信机关和长春、哈尔滨、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鉴于这种情况，陈为人在执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吸取经验教训，加强秘密工作，“每个同志都要在支部学习组织工作与秘密工作”。他针对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强调在改造土匪的工作中，“不能梦想土匪不经过分化和党的组织，不经过农民群众的发动，能领导他们暴动、取得各县的政权。要用党的政策去分化改造他们”; “在职工运动中，由于提出 ‘组织秘密工会’ 等高口号，常使工人怕与我们接头”，“今后要用各种方法(如拜把)接近工人，兴奋工人”;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不仅注意发展工农分子，也要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是多数能为无产阶级牺牲、作革命工作的，当然不能以另眼看待”①。他还对前段在策略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错误，带头作了自我批评。
为了加强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将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委经过整顿和健全组织，战斗力大为增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后，周恩来、邓颖超、张国焘、罗章龙、夏曦、张昆弟，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代表的安全往返，都是经由东北地区、由陈为人和哈尔滨市委迎接和护送的。
六大以后，中共满洲省临委随即在沈阳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六大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二十一人，代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二十五个地区二百三十名党员。陈为人代表省临委在会上作了 《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和《职工运动报告》。他根据六大精神，着重检查和分析省临委过去在政治指导上执行盲动主义错误。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分析满洲革命的客观现象，不去考察革命主观的力量，很机械地拿别地暴动政策死板应用。事实上满洲革命力量太薄弱，暴动政策在满洲推不动工作”; “政治路线既错误，工作的路线和策略也跟着错了”。他指出，盲动主义在满洲，虽不象其他省遭到严重损失，但是脱离群众，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影响党内同志的革命情绪，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①。
这次大会通过了陈为人起草的 《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会议完全同意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的确定”和“关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会议确定党在东北地区主要的政治任务是： “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之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农民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促进革命的发展，以准备革命的高潮。”②大会还提出党在东北地区的具体工作任务，决定改中共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张任光等七人被选为省委委员，陈为人任省委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部长，唐宏经任工运部部长。
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成立后，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到一九二八年底，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奉天市委、沈北区委、辽阳区委、关东县委、安东特支、抚顺特支、台安特支、营口支部、沟帮子支部、延边区
委、哈尔滨县委和市委等党的组织，共有党员二百七十多人。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先后组织了反日爱国游行示威。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修筑铁路，中共满洲省委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领导与发动各方面群众开展斗争，到年末，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停止了原订的修路计划。陈为人还经常到大连、奉天、鞍山、抚顺、营口、本溪、长春、哈尔滨等地以及京奉等铁路系统，深入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指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一时期，以陈为人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出版了 《满洲通讯》、《满洲红旗》、《满洲工人》等刊物; 还通过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党的基层干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陈为人、吴丽石等十四人，在沈阳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时，因警惕性不高，与会者不幸全被警察逮捕。
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东北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刘少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得以幸免。他在事发后的第二天，即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次年一月二日，两次写信就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和教训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汇报指出： “会议的地点既选择在敌人所注意的兵工厂附近，事前对于会场又无一点的布置，竟在同一时间内有着若干式样服装的十余人到一间工人居住的小房子里，怎么不会引起侦探者的注意，既带有文件，而彼此的关系又先不弄好，所以警察一来，只好是束手待缚。”①
