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革命风暴的洗礼
1909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六），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 （今红安）县高桥区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号克念。全家 有父、母、哥、姐和他共5口人，靠租佃地主的几块山冲薄田为生，在地主 的盘剥下，挣扎在饥寒交迫的赤贫线上。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家里 总是糠菜半年粮，就着干锅菜，有时用块布蘸点油，放在锅里擦一擦再炒菜， 就算改善生活了！”他8岁就下田、放牛、拾柴，参加家务劳动。9岁起就 读于李家大屋的私塾，以聪明好学，常受老师夸奖。两年后因家境贫困而辍 学，去地主吴立九开的杂货店当学徒。年幼的他，不堪忍受店东家的欺凌和 过重的劳动负荷，只干了一年。离店时，地主仅给他一串200响的鞭炮，算 是全年的工钱。为了继续谋生，他又跟亲戚学木工手艺，先是在本乡和邻乡 走村串户，帮师傅打零杂、干木匠活，人称“小李木匠”；手艺学成后只身去 武汉，在球场街一家寿器店做木工活。随着年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他的视 野也逐渐开阔，开始注意观察和思考周围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及一些社会问 题。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以 及国共两党的革命宣传和影响，深深触动着他的心田。他和许多工人、农民 一样，渴望翻身，渴望光明，渴望打倒列强，铲除军阀。1926年10月，国民 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昌城，农民运动在两湖风起云涌，使他在漫漫黑夜中看到 了工农解放的曙光。于是，他毅然返回家乡，联络农友，共同投身到农民运 动的洪流中去。不久，任本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并经王积亮、王积金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黄安一带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世世代代 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土豪劣绅的威风一扫而尽。高桥区的大地主吴 立九更是惶惶不安，因为李先念小时候在他开的店里学徒，没少挨过他的打 骂。为了保命保财，吴立九托人给乡农协送信，请李先念带领农民到他家喝 酒，好放他一马。李先念坚定地说：“酒要喝，人要捉！”当地农民涌进吴家， 罚酒三餐，捉人治罪。从此，李先念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连小孩子都知道 他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1927年春，高桥区工会成立，他当选为区工会主席。 在该区中共组织负责人熊邦山、詹献庭的领导下，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工会 组织，建立农民自卫军，抗击地主豪绅及其反动武装的反扑。从4月到7月，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别山区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突 然袭击下，遭到严重摧残，豪绅地主乘机猖狂反攻，复辟倒算，革命成果眼 看要毁于一旦。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首次经历了严峻形势的考验。他们不灰 心，不动摇，不解散农民自卫军，配合黄、麻两县各区的农民武装，形成一 条环绕高桥、七里、紫云、乘马、顺河、桃花等地区的自卫屏障，打退反动 民团和红枪会匪的多次进攻，有力地保卫着农民运动的成果。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李 先念被中共组织指定任高桥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全力投入组织起义的准备 工作。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配合群众武 装，迅速发动起义，首先夺取黄安县城。
霹雳一声暴动，黄麻起义成功。11月13日晚，高桥区的3000余名工农 武装，拿着大刀、长矛、土枪、锄头，在熊邦山、詹献庭、李先念等率领下， 汇合七里、紫云、二程、桃花等区的队伍，向黄安县城进发。翌日凌晨，在 麻城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活捉反动县长和贪官污吏多人， 摧毁了旧政权和反动武装。接着，黄安农民政府、工农革命鄂东军宣告成立。 黄安县城召开万人庆祝大会，欢庆起义的胜利。会后，组织了声讨蒋介石的 示威大游行。
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别山区探索武装斗争道路的一个起点。这 场革命风暴，使李先念经受了终生难忘的战斗洗礼，懂得了革命群众掌握枪 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不久，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新军阀的疯狂进攻和残酷镇 压，黄安县城失守，黄麻地区陷入严重白色恐怖之中。中共组织和起义领导 人决定，将现存武装和干部，一部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一部转移到木兰山一 带打游击。李先念等留在高桥区组织群众与敌周旋。12月，他经熊邦山、王 宝山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高桥区九龙乡游击队成立，李先念任队长。上旬，他与该 区中共组织负责人詹献庭率领5名游击队员，趁风雪之夜奔赴陡山彭家村， 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联庄会首领陈芝斌住处，将其就地正法，并与詹献庭联 名颁出布告，以儆效尤。陈逆是当地一霸，常给国民党军通风报信，鱼肉乡 民，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游击队的这一义举，迅速传遍高桥区的各个 角落，使广大农民深受鼓舞。国民党当局为扑灭革命力量，不断派出军队与 反动地方武装清乡团相配合，下乡“清剿”、搜捕，李先念等不时遇险。4月 间，他率游击队转移途中，突然与敌遭遇。他掩护队员李泽信等脱险后，只 身逃进孟尝山南王家村。敌紧追而来，该村农会会员将他藏在房里夹墙内， 才幸免于难。7月间，李先念率九龙乡游击队，配合詹才芳、江竹清率领的一 支游击武装，奔袭下乡“清剿”的敌军。因反动分子告密，遭敌包围。他沉 着应战，组织队伍奋勇突围。脱离敌人包围圈后，利用夜暗，分散隐蔽，躲 避搜捕。李先念躲进李家大屋附近红马寨山岗的一个林间岩洞里，住了几天， 由姐姐李德琴偷偷给他送饭、传送消息，使敌人的轮番搜捕落空。国民党出 几百大洋悬赏捉拿李先念，要砍他的头。他拍拍脑袋笑着对战友们说：“想不 到这东西还这么值钱！”
