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赞贤，字子襄，一八九五年九月二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生于江西省南康县东山乡陀圳村 (现属东山人民公社) 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此时正是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加深的年代。陈赞贤的父亲陈锦兰、母亲朱辛珠，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陈锦兰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善于调解乡间各种纠纷，颇得远亲近邻的好评，但也为此而受到土豪劣绅的刁难和侮辱。有一次，他在调解附近“两姓”争房屋的纠纷时，要求双方拿出契约凭据，被劣绅们大骂了一通：“你肚子里没有墨水! ” “你看不懂契约!”侮辱讥笑他没有文化。赞贤知道后，一面安慰父亲，一面要求上学念书，立志为父母报仇。“辱我父母及我身尤多，吾恨之入骨。”如不报仇，“陈赞贤即为逆子。”①这样，陈锦兰便下决心节衣缩食供儿子上学。
赞贤八岁进入私塾，读书三年，十二岁入东山乡陀圳小学，翌年转入东山乡立小学，十四岁考上了南康县立高等小学。他打赤脚、背上一床土布棉被、兴致勃勃地去进新学堂。谁知刚进校门，就因交不出三块银洋的学费而被赶了出来。赞贤回家之后，其父东挪西借，其母铲草卖钱，勉强凑够了学费，才得以重返学校。
赞贤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又有一颗为父母报仇之心，所以一踏进学堂门，就刻苦用功，凡读过的书，他都力求弄懂。由于求知欲望强，接受能力快，三年高小，他都名列前茅，成为全校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一位老先生夸奖他说： “若汝之聪明学力，后生中诚难其选。从此上进，殊难限量。”而赞贤却很谦逊： “赞愚鲁未学，鄙劣殊甚，多蒙奖励，敢不自奋。”①尤其可贵的是，他在高小读书阶段，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热情追求真理。他善于团结同学，喜欢结交朋友，且能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读书不忘劳动。每逢星期天，他都在家帮助父母放牛割草或犁田耙田，忙到天黑才匆匆返校。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赶跑了封建皇帝，但是革命果实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代替了清朝的腐朽统治，民族危机更加深重。陈赞贤的家乡南康，地处江西赣州通往广东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更不康宁。军阀专横暴虐，豪绅飞扬跋扈，地主重利盘剥，官府捐税尤苛，迫使穷人们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刚刚高小毕业、年方十八的陈赞贤，不忍再看家乡父老叔伯的凄凉惨景，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乡，满怀爱国救民的激情来到南昌，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这个讲武堂的堂长是当时拥护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他们标明设立讲武堂的宗旨，就是要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整顿军队为之后盾”，“养成军官者必选良家子弟军队长官勤加训练。”①陈赞贤在讲武堂勤学苦练，不但学得了一身军事技艺，而且注意时事，进一步阅读进步书刊。他在讲武堂写的“学习杂记”中谈到： “中国六耻： 一、鸦片之战。二、中法之战。三、中东之战。四、八国联军之战。五、日俄辽东之战。六、英法联军之战。呜呼是六耻也。虽曰中国之耻，亦即吾同胞之耻也。愿同胞，卧薪尝胆。以求雪是耻而报我仇也。”②这种发愤图强报仇雪耻的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在当时一般青年人中是难得的。
1913年7月，李烈钧追随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在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首先反袁。不到半月，李烈钧就被袁世凯打败，湖口被袁军占领。由于李烈钧败走，江西陆军讲武堂也被解散，陈赞贤只好返回家乡。
陈赞贤回家之后，看到南康政治昏暗，教育腐败，少年儿童还在读“人之初”一类陈旧的文言启蒙课本，心里很不平静，于是决计改革南康教育。他想从教育入手，启发民智民觉，实现“教育救国”。1915年，他任教于南康县唐江镇乐群小学;1916年，他转到东山乡附近的新民小学教书; 1917年，他回到东山乡陀圳村小学教书; 1918年，他创办了东山高等小学校。
陈赞贤任东山高小校长达三年半之久。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人民纷纷觉醒。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康时，陈赞贤就组织南康学生奋起响应。他在南康组织了全县学生联合会和救国会，领导南康人民进行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的爱国运动; 他带领人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挨店检查登记仇货(日本货)。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到南康县的潭口圩讲演，遭到土豪劣绅操纵的流氓捣乱，扬言“奉主事 (即县长，北洋政府时代称 ‘主事’) 命令，不准在此宣传过激言论”，陈赞贤激昂慷慨地说： “宣传爱国有什么罪?难道要大家当亡国奴?赣州城里已经在烧毁日货了，我们南康的父老兄弟，可以袖手旁观吗?”在他的鼓励下，人们齐声怒吼： “打倒帝国主义! ”使那些坏蛋灰溜溜地逃走了。
