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礼，曾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改名陈豪人，担任红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时，他到福州做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后，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到国民党第七十军、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日工作。一九四○年八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
陈昭礼，字希周，又名豪人、陈才，一九○七年三月 (农历)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南台大庙山。父亲陈大澍是商人，经营棉纱、棉布生意，接触新文化，具有爱国思想，痛感鸦片为害之烈，热心禁烟，与同人办去毒社于福州大庙山; 继之又集资创办福州私立开智小学。后来经商失败，家道中落，靠当职员谋生。
一九一三年，陈昭礼入私立开智小学读书，一九一八年毕业后，随家庭从南台大庙山迁到城内三牧坊居住，并考入省立福州第二中学。在校学习期间，他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深感帝国主义侵略与北洋军阀残暴统治，使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中，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在进步教师邓鸥如 (国文教员、邓拓的父亲) ，以及进步同学陈任民(共青团员) 的启发下，陈昭礼积极参加学校工学社活动，在《勤学周报》上宣传新思潮，抨击军阀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他性格沉静寡言，思路敏捷，分析力强，所写宣言、传单，均能切中时弊。
中学毕业后，陈昭礼于一九二三年春到上海，先在浦东中学补习半年，后即考入复旦大学。在学校中，他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参加学生革命活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由陈兴钟(应中) 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党组织领导下，带领同学罢课、游行、书写传单，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暴行，积极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他担任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并到上海公学建立党的组织。同年十一月间，组织发动各院校进步学生支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拆毁了吴淞——江湾之间数百米铁路，使军阀孙传芳的运兵火车不能通行。在革命斗争中，陈昭礼初步显露了坚定英勇、沉着机智和宣传组织群众的才能。十二月间，当北伐军东路军进驻福州时，党中央派遣他与陈昭涌(碧笙)一同回中共福州地委工作。
(二)
陈昭礼抵达福州后，与党中央特派员王荷波一道，指导中共福州地委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他担任福州地委书记。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夺取福州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建立党团基层组织等工作都开创了新局面。一九二六年底，陈昭礼在剑池后义务小学内召集党团员大会，作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后来经福州地委研究，遴选了王劲民、朱铬庄、江削伍等人进到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组织、宣传、工农运动、妇女、青年等部门，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丁超五、潘谷公等配合开展工作。福州国民党党部筹备处，除主委由国民党员担任外，其余各部均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这样，党以国民党党部的合法形式，有力地推进了福州地区的工人、农民、妇女、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接着，陈昭礼和地委副书记蔡珊一起，指导福州地区工农运动。他们通过国民党福州党部筹备处勒令车馆主、工头拼凑起来的人力车工会解散，并派陈昭涌把党所领导的理发、码头、人力车夫三个工会联合起来，筹备组织福州店员总工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底，福州店员总工会正式成立，下辖有理发、码头、人力车夫、钱庄、绸布业、京果、小百货、民船、铁器、竹器、搬运、菜馆等工会，其中会员数以民船最多。店员总工会在二、三月间，支持了各行各业的工人罢工，相继取得一系列胜利，先后有十四个工会得到加薪，工人生活待遇得到一定改善，从而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的信心①。在较短时间内，店员总工会所属的工会发展到六十多个，会员数达一万多人，许多工会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这期间，福州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农协会员有五千多人。陈昭礼还亲自到福州大、中学校讲演，宣传党的主张，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党、团组织。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陈昭礼离开福州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①。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福建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围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七月上旬，陈昭礼临危受命，接受党中央派遣，与徐履峻、潘珍美 (女)三人，赶回福建重新组建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他们离开武汉，经九江、上饶，于七月下旬到达崇安，住在崇安县大埠头村徐履峻家中，联系转入地下的党、团员，开会研究应急措施，成立了中共崇安县特别支部，徐履峻任书记。八月初，陈昭礼和潘珍美到建瓯，首先找到陈昭涌，暂住福州泉益木行建瓯栈房中，寻找、联络建瓯的党、团员，重建了中共建瓯县委会。中旬，中共闽北临时特委成立，陈昭礼任特委书记。同时，还建立了交通站。这时，为了方便开展工作，陈昭礼与潘珍美结婚，迁到建瓯县瓜子巷居住。八月底，中共中央致函闽南、闽北临时特委，指出： “兴化(莆田) 、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属闽南; 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属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之。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中央……; 工作中心应渐移福州” ，“中心任务是： 组织农民武装，以暴动方式夺取政权。”②据此，陈昭礼于九月间离开建瓯到福州恢复党的组织，经过联络、整顿，成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奔走于闽北所属各地，筹措活动经费，将各地被打散了的党、团组织先后恢复、建立起来。接着，陈昭礼按中共中央十月十五日来信的精神，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与中共闽南临委联系，参与筹备福建党的各县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在漳州举行，陈昭礼被推选为大会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昭礼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会后，中共福州市委成立，陈昭礼负责市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底，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进展很快，共有二个市委 (厦门、福州) ，五个县委(建瓯、龙岩、永定、平和、漳平)，四个特支(武平、南靖、仙游、德化)，八个拟建县委的县(崇安、上杭、永春、莆田、惠安、同安、海澄、漳浦) ; 共产党员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人左右，共青团员也发展到二百多人。至此，在“四一二”政变时被打散的党、团组织，重新恢复、发展起来，又领导着福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四)