在此期间，木兰山游击武装在吴光浩、戴克敏的领导下，在光山县南部 开辟了柴山保根据地，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 辖四个大队。1929年春，李先念率九龙乡游击队编入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 五大队，任副班长。从6月至10月，在副师长徐向前（师长吴光浩已牺牲， 未宣布，中央派徐向前接任该师的军事指挥）的指挥下，他连续参加了粉碎 “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的一系列战斗，进一步得到了锻炼， 增长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的本领。
反三次“会剿”前后，商（城）南起义的队伍组成红三十二师，六（安） 霍（山）起义的队伍组成红三十三师，在大别山区形成了鄂豫边、豫东南、 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后，组织上派李先念随甘济时回地方开展工作， 他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黄）陂（黄）安南 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两年的时间里，他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团组织、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输送优 秀工农分子参加红军，向红军提供财力、物力支援，为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 军的第一、二次“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了他的地方工作经验。 由于他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办事公道，敢做 敢当，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因而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贴近他，和他说 知心话，把他当作主心骨、顶梁柱。遇到什么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人们就说： “找李先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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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年轻的红军指挥员
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次“围剿”后，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力量进入 一个大发展的时期。1931年10月，李先念在庙嘴湾召开陂安南县苏维埃政 府扩红大会，号召群众踊跃参军，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支援红军作战， 保卫革命果实，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新“围剿”。会后，他率领300多名青年 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并任团政治委员。他带头参军 的举动，使陂安南县扩红工作受到中央分局和特区军委会的表彰，苏区《列 宁报》还作了报道。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皖西新建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正式成立红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总兵力达3万余人。李先念与 团长吴云山率部参加了在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畔举行的庆祝盛典。
当时，蒋介石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集结了15个师，准备发动第三次“围 剿”。为在“围剿”开始前主动打乱敌人的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先发制 人，外线出击，各个击破周围之敌。半年之内，相继在南线、北线、东线发 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进攻战役，歼 敌正规军近40个团6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的部署，在红军史 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
黄安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头一个进攻战役，也是李先念首次参与 指挥一个团作战。他与富有指挥经验的团长吴云山密切配合，十分注意从战 役战斗的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判断敌情、行军布阵、通讯联络、选择地形、 配置火力、攻击防御、战斗动员、战地鼓动等组织指挥艺术。11月10日，徐 向前总指挥率红十一师、十二师全部，红十师第三十团及黄安独立团共八个 团的兵力逼近黄安，向敌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李先念与吴云山指挥红三十三 团与兄弟团队相配合，先是在城南击溃援敌一部，继而攻克高桥河、桃花店 两据点，全歼守敌一个团。外围据点扫清后，方面军总部决定加紧围困城内 守敌，诱敌来援，野战歼敌，令红十一师在桃花店南北构筑几道防御阵地， 全力担负打援任务。红三十三团奉命进至第一道阵地大小峰山，抢筑工事， 严阵以待。12月7日，驻宋埠的国民党军三十师两个旅出动，向大小峰山猛 攻。吴云山、李先念指挥所部与敌接战，边打边撤，9日诱敌一个旅进至第 三阵地障山地区，全师发起猛烈反击，全歼敌一个团，余敌逃回宋埠。20日， 援敌第三十师再次攻至障山地区，一度突破红三十一团的前沿阵地，逼近师 指挥所，严重威胁设在不远处的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在此紧急情况下， 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急调另两个团配合红十一师从左、中、右三面反击敌 人。红三十三团在十二师二十五团配合下，猛烈向敌右翼包抄，与敌血战肉 搏，经半日激战，红军共毙俘敌近2000人，余敌仓皇溃逃。翌年初，方面 军总部挥师北进，发起商潢战役，打击国民党军的北线重兵集团。李先念与 吴云山率红三十三团担负打援任务。经20多天激战，红军共歼敌4000余人。 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遭歼灭性打击，汤被撤职。