为了改革教育，陈赞贤废止了一些陈腐的老八股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并把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他经常利用朝会夕会，向学生做时事报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学生多读报刊，“阅报可以广见闻增学识，”①启发学生“要有革命心，赶走卖国贼，中国才可强盛。”假日，他还带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救国道理。他告诫学生要热爱劳动、各勤一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凡我乡民。其各勤一业。”②当时东山小学的校舍不够，经费缺乏，陈赞贤便领导师生们自己动手，抬木头，挖土方，挑泥土，盖房子，平场地，砌围墙，把个校园搞得整整齐齐，有条有序，开创了当时南康教育的新风，受到广大师生和周围群众的好评。由于他年纪轻，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少老师”。但这件劳动建校的好事，却被当地豪绅诬篾为“有辱斯文”、“成何体统”! 有些好心人劝陈赞贤不要得罪有钱人，陈赞贤却斩钉截铁地说： “我回来办学，不是为他们有钱人的子弟，谁要嫌弃就请便，我这里不养蛀米虫! ”由于土豪劣绅的强烈反对和报复，陈赞贤终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1921年，陈赞贤率领朱由铿等一批进步学生去南昌升学，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十一班。1922年，他认识了江西党组织的创建者赵醒侬同志。一师当时是全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学生运动比较活跃的学校之一，进步学生比较多，赵醒侬很注意在一师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就陈赞贤所在的十一班而言，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CY或CP，其中有些人为革命而光荣牺牲，如冯任、朱由铿，欧阳洛、肖志慧、陈逸群等。而陈赞贤是该班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思想较为成熟，行动也敏捷持重。他在一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又得到了赵醒侬的教育帮助，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武夫专横列强侵略知非革命不可。”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22年春，他投笔从戎，到广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队。当时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积极准备北伐。同年5月，孙中山指挥北伐军进攻江西，陈赞贤随军入赣充少校书记，军行至万安、泰和时，广东发生陈炯明叛变，部队回师讨逆。由于长途行军，气候炎热，陈赞贤身患重痢，遂回家治病。
在家养病期间，陈赞贤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贪污公款和打倒县知事的斗争。南康的大恶霸陈主兰、邓朝贵趁兵乱之机，将县里的公典财物鲸吞一空，激起全县穷苦人民的愤慨。陈赞贤支撑病体，团结数百群众，调查材料清算帐目，和恶霸们到县署“打官司”。在铁证面前，迫使恶霸退赔一万余元。南康县知事芦文焕，勾结土豪劣绅，作恶多端，南康人民深恶痛绝。陈赞贤又团结群众揭露其罪行，终于使芦文焕下台。从此，陈赞贤的名字在南康人民中越传越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23年，陈赞贤任县立中区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恢复了他的教书生活。他热心教育事业，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使学校的声誉日高。那时，北洋军阀的军队经常来抢占校舍，摧残教育，使许多适龄儿童无法上学。为了不荒废儿童学业，陈赞贤便借用民房，或实行露天上课。农民子女家务劳动多，读书比较吃力，他便拿出自己的煤油灯，晚上为他们补课。有的学生病了，他还带学生到南康、赣州去求医。“学生何良训，目因用功受伤。初引至军医官陈书元处诊视，未得治法。一月四日，同至赣城肖荣光先生医院内，合得眼镜一副，已交银请代办。”①他这种对学生极端负责和艰苦办学的精神，使学生家长深受感动。当时的省教育厅为了笼络人心，欺骗舆论，也发给他以一等奖褒状。
1923年6月，陈赞贤由于在南康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声望高而被公推为南康县教育会副会长。同年夏天，他组织了“暑期讲习会”，集中县里语文教师三十余人研究国音字母教学，颇见成效。是年冬天，他又创刊 《蓉江教育》 杂志，请富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写文章，介绍先进的教学方法，推广教学经验，借以提高教学质量。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陈赞贤在南康发起追悼会，由于土豪劣绅的阻挠未成，他便赶到赣州参加追悼会，并且上台讲话，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五卅”运动爆发后，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以声援“五卅”运动为中心的反帝运动。陈赞贤在南康召集了工商学界人士开会，举行罢课、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并组织了“南康后援会”进行募捐，支援受难同胞。