一九二八年初，陈昭礼与潘珍美从福州到厦门鼓浪屿临时省委机关工作。陈昭礼向各地党组织传达党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继续恢复、发展各地党、团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运动。四月，陈昭礼到崇安县参加县委扩大会议，介绍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方志敏领导“弋横暴动”的情况，要求崇安党的组织广泛宣传土地革命，发动工农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配合闽西和全国的革命斗争。这次会议为后来崇安县上梅暴动作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不久省委代理书记陈子侃(祖康) 于六月间在漳州叛变。陈昭礼机警地变换地址，切断有关联系人，使其不能给党造成重大危害。七月三日，他主持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福建现状与党的任务、组织问题及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士兵运动问题、特派员条例等，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使全省党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九月，他在厦门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听取了中央关于肯定中国现时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批判“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传达，同时，中央正式批准中共福建省委成立，陈昭礼仍当选为新的省委委员。不久，出席党的六大后，回省传达六大会议精神，省委根据六大决议精神提出： “在城市结合日常斗争，开展政治斗争，艰苦深入基层，扩大影响的方针，在农村则加紧发动农民斗争，并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为了贯彻上述精神，省委同志分赴各地巡视工作。十一月，陈昭礼巡视仙游，针对仙游地方偏辟，豪绅地主压迫较重，农民生活十分痛苦，但党的基础却较薄弱等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①。回厦门后，他向省委建议，在厦门、福州举办党的干部训练班，提高各级干部政治水平。训练班先后举办二期，时间各一周，为各县培训一批干部。经过陈昭礼等的辛勤工作，到一九二八年底，全省有二十多个县有县委组织，党员发展到三千多人。
一九二九年初，陈昭礼从厦门到漳州协助省委书记罗明工作。三月中旬，陈昭礼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并带回党中央指示。这时红四军入闽，省委指示闽西特委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造成有利的革命形势。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省委组织调整频繁，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中共福建省委举行第三次全会，统一思想认识，通过了《福建政治现状与党的工作总方针》的决议，并选举了省委领导机构，陈昭礼仍被选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会后两天，省委书记罗明患病，辞去书记及常委职务，省委决定由陈昭礼代理书记，并经中共中央批准。陈昭礼除了抓省委日常工作外，着重抓了宣传工作。他编写《烈火》刊物，还整顿、健全了全省宣传通讯员网，规定：一，省委发给各地的通告、公开宣传品如《烈火》、各纪念日宣言、宣传大纲等均秘密印刷，从邮政寄到各地去; 二，省委出版的对内训练材料、《布尔什维克》等均由交通带去。这样，使全省各地党的组织，比较及时地了解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因而能因地制宜地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五)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蒋、桂、冯、阎军阀混战，桂系军阀先胜后败。七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工作，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进入广西后，采取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如通令各地释放从“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而引起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不满，准备撤换俞、李。这样，俞、李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一方面要反对桂系，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蒋介石，深感自己力量的不足，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党中央对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反桂系的行动表示支持，适时地派遣大批干部到广西去。陈昭礼于七月底被党中央调离福建，通过粤军反蒋首领介绍给俞作柏、李明瑞。八月初，陈昭礼到达广西，改名陈豪人，公开身分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陈昭礼在俞作柏、李明瑞政府中工作，一是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共产党人的求实的作风去影响、教育这些上层人物; 二是积极协助中央特派员邓小平 (化名邓斌)抓武装力量，深入军队进行改造旧军队的士兵运动。党中央先后派不少干部到广西，大都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或连排级军官的。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一百名党员任连排长，使我党掌握了这支武装。
九、十月间，俞作柏、李明瑞准备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党通过陈昭礼对俞、李进行诚心劝告，指出他们内部“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薄弱”，贸然行动，必然失败。但他们受改组派怂恿，“急于反蒋，想打下广州，以两广为根据地，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未接受党的劝告”①。在这种情况下，陈昭礼积极协助邓小平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十月中旬，桂系军阀黄绍竑重占南宁，俞作柏、李明瑞败退龙州时，由俞作豫(俞作柏之弟，共产党员)率领第五警备大队去左江一带，俞作柏、李明瑞委任俞作豫为左江督办; 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去右江一带，张云逸被委任为右江督办②。桂系军阀虽悬重金通缉“陈豪人” ，而这时陈昭礼却在邓小平率领下，与党委同志一起坐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十月二十二日抵百色。邓小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决定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 发动群众，整顿部队，继续肃清反动分子; 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 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的组织将枪枝发给群众，并把部队派到各地，帮助群众开展打土豪，收缴民团武器，加紧准备左、右江武装起义。会后，陈昭礼领导各级干部，为完成上述任务而积极工作。