春暖花开的3月下旬，方面军总部又率红十师、十一师轻装东进皖 西，会合红七十三师夜渡淠河，发起苏家埠战役。李先念与吴云山先是率红 三十三团向北疾进，溃敌一部后，直逼六安城郊。继而奉命于六安西南的平 头岗、樊通桥一线，准备打击六安方面的来援之敌。进入阵地后，他们通过 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组织部队不分昼夜抢筑抢挖防御工事，并利用待机打援 的时机，练兵上课，学习文化，教唱革命歌曲，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 意志。当厉式鼎率15个团从合肥大举来援时，适值连日大雨。担任向敌右侧 后迂回任务的红三十三团，踏着泥泞难行小路猛插猛进，与兄弟部队配合， 攻占了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截断了敌军退路，经终日激战，将敌分割全 歼。此役历时48天，红军以“围点打援”的战术诱敌援，共歼敌3万余人， 生俘国民党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为鄂豫皖红 军成立以来的空前大胜利。三十三团因在战役战斗中不怕牺牲，不怕疲劳， 英勇杀敌，出色完成各项任务，战后被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 荣称号。6月，李先念与吴云山又率红三十三团参加了潢（川）光（山）战役， 在攻歼璞塔集守敌两个团的战斗中立了新功。
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以围 攻鄂豫皖根据地为重点，出动兵力达30万之众。7月，李先念接任红十一师 政治委员，与师长倪志亮指挥部队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恶战中，重 创敌军。他回忆说：“那次敌人一来，就插到了冯寿二，天气正热，中暑的很 多。那天十二师打得很被动，又退到七里坪一线。倒水河河滩上几个师大出 击，那个仗打得很恶，敌人的手榴弹打过来，我就用脚踢出去。”此后，红军 主力被迫向豫东南、皖西转移，旋又转回鄂东北，仍无法打破敌人的重兵围 追。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西征。19日，方面军进至 枣阳县新集，首先遭到追敌一个师的突袭。李先念与倪志亮指挥红十一师英 勇阻击，激战数小时，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为全军反击追敌五个师零一个 旅的围攻作战赢得了时间。接着，在敌众我寡的三天激战中，红十一师与十 师配合，重创敌第三十四旅，击伤敌旅长。战斗中，方面军指挥部驻地一度 被突进之敌逼近，徐向前总指挥亲率身边300余名机关干部、警卫和通信人 员投入战斗，情势十分危急。李先念闻讯后，马上带一部兵力驰援，奋力冲 杀，将敌击退，保卫了总指挥部的安全。22日，部队进至枣阳西南的土桥铺， 又遭敌重兵的堵击、夹攻和尾追。李先念率红三十二团为前卫，冒着敌人的 密集炮火，奋勇冲击，杀出一条通道，使部队顺利通过。11月下旬，方面军 进入西安以南的子午镇，担负后卫任务的红十一师被敌人截断，李先念在激 战中身上两处负伤。战后坐着担架指挥部队翻越秦岭，徒涉汉水，翻越大巴 山进入川北。由于他在西征中战功卓著，12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员。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进入川北，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开始 建立川陕根据地。李先念与倪志亮指挥红十一师进据巴中，根据方面军的统 一部署，就地分兵发动群众，进入土地革命，建党建政，积极准备迎击国民 党军的反扑。1933年2月，国民党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组织6万 兵力，对红军发动三路围攻。在积极防御、“收紧阵地”的战役过程中，李先 念指挥所部顽强抗击敌之主攻部队左纵队，在长池、八庙垭、贵民关等地予 敌以沉重打击。他在战斗中再次负伤。5月中旬，李先念出席了方面军总部在 空山坝召开的军事会议，按照会议决定的反攻部署，他指挥红三十三团做开 路先锋，从空山坝西北的深山老林中冒雨行进，秘密插入敌左纵队侧后。20 日晚，红十一师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敌左纵队九个 团分割包围在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基本将敌 消灭，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是役，红军共歼敌2.4万余人，极 大地鼓舞了群众，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开展。李先念回忆说：“军事斗争 的胜利，是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一环。假如没有反三路围攻的胜利， 我军就不可能在川陕边站稳脚跟，搞出块天下，更不可能有日后争取更大规 模的胜利可言。” [1]
反三路围攻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李先念 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他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健全政治 工作制度，为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和团结教育干部，为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 素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他坚决抵制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保护 了一批干部，对保持部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实战和大练兵运动，红 三十军掌握了射击、劈刺、甩手榴弹、土工作业四大技术和山地战、河川战、 森林战、村落战、攻紧战、阵地战等多种战术手段，成为四方面军的一支英 勇善战、长于进攻、敢打硬仗的主力军。1933年秋，李先念指挥所部参加仪 （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连战皆 捷。宣达战役中，他率三十军主力一部攀登悬崖绝壁，一举突破敌刘存厚部 的中央防线后，向达县挺进。敌人依托达县城北的天然屏障凤凰山，凭险固 守，红军急攻难下。李先念根据多方情况判断，敌人的重兵在凤凰山，城内 兵力薄弱，当即果断决定：以二六三团两个营围攻凤凰山，吸引敌人注意力； 以另一个营偷袭达县城；以二六五、二六八团为第二梯队跟进；以二六四 团控制罗江，防敌东逃。