1925年7月，应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之邀，陈赞贤以参观省运动会的名义来到南昌，由赵醒侬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出席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赵醒侬给了他一张工作委任状，委派他回去筹备南康县党部，开展国共合作活动，扩大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他由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根据党的指示，陈赞贤在家乡更加积极主动地领导南康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十分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动向。他在1925年9月编的《本国官员一览表》 中，对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各省区的军政官员全部列在表内，他经常向人们宣传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斥之为“卖国政府”，“非革命不足以救国”。这年冬天，北洋军阀政府到处拉伕，人们东躲西藏，心神不宁。陈赞贤见此情景，非常气愤，立即挺身而出，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拉伕的斗争。这种行动，激怒了反动政府。他们侦知陈赞贤是共产党员，是南康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便在1925年12月16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陈赞贤的家和他的学校，企图逮捕他。幸而陈赞贤预先得到消息，便在头一天晚上向亲友筹集旅费，星夜逃出南康，投奔当时革命的根据地广东去了。从此，陈赞贤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涯，而置身于更广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洪流。
(二)
1925年的旧历年关，陈赞贤到了广东南雄，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傅恕同志留他在南雄工作，任南雄总工会委员长。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他改组了南雄总工会，领导工人进行反对封建把头、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开展了募款募捐运动，积极地支援省港大罢工。他很重视宣传工作，在南雄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培养了宣传干部一百多人，分到全县各地做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还担任南雄中学及城里各小学的义务教师，宣讲革命道理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加强部队的宣传工作，党又派陈赞贤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 (政治部主任是方维夏同志，后来牺牲) 。
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出师北伐。当时驻守在江西赣南的军阀部队有杨池生、杨如轩、赖世璜三个师。杨池生是赣南镇守使，滇军第一师师长，杨如轩也是滇军师长，他们坐镇赣州。而赖世璜是赣南地方势力，对“两杨”称霸赣南不满。他们经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为了利用这一矛盾，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党即派陈赞贤回赣州，和朱由铿一起，在大新开路黄家祠内，设立秘密机关，进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他抓住和利用了赖世璜与“两杨”的矛盾，策动了赖世璜部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1926年9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顺利地攻占了赣州城，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积极地响应了北伐军入赣。
1926年9月，陈赞贤奉命回南康担任县长。他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南康第一个党支部。为了解除人民痛苦，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革腐败的制度。他就职后立即宣布“三禁”： 禁烟、禁赌、禁妓。几天后，他发现一个警长私设烟赌，便当众撤办了这个警长，令烟赌犯和娼妓改邪归正。他常常召集工作人员开会，告诫他们要廉洁奉公，为民众服务。他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还抽空下乡，宣传三大政策，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他这些措施，大得民心。陈赞贤虽然仅仅做了二十一天的南康县长，但政绩卓著，得到了“南康人民的好县长”的好评，群众送给他一块“德在民生”的大匾。
为了加强党对赣州和赣南革命运动的领导，1926年10月，陈赞贤被调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 (特支相当于后来的特委，领导赣南各县委) 、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农运动指导员，同时，奉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命，筹建赣州总工会。
赣州，是江西省第二大城市，历史悠久，群山环抱，三面临水，地形险要，位于章贡二水汇合处，是赣江的起点。它东接闽西，南连粤北，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它是赣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重镇。赣州革命运动的开展，对赣南各县关系重大，对闽西、粤北也有影响。