十一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右江、左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决定右江地区的部队为红七军，左江地区的部队为红八军，委任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为红七、八军政治委员，陈豪人为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在百色镇粤东会馆前召开了红军排以上干部和直属队干部大会。陈昭礼代表党委在会上讲话，庄严地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诞生，号召红七军全体同志为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而奋斗，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坚决消灭反动派。会上，群情振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红七军成立后，部队党委改为前敌委员会，陈昭礼为前委委员。他主持撰写布告、传单，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新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屈辱妥协，对中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已经收回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又拱手送给帝国主义，与日美英缔结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协定和条约，承认北洋军阀的一切借款和不平等条约”①等。还指出： 国民党内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军阀，他们“加紧剥削群众，屠杀工农”; 中国仍然是一个法西斯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被剥夺殆尽”。连年以来“各派军阀争夺地盘，混战局面日益扩大，苛捐杂税，无所不至，各地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更借国民党为护身符，穷凶极恶，横行无忌，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惨状实不堪言”①。红七军政治部印刷的传单还指出： “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红军月饷廿元，官兵待遇平等，优待无辜俘虏，欢迎士兵弟兄，取消许多捐税，人民负担减轻，保护商业交通，红军纪律严明。”这些布告和宣传品，对动员右江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陈昭礼在前委领导下，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发出了《红七军前委通告》 (第二号) ，规定了党的组织工作大纲。《通告》指出，在“取得起义胜利以后的有利形势下，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以最大的努力”，“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期间，陈昭礼领导红七军政治部编写了《政治讨论》的教材，通过启发式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政权，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军队，什么是苏维埃等问题，对战士、干部进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教育; 还编有工农识字课本，提高红军的文化水平。为开辟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陈昭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
一九三○年，陈昭礼与前委的一些同志对败退龙州的李明瑞继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耐心地帮助和争取他参加革命，使他下定了在左江地区打起红旗的决心。与此同时，俞作豫等同志改造第五大队工作也取得成果，为左江地区的武装起义作好了准备。二月一日，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诞生。经过考察和了解，陈昭礼、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参加共产党，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前敌总指挥。此后，陈昭礼与红七军的同志们一起，坚决贯彻前委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对敌军事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使右江地区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六月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通过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八月，中央特派员邓岗(拔奇)到右江根据地，要求红七军打下桂林、柳州，到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以保证实现两湖的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邓小平、张云逸等从实际出发，认为红七军力量还不够强大，根据地也不够巩固，急于攻打城市没有胜利把握，应待以后再作考虑。但是，这个正确意见未被采纳。陈昭礼只考虑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支持邓岗在右江地区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右江地区革命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
一九三○年十一月初，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举行，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和部队整编问题。会上，陈昭礼被选为前委书记，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前委在党中央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十一月十日，整编后的红七军共七千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攻占四把，接着又打融县长安镇。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陈昭礼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红七军执行党中央的打桂林、柳州，夺取广州的命令是错误的。于是，他召集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桂林、柳州，将部队转向湘桂边发展，以便日后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红七军在这里休息四天。陈昭礼领导政治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表彰英勇作战的同志，鼓舞干部、战士的战斗热情。会后，陈昭礼与邓岗受前委委托，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陈昭礼到达上海。时值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党的临时中央局由王明负责。陈昭礼向临时中央局汇报红七军受“立三路线”干扰所受损失时，王明听不进去，说什么“立三路线”不是“左”的而是右的错误; 并指责陈昭礼右倾，说什么“李明瑞是军阀，怎么能介绍其参加共产党”。陈昭礼以事实与王明争论，王明根本不听，硬说陈昭礼是“立三路线”在广西的代表，要他回广西纠正所犯的 “错误”①。陈昭礼对王明的指责没有接受，但表示愿意回广西工作。他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准备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但是，经过一个多月辗转跋涉，均通不过敌人关卡，靠近不了红七军驻地，只得折转上海。到上海后，因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岳父家暂住，与党失去联系②。不久，他从杭州迁居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并寻找党的组织。党组织也在打探陈昭礼的下落，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他①。
(七)