这时，他见沿途有些敌军正向县城溃逃，便率领 二六三团第三营化装成敌军混入溃逃的队伍，进入达县城内，抢占制高点， 枪声突然响起，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激战一夜，守敌大部被歼，老牌军阀敌 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仅带少数亲信仓皇南逃。随后，李先念又指挥部队乘胜 攻占凤凰山，俘敌团长以下500余人。由于以奇袭战术攻占达县城，致使敌 人来不及搬运和破坏物资、兵工设施，红军共缴获枪上万支，子弹500余万 发，银元百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 厂等全套设备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为入川以来的特大收获，对解决各部队 的物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 根据地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 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1] 。
川陕根据地的大发展，造成了蒋介石的“西顾之忧”。1933年10月，蒋 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组织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 罗泽洲等军阀的20余万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严峻形势，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 待机反攻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兵分东西两线，抗击敌人的进攻。东线为 敌主攻方向，由徐向前担任前敌指挥；西线为敌辅助进攻方向，由王树声、 李先念负责作战指挥。西线红军只有10余个团的兵力，要在数百里的宽大正 面战线上，抗击川敌第一、二、三、四路69个团的进攻，其困难程度可想 而知。李先念与王树声受领任务后，马上研究具体作战部署。他们决定以红 三十一军主力布于广元至苍溪县境的九龙岗、元坝子、快活岭一线，迎击敌 邓锡侯第一路；三十军第八十九、九十师布于苍溪至巴中县境的运山坝、千 佛岩地区，迎击敌田颂尧第二路；九军第二十七师布于仪陇至营山、佛楼寺 一线，衔接东线阵地，对付敌李家钰、罗泽洲第三路和杨森第四路。为了顶 住优势敌军的猛烈进攻，在防御性的被动战局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达到 牵制、迟滞和大量消耗敌人的目的，李先念与王树声采取的主要战术为：第 一，在主要作战方向上相对集中兵力，形成重点防御地带。依托山险，抢筑 集团工事，挖掘多道堑壕、盖沟，积存大量鹿砦及滚木雷石等；兵力作梯次 配置，分一线、二线、三线，构成前轻后重、纵深防御的主阵地。在次要作 战方向上，则以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赤卫军防守，遍插红旗，广布疑阵， 借以迷惑和牵制敌人。第二，捕捉战机，组织反击。利用敌人趾高气扬、冒 失轻进之机，红军主力撤出某些阵地，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集中兵力，运 动反击歼敌。第三，充分发挥红军的近战夜战特长，阵地防御和阵前反击、 夜摸夜袭相结合。部队敢于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敌人临近的几十米内 突然杀出阵地。利用夜暗，摸进敌军营又打完即撤。第四，通过散发传单、 战地喊话、解放俘虏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起到动摇 其军心，涣散其士气的作用。西线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两个月内 歼敌数千人，在宽大正面战线上顶住了四路敌军的猛烈攻势，有力配合了东 线的作战。此后，东西两线红军逐次收紧阵地，向心退却，待机反攻。半年 之内，共歼敌3.5万余人，使刘湘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川陕红军的计划彻 底破产。
7月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万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万源地带 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实行决战防御，待给刘湘主力以重大杀伤后，从东线 转入反攻。西线部队的任务是：坚守小通江河以东现有阵地，钳制敌一、二、 三、四路，配合东线的决战防御和反攻。据此，李先念与王树声立即在西线 部队中深入政治动员，要求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人在阵地在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狠狠打击敌人。东线红军在徐向前的组织指挥下，经20 多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打退敌人5次大规模的进攻，歼敌上万人，取得 了万源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接着转入反攻，使敌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东 线决战和反攻的胜利，为西线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下旬，徐向前挥军 西进，与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全部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连续突破西线敌军的 两道防线，于9月11日攻克巴中。这时，徐向前吸取了东线反攻由于张国焘 反对迂回刘湘主力而未能大量歼敌的教训，并根据敌人向西溃逃的企图，决 心实施大纵深迂回，直插黄猫垭，断敌退路。张国焘又一次来电话，坚持浅 迂回。李先念从战略反攻的大局着眼，认为决不能放过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 坚持支持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判断。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 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 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错了我负责！”当即命令红三十 军等部队从巴中轻装疾进，日夜兼程，先锋部队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黄猫垭 （今属苍溪县）要隘，堵住了敌人的退路。