陈赞贤来到赣州之后，首先组织力量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出版了赣州《国民日报》和 《青年之路》，利用这些宣传工具，正面宣传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并开展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最后使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赣南新报》倒台。1926年10月10日，中共赣州特支在赣州各界人民纪念辛亥革命的群众大会上，散发了《革命宣言》，①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迅速地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巩固革命的后方，开展革命运动。”
为了从组织上干部上做好开展工农运动的准备，陈赞贤在赣州创办了“赣南工农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干社” 。“工农干部训练班”是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培养训练工会、农会的领导干部。学习时间为两个月。学员是各地送来的工农积极分子，也招考部分知识青年。学员在训练班学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学习怎样组织工会、农会，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方法，学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党的基本知识，并到工农运动中去进行实际锻炼。经过训练，学员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学员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干社”是党培养训练青年干部、培养建党建团对象的机构，主要对象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部分青年工人、社会失业青年等。吸收入社有严格的手续。社员经常阅读《向导》、《红灯》等党的刊物，许多人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926年11月，“青年干社”社员达一百三十多人，1927年春，发展到近六百名。这些人都是赣南工农运动的骨干。
陈赞贤在领导赣州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当时赣州工人阶级的状况是： 手工业工人占多数，行业比较分散，失业工人比较多; 他们受压迫受剥削很深，工作时间多在十二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养活不了两口人; 他们一经发动，其革命性斗争性就非常强烈。针对这种情况，陈赞贤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宣传组织工会的意义和作用，发动工人参加工会。他向工人们说：军阀、官僚、资本家三个抱成一团，欺侮工人; 我们一盘散沙，各顾各的，当然斗不过他们。现在共产党领导办工会，谋求工农解放，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一齐和资本家斗，人多势众，还怕斗不倒反动派?这些话，对工人的启发很大，工人们听了十分高兴，纷纷来找陈赞贤诉苦谈心，要求组织起来。1926年10月，中共赣州特支在八镜台召开了筹组工会会议，有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参加。陈赞贤在会上通俗地讲解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贫穷困苦的原因，指出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谋求解放的道理，还介绍了安源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经验，对与会者的鼓舞极大。会上决定成立赣州总工会筹备处，陈赞贤被选为筹备主任，肖韶、钟友阡为常务筹备员。会后陈赞贤又深入各个行业，协助工人代表传达八镜台会议精神，掀起了组织工会的热潮。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五十六个基层工会，会员达一万八千人。在这个基础上，1926年11月初，召开了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赣州总工会，陈赞贤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肖韶、钟友阡为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赣州工人运动和赣南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赣州总工会成立后，为了保障工人运动的顺利开展，捍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示和赣州总工会组织法的规定，成立了赣州工人纠察总队，各基层工会成立分队。纠察队员达五百多人，都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而又年轻力壮的工人。他们庄严宣誓： “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保卫工人利益，维持地方治安。”这支工人武装在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当时赣州工人生活异常困难、职业无保障的情况，以陈赞贤为首的赣州特支和赣州总工会，领导赣州工人开展了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中心的斗争，要求订立劳资合同。赣州工人的这些合理要求，却遭到了以刘甲第为首的资本家的拒绝，党组织遂决定赣州钱业店员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因为钱业是全市的经济枢纽。钱业资本家在经济上是全市资本家的实力派，在政治上也是全市资本家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土豪劣绅、新旧军阀相勾结，结成反革命联盟。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往往都是以钱业资本家的态度为转移。