陈为人等十四人被捕后，在长达七个月的关押期间，相互以表姐弟等关系相称，通过韩惠芝(即韩慧英) 与党组织派来的谢觉哉等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斗争。无论在狱中，还是在法庭上，他们都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虽经受敌人各种严刑拷打，然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秘密。敌人由于没有取到任何凭证，便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将陈为人等十四人释放。
陈为人出狱后，会见了来东北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得知自己将要奔赴新的岗位。他向韩慧英询问了几个月来机关的情况，即催促她赶快将儿子南红抱到旅馆来。身陷囹圄半年多，他多么想早点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他很快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胡须，并上街买了玩具，在房里等着。韩慧英借故拖了两天，才将南红染病经过、不幸夭亡的悲痛消息告诉陈为人。他听后，沉静了好一阵，把头一抬，说： “走吧，组织调我们去上海! ”①
(五)
一九二九年八月，陈为人奉命偕韩慧英来到上海。开始，陈为人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化名张明，与曾中圣、彭干臣等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地址在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 和麦特赫司脱路 (今泰兴路)交叉口后侧的一栋三层楼双开间的弄堂房子里，对外称住家兼客栈。训练班的学员多系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和中央机关直接选送的干部，每期十几至三十来人; 训练内容主要有政治和军事两项。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上课、讨论，都集中在楼上后间，吃住也在楼上，保卫工作直接由中央特科陈赓和刘鼎等负责。训练班人员中的对外称呼、相互关系、所住房号等，都预先作好安排，如曾中圣是“房东”，彭干臣是武汉驻沪“蜜蜂经理处”经理，其他都是房客，有的住亭子间，有的住灶壁房……。周恩来、项英等都曾化装成商人，以做生意为名，来训练班给学员上课。陈为人和曾中圣等也担任苏联革命概述和革命者应有的素质等课程的讲授。韩慧英和彭干臣的夫人江鲜云以炊事帮工和家庭主妇身份，负责煮饭、送开水或担任瞭望。
一九三○年初，陈为人夫妇奉命搬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①，与谢觉哉、李求实等住在一起。李求实等住楼上，陈为人和韩慧英住楼下，谢觉哉住在亭子间。几个青年人对陈为人夫妇称兄呼姐，大家对谢觉哉尊称“阿叔”，以此掩护共同担任编辑党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李求实担任该报主编，并负责组织通讯报道，陈为人夫妇担任经理和交通，谢觉哉任主笔等。这张四开小报，每月一期，内容十分丰富，既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困苦情况和斗争状况，又及时大胆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暴政，还报道了各根据地红军武装斗争的胜利消息等。因此，它出刊后多次被反动当局查封，送报者及报务发行员先后被捕和遇难者近百人。但该报在陈为人等人巧妙的安排下，突破敌人的重重阻拦，继续组织出版发行，致使六易其名的《上海报》 ，在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正如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红旗》第十七期所指出的： “我们的 《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苦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一九三○年八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 《红旗日报》以后，陈为人夫妇和谢觉哉、李求实等，奉命搬家。按照组织安排，陈为人夫妇迁往北四川路，驻守中央机关的一个据点，公开登记的是一个中等商行。为了工作方便，中央又调夏娘娘同陈为人夫妇住在一起，帮助他们管理家务，带小孩，照看机关。中共中央批评“立三路线”的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后来，由于夏娘娘被捕，尤其是顾顺章叛变，陈为人夫妇又几经搬迁，始终担任着驻守中央机关据点和中央特科分配的有关交通任务。
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陈为人到另一个机关办事，超过了预定时间不见回来。次日，赵世炎的姐姐赵世兰通知韩慧英：陈为人已经出事，并约她隔日在虹口公园会面。但在约定的时间未见到赵世兰。这样，韩慧英的组织关系，突然中断。她带着孩子过着走亲靠友、昼伏夜动的艰险生活。这年冬天，陈为人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又在贫病交加中夭亡。
陈为人是在出事机关门前，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逮捕的，先关在上海法租界西牢里，后来被引渡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当时，这里已经拘押了八名同志。经过特科介绍，陈为人和刘晓、谢宣渠组成中共龙华狱中支部委员会，领导狱中政治犯进行斗争，并对新来的难友进行帮助教育，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关向应等特别加以保护; 同时，在军警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一些警察受到狱中党支部的教育，也主动帮助政治犯送物件、传递消息。以后，韩慧英的组织关系，也通过陈为人在狱中接通。此后，她和陈潭秋的夫人许一直、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发生联系，互相转达消息和文件。
一九三一年底，敌人仍找不到陈为人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加之韩慧英和何宝珍等在监外通过党的“互济会”的营救，陈为人被释出狱。但这次狱中生活，因受刑过重，造成他两腿麻木，并染了严重肺病。组织上决定，要他安心休养。他先住在小沙渡路刘少奇家里，最后搬到静安寺路明月坊。陈为人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组织上派了一位西医给他打针吃药，并嘱他继续休养治疗。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怎么能如此休养下去! 尽管上级党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但他在刘少奇离沪去苏区后，便主动担任起教管两家孩子的责任。他常用讲故事等形式启发孩子们，让他们支持妈妈的革命工作，有时还教给他们如何对付不速来客和军警特务的办法。时间久了，孩子们用陈为人教给的种种办法，跟着妈妈，竟完成了一些秘密任务呢!