对于这场战斗，李先念的回忆文章《反六路围攻的西线战局》曾作了生 动的记叙：“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来 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10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 下，整团整旅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 指挥见敌人潮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 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 二话没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了前沿。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 挥见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对参谋们说：‘你们赶紧给我把先念找 回来，可别把他给打死呀！’那时我已到了前沿，从这块阵地转到那块阵地， 天又没亮，他们上哪里去找嘛！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进攻，枪炮声 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地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 战员，紧封‘瓶口’，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地前，难越雷池 一步。敌人被压在山谷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一团。总指挥见时机 已到，下达总攻击令，嘹亮的号声响彻山谷。指战员们跳出阵地，猛虎般地 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谷里将敌军切成数段，分头围歼，激战多半天， 全歼敌1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 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黄猫垭大捷后，徐向前与李先念又率军西进嘉陵江岸边，进占苍溪县城。 他们住在一起，商定由三十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先在南部地区搞块天下，进 而红军夹江向北发展，打击胡宗南部，把川甘边搞到手，与川陕根据地连成 一片。李先念已派人勘察渡口，收集船只，准备迅速渡江，攻占南部县城。 但因张国焘来电话坚决反对，最后只得放弃了这一战略行动计划。新中国成 立后，徐向前和李先念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惋惜不已，如果那时部队 乘胜跨江而进，沿嘉陵江两岸发展，局面必大为改观，同时也会为中央红军 北出川陕甘创造有利条件。
李先念对徐向前总指挥非常尊敬，时刻注意向他学习和请教。他在《沉 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 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 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 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 [1]
1934年1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注释
[1] 李先念：《反六路围攻的西线战局》。
[1]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
[1] 1990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李先念·“将军不下马”
为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1935年 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红三十军从苍溪县塔子山地区强渡成功后，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席卷 嘉陵江西岸沿江守敌，攻克剑阁，即兵分两路：一路由代军长程世才率第 八十八师攻占剑门关，继克昭化，进逼广元；一路由李先念率第八十九师向 川西北推进，先后克青川、平武，抢占战略要地摩天岭，实行坚守防御，以 打破敌胡宗南部南下与川军夹击红军的企图，保障方面军主力西进的右翼安 全。土门战役后，方面军主力进至岷江流域，控制了茂县、理县、文镇关、 雁门关、威州、镇江关、片口、观音梁子、千佛山等要地。这时，红一方面 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令李先 念率领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共5个团， 从岷江地区出发，向大小金川疾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他指挥部队经 理番（今理县）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攻占两河口、抚边，6月8日 占领懋功，歼灭邓锡侯部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继而攻占达维。12日，红 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18日，李先念在懋功受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详细汇报了川 西北的形势和四方面军的状况，提出了红军作战和行动方向的看法，为中共 中央确定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同时，他又派出两 个团进占崇化（今安宁）、丹巴、绥靖（今金川）地区，控制大金川一带，并 指挥部队阻击东、南、西尾追红军之敌，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休整 和北上。他教育部队：红一方面军见多识广，有文化的人多，我们要虚心向 他们学习。各部队根据他的指示，主动到一方面军的部队里参观、学习，请 一方面军的同志来部队讲课、作报告。为支援兄弟部队，经四方面军总部和 中共中央批准，从三十军抽调了1600余名指战员补充到一军团，并派人送给 一方面军许多衣帽、鞋袜、毛衣、被褥、食品等物资，进一步增强了两军的 团结。7月初，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 路军和岷江支队北上。编入左路军的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 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一个侦察连，抢占毛儿盖，歼灭胡宗南部一个营，击落敌 机一架，控制了通往草地的要地。