在陈赞贤的领导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钱业店员三百多人举行了罢工。罢工开始后，各钱庄大门紧闭，停止营业，给钱业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其他各行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也在主要街道上贴满了红绿标语，声援钱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显示了赣州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是赣州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它不仅震动了赣州市，而且影响了赣南各县。
钱业资本家们对店员工人的罢工，采取种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威胁工人说： “你们罢吧! 罢垮了，大家同出庙门，你们去喝西北风! ”他们特别把矛头指向陈赞贤，一方面造谣中伤，说他“学问浅薄”、“是南康的土豪劣绅，做了军阀走狗”; 另方面，又企图用金钱美女酒宴来拉拢腐蚀他。陈赞贤既不为资本家的谩骂所吓倒，也不为资本家的收买所动摇。他在报纸上针锋相对地指出： “我是师范出身……学识方面虽不算得渊博”，但“马列主义和孙文学说都深刻研究过，至于土豪劣绅我不敢当，过去因反抗军阀拉伕而被通缉出走到广东去，我出身清白尔不得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来污辱我。”同时，他对资本家接二连三送来的请帖，起初批下“敬谢”二字，原件退回。后来干脆在报纸上发表启事： “近因工作繁忙，各界请酒应酬一律谢绝心领。” 资本家这一计又失败了。最后，他们又请出陈赞贤当年的老师来劝阻陈赞贤： “你要办工会请到别处去办吧，为什么一定要在赣州呢?只要你离开赣州，商会方面愿以四万元光洋相赠。”陈赞贤答道： “我来赣州办工会是奉全国总工会的指派。赣州工人要求办工会，我就在赣州办，革命者不是为钱，为钱而革命的是假革命——反革命。”资本家用高价收买陈赞贤的目的落空了。
资本家妄图在工人阶级内部破坏罢工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破产以后，就转而收买旧官吏出身的赣县县长徐鉴。徐在被收买后，就以赣县县政府的名义，打着调处工潮的牌子，召开各界劳资仲裁会，名义上要劳资双方“互相谅解，互相让步”，“工人不要要求过高” ，实际上是偏袒资方，压服工人放弃合理要求。警惕性很高的赣州工人没有上当。他们反驳了徐的滥调，指出他已做了资本家的代言人。徐鉴恼羞成怒，竟然带了几个卫兵来武装镇压，结果在工人们齐声喊出“打倒资本家的走狗” 的口号声中被吓跑了。
徐鉴逃出赣州后，由工、农、商、学、兵各界组织了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陈赞贤被公推为三个常务委员之一。赣州总工会在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声势更大。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全部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在劳资合同上签字，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继钱业工人罢工胜利之后，陈赞贤又领导了中药业、洋货业工人的罢工，并率领全市各行业工人为全面签订劳资合同而斗争。其中洋货业工人罢工规模更大，有一千多人参加，时间更长，斗争更尖锐。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赣州各行各业工人举行联合罢工斗争，声势很大。结果迫使绝大多数行业的资本家，签订了劳资合同。工人的职业有了保障，工人的工资得到了增加，资本家不得随意解雇工人，一般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还举办了一些工人福利事业。赣州的工人运动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获得了“一广州二赣州”的声誉。
但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处于幼年时期。这反映在陈赞贤和赣南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上，由于缺乏经验，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治上反动的资本家与一般资本家，还不善于严格地区别开来，曾出现过打击面过宽(如对小资本家)和要求过高(工资普遍增加百分之三十，最高的增加十几倍，钱柜钥匙由工人掌握)的现象;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这批武装力量的认识也不够，没有牢牢地掌握住，以致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没有能及时地用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陈赞贤在领导赣州工人运动期间，表现出杰出的才干。他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他经常在工人中，运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他作报告，通俗易懂，生动感人，以至当时在赣南边远的崇义山区工作的邓子恢等，都不顾长途跋涉赶来赣州听陈赞贤作报告。特别是在罢工期间，他日夜操劳，白天常常误了吃饭时间，夜晚又总是忙到深夜才休息。他对工人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使许多老工人谈起都感动得热泪纵横。他在赣州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工人们非常敬爱他，资本家则非常痛恨他”。①