陈为人休养一段时间后，身体逐渐好转。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奉中共中央派遣，负责担任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文库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参加党的会议，也很少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按照党组织布置，文库对外以一个湘绣店作掩护。他们白天穿上组织上给他们购置的款式漂亮的衣服，以生意人的面目出现。一到晚上，陈为人就在三楼上把窗子关死，遮好灯火，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 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纸剪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并按地区、时间、问题加以清理，然后重新装箱，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这批珍贵的文件资料，共六箱、两万多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各种会议文件，如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和会议记录; 有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如宣言，通电，告工人、农民、士兵书等;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来往文件; 还有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调查材料、会议记录、党内刊物，留法、留德支部的文件;各革命群众团体的文件;还有一些著名革命烈士遗留下来的材料。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的反映了中共的活动和历史面貌，是中共最珍贵的一部分文献。陈为人担负保管文库的工作后，不同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即张唯一) 的人单线联系。搬家转移时，移动成箱的文件是最吃力、最担风险的事，但几次大转移，陈为人都谨慎地完成了任务。每到一个新地方，陈为人就在自己工作的房间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将经过整理没有用处的纸片、书籍随手烧掉。陈为人夫妇还做了严密的防范计划： 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相当紧张，陈为人夫妇就将文件当作家当，一起搬迁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去住，因为敌人万想不到在白俄家里竟会有这样重要的共产党文件。一九三四年，陈为人夫妇的小女儿就在这里诞生，玛利这个名字，就是那家白俄老太婆给取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中共八个活动据点，“张老太爷”被捕。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也被等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
韩慧英被捕以后，陈为人立即用高昂价格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 合兴坊十五号一幢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可是，从这时起，陈为人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他陷入极度痛苦中： 除了一个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三个孩子。韩慧英被捕的当天，家里已经无积蓄了，一天两顿红薯充饥。陈为人肺病吐血，只好把萝卜当做水果吃。为了掩护身份，瞒过楼下的房东，陈为人每次在楼下煮好红薯后，常常把一片干鱼盖在上面，再往楼上端(表示生活正常) ，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那片干鱼收藏起来，怕不懂事的小孩看见抢着要吃。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用了一个月之久。后来，连掩护机关所需的经费也成了问题。陈为人急得没法，曾去找过鲁迅帮忙，还靠进步知识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书给予接济。到了七月，陈为人已再无法维持下去，不得已写信给在河北省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告以姐姐“重病”，要她前来“看望”。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韩慧如对往事仍记忆犹新。她曾多次对人说： “当时要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就必须维持为人住的房子。要维持房子，就得凑足钱按时交房租。为人已经得不到组织上的接济，付房租就成了火烧眉毛的大事。”韩慧如把自己当小学教师积蓄起来的三百银元全部交给了陈为人，但这只够付十个月的房租。为了交足一年的房租，陈为人只好把二楼的家具变卖掉，连能卖的衣服也卖了，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最困难时，一日三餐的山芋粥，大人小孩每一顿只能均到一小碗。韩慧如讲了一件陈为人不许孩子多吃粥的感人肺腑的事： 小女孩因饥饿难熬，经常啼哭，陈为人怕招致祸害，经常把手指塞在她嘴里止哭。大孩子喝下点稀粥不饱肚子，看见锅里还有，就说： “爸，我没吃饱，还要吃。”陈为人哄着孩子说： “这是吃点心呀! 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能吃饱的。”孩子又问： “爸，为什么妈妈走了以后，我们总是天天吃点心呀?”陈为人看到孩子们愁苦的脸，立即站起来，笑着对孩子们说： “来，我和你们一起跳个舞吧! ”他就一个人先跳起来，逗得孩子们乐得笑个不停，不再嚷着要粥吃了。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锅里剩下的那点稀粥是留着作全家晚餐的。
早已感染上肺病的陈为人，由于忍饥挨饿，病情开始加剧起来。尽管这样，每天晚上，他还是继续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找关系。他曾去找过何香凝，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他下次不要再来; 他用暗语登过寻人广告，还要韩慧如去张贴过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帖子，但都没有结果。陈为人内心焦急万分。