一九三三年十月，潘汉年派张同志来找陈昭礼，约他谈话。经过多次了解和考察，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②。此后，按照党的指示，陈昭礼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潘汉年通知陈昭礼到福州，协助做十九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他到达福州后，通过陈碧笙介绍，会见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陈昭礼返回上海汇报工作，其家属则随陈碧笙的母亲到香港。不久，陈昭礼也从上海到香港，住在九龙，与党在九龙机关负责人朱挺 (公开叫老杨) 取得联系，继续做民主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在香港期间，陈昭礼认识了叶挺将军，二人经常一起叙谈国内时局。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党派陈昭礼到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目的是要灭亡我国，我们唯一自救之路就是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并明确指出： 国民党“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任务，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宣言宣布自己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求解放”。大会选举了宋庆龄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以后，他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强联系，进行团结各阶层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七七事变后，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他请陈昭礼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经党组织同意后，陈昭礼到武汉赴任。
(八)
上海撤退前，潘汉年、郭沫若向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建议，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推荐一些爱国有识之士帮助他工作，李觉表示欢迎。一九三八年三月，潘汉年通知陈昭礼到七十军工作，化名陈希周。李觉任命陈昭礼为七十军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干训班在湖南省腰子铺开学，课程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备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等书刊供学员阅读。陈昭礼亲自给学员作政治报告，用通俗易懂的话，透彻讲解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道理，深受官兵的欢迎。第一期学员结业后，不少人在修水一线与日寇作战，英勇杀敌，有的为国捐躯。还在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了郭超等人，负责党在七十军内的领导工作。他们在陈昭礼的掩护和配合下积极开展工作，到一九四○年五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五十多人。
正当党在七十军的工作顺利展开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 “陈系爱国人士，拥护抗战，介绍人系黄埔学生”; “陈是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①这才使陈昭礼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
一九四○年二、三月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当时，七十军驻在江西省贵溪县上清官。陈昭礼与党组织负责人讨论是否继续办干训班问题，意见不很一致。陈昭礼认为，要坚持团结抗战，不断壮大进步力量，还要继续办好干训班，并建议中共湖南省委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七十军中工作。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积极筹备第三期干训班开学。后来湖南省委派来一批党员干部，加强干部训练班和营、连的领导力量，使七十军内党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月间，蒋介石、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危险分子，应从速处理②。当李觉把密电内容告诉陈昭礼时，他坦然地说： “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不是一走了事，而是去重庆，到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③不久，陈昭礼离开干训班，西上重庆。
(九)
陈昭礼到重庆后，征得南方局同意，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取得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名义，到江、浙一带前线巡视工作。七月底返抵江西上饶，住在七十军军部中。当时，由于蒋介石多次严令各部队要严防共产党渗入，七十军领导人感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已经是有名无实的形势。陈昭礼对他们说： 抗战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谁也不能逆转的，只要坚持长期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①。他鼓励七十军领导人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这时，在七十军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郭超的身分已暴露，江西省委通知郭超从七十军撤退到延安学习。陈昭礼安排郭超以考察武岗分校名义离开七十军，并交给郭超盖有军部关防的信笺和路费。与此同时，他本人在对七十军内党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后，也准备回福建崇安探亲。
八月初，陈昭礼从上饶一到崇安，即被军统特务秘密监视，当他八月十三日乘汽车返回上饶时，特务们已密谋好暗杀计划。那天，在客车上靠近陈昭礼两旁坐着两个特务。当客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处，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跳出来持枪劫车。陈昭礼的警卫员发觉情况有异，刚准备拔枪反击，即被车上特务杀害，接着特务开枪击中陈昭礼头部，陈昭礼当场牺牲。事件发生后，特务为了掩盖其血腥罪行，捏造了我党游击队锄奸消息，以混淆视听。胡愈之、陈嘉庚等爱国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回忆，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②。
陈昭礼牺牲后，党派人从重庆到桂林，安置烈士的妻子、儿女。建国后，周恩来于一九五○年给福建省人民政府来信，把陈昭礼的忠骨从崇安迁葬福州，修建了陈昭礼烈士墓。
注释
①参见1927年3—4月福州 《国民日报》报道。
①原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6期,“《八七会议记录》确系原始记录”一文。
②《中共中央致闽南闽北临委的信》 (1927年8月),原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①见中共福建省委常委陈昭礼巡视仙游工作报告(1928年12月),原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①张云逸: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 ,载《广西革命回忆录》。
②《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载1978年12月14日 《广西日报》。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印: 《国民党罪状》 (1)。
①《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①②潘超人: 《回忆和昭礼在一起的日子》,载《福州英烈》 ②第29、30页。
①1981年5月访问罗明同志记录。
②潘超人: 《回忆与昭礼在一起的日子》。
①②③李觉的回忆(1980年11月15日)。
①李觉的回忆(1980年11月15日)。
②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揭露军统特务杀害爱国人士陈才于崇安,陈才即指的是陈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