赣州的工人运动与赣县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分不开。赣县县委成立以后，陈赞贤派了一些得力干部到赣县县委工作，又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到赣县乡村做农运工作，所以赣县的农运进展很快。县、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开展了以“二五”减租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提出“新租二五减，老租旧债全部废”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有力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反动气焰，改善了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配合和支持了赣州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赣州的青年学生也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团结在“青年干社”的周围，支援了赣州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陈赞贤在担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期间，在赣州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工农干部训练班”和“青年干社” 中，又积极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后又成立了赣县县委。这时，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一批共产党员，陈赞贤先后派他们到信丰、于都、南康、大余等县开辟工作，建立革命团体，开展革命运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样，在赣州特支领导下，赣南各县县委便先后成立起来了。
在赣州，陈赞贤还公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赣县县党部筹备委员会”，进行国共合作的党务工作②，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国民革命和反帝反军阀，扩大了统一战线。
(三)
1926年9月初，北伐军向南昌发起进攻，经过几番战斗，于11月8日攻占了南昌。北伐军进了南昌以后，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南昌逐渐成了蒋介石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与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这样，革命阵营内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就日益尖锐起来了。
这种风云突变的形势，使赣州的豪绅地主反动资产阶级又神气起来了，他们推派代表来南昌，向蒋介石鸣冤叫屈，大肆造谣污蔑“赣州工人行凶! ” “逼死人命! ” “赣南也将暴动! ”等等。蒋介石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就以这些诬告为借口，下决心要首先扑灭赣州的工人运动。他调新编第一师“绥靖赣南” ，并派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倪弼 (新一师党代表) 和AB团骨干分子郭巩来赣，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
1926年12月初，倪弼、郭巩来到赣州。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向革命大举进攻。首先解散了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而以郭巩为县长。接着又阴谋篡夺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领导权。倪弼在基层工会主席会上煽动说： “赣州的工人甚好，各位也甚好，就是陈赞贤不好，你等如打倒陈赞贤，我当来指导你等。”①工会干部们对倪弼的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纷纷进行了驳斥。工人们说： “劳工世代当牛马，从未有人关心过，陈委员长来了，救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好事，我们心中有数”。倪弼听了恼羞成怒，竟威胁说： “赣州共产分子马上要实行共产共妻”，“拥护陈赞贤的都是反革命”。①不管倪弼怎样血口喷人，赣州工人始终爱护自己的领袖陈赞贤，维护他的声誉，使反动派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倪弼等人以赣州总工会不接受调处为名，扬言要以武力解决工潮。1926年12月30日，洋货业几个店员工人去赣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戏被拒绝而发生争吵，倪弼便指使该校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制造“二女师”事件，诬蔑陈赞贤怂恿工人侮辱女学生，组织资本家的女儿上街游行，发出宣言通电，张贴反动标语，叫嚣要“打倒共产党”、“打倒陈赞贤”、“解散工会”等，闹得满城风雨。一月二十六日晚上，倪弼派兵包围总工会，亲率反动军官搜捕陈赞贤，幸而陈赞贤早已闻讯，当天化装成伙伕，一手提菜篮，一手拿菜刀，在群众的掩护下，走出赣州城，率赣州工人代表团前往南昌参加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并向总司令部请愿去了。②一月二十八日，倪弼、郭巩以新一师和赣县县政府的名义，发出了搜捕陈赞贤、肖韶、钟友阡的通缉令，叫嚣要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实行制裁。