一九三五年底，韩慧英被释出狱。原来，韩慧英在“张老太爷”家被捕时，她已随口改名王英，伪称走错了人家。敌人搜身检查时，她早已将文件毁掉处理了，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敌人将她与“张老太爷”一起关在龙华监狱中，两人假装不认识。后又把她送到苏州反省院，与夏娘娘关在一起。夏对她暗示： 我是坚决的。她心里更加坦然。无论敌人严刑毒打，还是用精神战术摧残，都未从她的嘴里得到任何口供，最后不得不放了她。
一九三六年春，韩慧英通过李慕英的介绍，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通过工作接触，她认识了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渐渐了解到罗和党有关系。通过罗叔章，她终于和中共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了关系。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组工作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也正在到处查访寻找陈为人呢。
一九三六年初秋，陈为人穿上一件灰绸夹长袍，走到一家饭店楼上，看到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 ，书边有梨一只，一个高大个子的男子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个人就是徐强。陈为人走上前去，对上了接头暗号，心里高兴极了。但在初次交谈中，陈为人并没有立即将他的住址告诉徐强。自从与组织失掉联系以来，他随时准备着可能发生的意外。他早已下了决心： 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地将整个中央文库交出去。饭店接头以后，他又几次和徐强交谈，终于解除了疑虑。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将徐强带到他的家中。徐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身上的担子重啊! 即使在同我交谈时，我也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①
其时，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的工作交由徐强指定的另一个同志保管，并立即组织将文件转移。当陈为人送完最后一箱文件回来，一进门就大口大口吐血不止。为了抢救他的生命，组织上把韩慧英找去，对她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还派了纪纲②和一位名叫老金的同志与韩慧英等保持联系。纪纲是个中医，常给陈为人开药方。但陈为人的肺病拖得太久，已经到了晚期，眼看已无法抢救。组织上征得韩慧英同意，叫陈为人对组织和家人留下遗言。但为人个性强，而且乐观得很，根本不承认他会死。他说： “我不死，我还要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晚上九时许，韩慧英见他神情不安，象是身体不舒服，而又在勉强挣扎，便关切地问：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陈为人捏紧双拳，对韩慧英说： “你不要怕，不要紧的……”。
他这样重复了几次，声音越来越小。就这样，他躺在病床上，走完了战斗的历程。
当天晚上，韩慧英用被子将陈为人盖好，领着三个孩子守在床沿边，陪他安睡了最后一个夜晚。次日，在毛达恂①、罗叔章和一些朋友们的帮助下，给陈为人料理后事。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向韩慧英表示慰问，并发给路费，要韩慧英把三个孩子送回湖南。陈为人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里。后来他的遗体同湖南会馆毁于日寇侵占上海的战火中。
注释
①②原载《劳动界》第14、15期,转引自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①原件存中共江华县委党史办公室资料室
①《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问题》,载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①《陈为人帮助建立中共山东党组织问题》。
②韩铁声: 《忆陈为人同志》 (1964年2月),未刊稿,原件存衡阳市湘南学联陈列馆。
①张福山: 《陈为人同志在哈尔滨》,载 《黑龙江史志》1985年第2期。
②韩铁声:《忆陈为人同志》。
①刘鉴堂: 《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发行的经过》,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
①刘鉴堂: 《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发行的经过》。
②为人: 《苏联职工运动的现状》,载《中国工人》 第4期,1925年4月版。
①赵庚奇、梁湘汉: 《陈为人早期在北京工作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载《北京史苑》第1期,1982年版;笔者访问乐天宇的记录。
①赵庚奇、梁湘汉: 《陈为人早期在北京工作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
①韩慧英: 《追念陈为人》未刊稿,原件存烈士亲属陈爱昆处。
①②③④满洲省委: 《农民运动决议案》,复印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①《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4期。
①《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4期。
②《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3期。
①薛景平、陆锦华: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不是由于叛徒出卖》,载《辽宁党史资料通讯》 1984年第3期。
①韩慧英:《追念陈为人同志》。
①一说在沪东胶州路的一栋小洋房里,见《谢觉哉传》。
①郑伯亚、费云东: 《党中央地下档案库》,载《瞭望》周刊1984年第42、43期。
②纪纲解放后在中央内务部工作。
①毛达恂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