赣州事件发生后，全国总工会多次函请总司令部查办倪弼。新一师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军人怒斥倪弼倒行逆施，摧残工人运动，违背三大政策，二百三十名军官联名要求北伐军总司令部将倪弼撤职查办。当时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曾经三次报呈蒋介石把倪弼调离赣州，但蒋介石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当面答应将倪弼调开，背后又亲自接见倪弼，给予密令，并增派贺其燊和一批反动军官去赣。这样，倪弼等人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陈赞贤在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但他时刻挂记赣州的革命斗争，想到赣州数万工人的斗争正处在复杂紧张的关头，他放心不了，没有等会议结束就动身返回赣州。当时省里一些同志劝他暂勿返回，他坦然地回答： “革命应有牺牲精神，个人死活早已忘掉，我陈赞贤死了，必有第二个陈赞贤。”他就这样不顾生命危险，回到了赣州。赣州总工会即于三月一日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陈赞贤在大会上传达了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精神，介绍了赣州工人在南昌请愿斗争经过，明确表示： “此次回到赣州，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任何艰险，不能阻挠……”。大会在“拥护陈赞贤委员长”、“反对新军阀摧残工人运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中结束，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1927年3月6日晚，赣州总工会正在开会研究筹备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新一师的反动军官胡启儒突然闯进来对陈赞贤说： “陈委员长请你到外面去一下，有点急事。”出了会议室，胡启儒又欺骗他说： “县政府今晚开会，现在就等你。”不由分说，几个便衣武装立即把陈赞贤绑架出了总工会大门，开会的人见苗头不对，出来阻拦，胡启儒把哨子一吹，反动营长方天指挥武装封锁了总工会的大门，沿街岗哨林立，如临大敌。
反动派把陈赞贤押到伪县政府的花厅里，倪弼、贺其燊、郭巩、刘甲第等刽子手早已等候在此。这班家伙一见到陈赞贤，就如狼似虎地嚎叫： “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到赣州来办工会，知不知罪?”陈赞贤据理回答： “我是奉省总工会的命令，并得到国民政府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同意来的。”他们又诬蔑陈赞贤制造阶级斗争，扰乱社会治安，限令陈赞贤在三分钟之内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
陈赞贤不怕威胁，义正词严地说： “我从事工农革命运动，根本没有犯罪，你们欺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犯了滔天大罪。”倪弼等暴跳如雷，再三逼迫陈赞贤签字，陈赞贤激昂慷慨地表示： “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倪弼仗恃蒋介石“改组赣州总工会，严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密令，凶狠恶煞地说： “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 ”倪弼的话音刚落，反动军官胡启儒、陆剑鸣首先向陈赞贤开枪，陈赞贤中弹不倒，向倪弼扑去，倪、贺、郭、刘等十八个刽子手一起朝陈赞贤开枪，陈赞贤又身中十八弹，临死还不断高呼“打倒新军阀!”“赣州总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倪弼奉蒋介石密令杀害了陈赞贤，制造了当时震动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起点，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第一枪，是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先声。陈赞贤同志就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血腥屠刀下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工人领袖。
陈赞贤惨遭杀害的噩耗传出后，赣州人民无限悲愤。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县政府抢出陈赞贤烈士的遗体，拍摄照片，换下血衣，买棺装殓。赣州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三天。赣州工人组织了数百人的“请愿代表团”，分赴南昌、武汉两地请愿，提出惩办凶手、改编新一师、恢复工会组织、严禁干涉工人运动、公祭陈烈士、抚恤烈士家属等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工农的支持和声援。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的通电; 江西省总工会成立了“陈赞贤惨案委员会”; 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及全国其他进步报刊都发表了陈赞贤被害的真相、评论和悼念文章。
武汉市举行了四十万人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 南昌市数万工人、农民、进步学生举行了追悼大会和游行示威，在南昌请愿的赣州工人代表高举陈烈士的血衣游行，高呼“为烈士报仇”、“严惩凶手”等口号，义愤之声响彻南昌城。南昌市工人群众还群起殴打了“总司令部”留守南昌的代表张群;在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的积极支持和参加下，又捣毁了反动的国民党省党部，活捉了AB团首要分子程天放等人，绑在柱子上示众，大快人心。吉安、遂川、湖北阳新等地都举行了追悼大会，全国各地农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表示哀悼。
当时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对陈赞贤惨遭杀害非常愤慨。在三月二十六日农讲所举行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毛泽东愤怒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指出：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 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分子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①
当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同志，为汉口 《民国日报》写了 《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 的代论。指出： 陈赞贤同志“完全是死于反革命封建军官之手，这些反革命在江西拚命分裂工人的组织，勾结封建势力压迫真正的工人运动，枪毙陈赞贤就是反革命最猛烈的进攻。” “全国所有的革命团体及革命民众应该认为江西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 是革命阵线内反革命活动的开始! 大家应一致起来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革命之完全成功。”①
当时在南昌的北伐军总政治部郭沫若副主任，接见赣州的请愿代表，给新一师师长张与仁下了手令： “关于惨杀陈赞贤同志的案件，倪弼应负完全责任，听候查明核办。”三月三十一日，郭沫若又写了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的著名讨蒋檄文，回顾了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的惨案，一针见血地断言“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②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不得不提笔批了将倪弼“免职查办”四字，但他采取登报的方式下达，使倪弼得以潜逃。蒋介石又一次玩弄了欺骗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自然，“总司令部”也被迫装模作样登报答应了赣州请愿工人提出的条件。
三月二十九日开始，赣州人民在明伦堂举行公祭三天，各界赠送挽联五百余幅。“你死我来又看怎样”的白布红字横联最为显目。青年学生送的挽词写道： “弹丸十八脱凡尘，竭力扶工是为人，恶耗传来全国恨，狂风吹倒百年身，惟奈忠奸分界域，先生血色总常青。” 四月二日，在赣州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五万余人胸佩白花，悲痛悼念。会上宣读了追悼陈烈士宣言。会后几万人举行送殡仪式，将烈士灵柩送出赣州城东门。四月三日，赣州工人三百余人扶烈士灵柩送回原籍南康，南康工农群众列队到四十里外的潭口镇迎接。四月五日，南康又开追悼大会，悼念“南康人民的好县长”。随后灵柩葬于距南康县城三里许的东门兰田渡。
1949年8月，赣州解放了。重见了天日的赣州工人阶级无限怀念自己的领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陈赞贤烈士，在烈士当年经常开会的地方八镜台修建了一个“陈赞贤烈士纪念亭”，供赣州人民和外地来赣同志景仰。
陈赞贤同志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记载在我们党的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父母之仇》,陈赞贤手稿,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①《与朱智光夫子之谈话》,陈赞贤手稿,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①《开办讲武堂之宗旨》,陈赞贤手稿,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②《中国六耻》,同上。
①《国文报章之大意》,陈赞贤手稿,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②《国民庚申九年贴芙蓉庙联》,同上。
①《引何良训就医》,陈赞贤手稿,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①存赣州档案馆。
①罗贵波: 《陈赞贤同志的传略》,1945年5月20日。原件存中央组织部档案科。
②宣恩华: 《烈士陈赞贤幼年读书及逃难经过事略》,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①《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之情形》,《向导》第19期,合订本2061页。
①《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之情形》,《向导》第191期,合订本2061页。
②宣恩华: 《烈士陈赞贤幼年读书及逃难经过事略》,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的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1日。
①《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汉口 《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大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