随后，又率军向松潘地区疾进。8月在沙窝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增补李先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研究敌情，重新确定行动方针，决 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并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准备进击松潘的李先 念所部奉林彪的命令，从松潘地区撤回毛儿盖地区，归还建制。《夏洮战役 计划》确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北上，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所属红 三十军编入右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出动 后，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 改变了夏洮战役的作战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 红军迅速占领以岷州（今岷县）为中心的洮河流域（重点是洮河以东），然后 依托这一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创造推进中国革命 运动继续发展的有力支柱和根据地。李先念出席了会议，并完全同意这一决 定。会后，他与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为左路军先头部队，向纵横数百里的茫茫 草地进军。部队在罕见的恶劣自然条件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 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一致，排除万难，经五天行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 巴西地区。
胡宗南发现红军主力北上后，急令其第四十九师由漳腊向包座开进，企 图会同其已控制包座的一个团，堵截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右路军总指挥徐 向前的部署，李先念与程世才率红三十军向包座地区开进，以歼灭守敌，打 开北进的通道。他们根据该地区山高林密、水深流急的地形特点，采取了围 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8月29日晚，先以一个团向上包座守 敌驻地大戒寺发起攻击，激战一夜，歼敌两个连，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顽抗 待援。李先念将计就计，令部队围而不打，诱敌第四十九师来援。30日夜， 援敌第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军以一个团与敌 接触，边打边撤，主力则隐蔽集结于上包座西北山地待机。31日，敌继续前 进，陷入红军伏击圈内。下午3时，李先念下令发起攻击，以1个团从包座 河以西楔入敌军3个团的结合部，将敌人分割成3块；接着，以预先隐蔽埋 伏的3个团连续向敌猛烈突击，断敌退路，瓮中捉鳖。经7个多小时的激战， 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 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 的通道，对实现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地区的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坚 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使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历了更加艰难曲折的过程。9 月中旬，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红四方面军再次穿越草地南 下。李先念回忆说：“右路军南下，徐向前同志和我心情都很沉重。当再次穿 过草地时，我和他坐在一个小山包上休息，他说：‘我就不明白，红军和红军 闹个什么劲？’” [1] 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部队的生存，他们对张国 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抵制与斗争。当陈昌浩告诉李先念，说张 国焘要另立中央时，李先念明确表示：“这怎么行？一国不能有二主，我们现 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10月，李 先念与程世才率部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兄弟部 队一起，在到处是深山绝壁和峡谷急流的大小金川地区猛插猛进，抢关夺隘， 大胆迂回穿插，经10余天战斗，共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6个旅，毙俘敌 3000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绥靖、崇化、抚边、达维、日隆关等要镇。 11月，四方面军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 战役。他与王树声指挥的中纵队，在左、右纵队密切配合下，连克宝兴、芦 山，在天、芦地区歼敌万余人后，又与川军十多个旅在百丈地区血战七昼夜， 毙伤敌15000余人。战后，他撰写了《太和场、朱家场、夹关、百丈战斗之 经过》一文，发表在《红色战场》第五期上，重点总结了在平原防空和水田 村落作战的经验。
红四方面军南下苦战半年之久，虽歼敌3万余人，但自身也消耗了半数 兵力，在川康边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和广大 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1936年2月，张国焘被迫同意向康北转移，准备第二 次北上。刘伯承、李先念率三十军为先遣军，担负为全军开道、筹粮的任务， 经宝兴、达维、懋功进占丹巴，继而翻越大雪山中段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 于3月间先后攻占道孚、炉霍、甘孜。在绒坝岔，李先念亲自与藏族部落的 军事首领谈判，打消他们的疑虑，使他们与红军签订了和约。部队边整训， 边发动群众，准备迎接二、六军团北上。整编后的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八十九两 师，每师三个团。6月下旬，方面军决定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与红二、六军团 （二方面军）共同北上。26日，李先念奉命率领八十八师和骑兵师组成先遣军 出发，经西倾寺出阿坝，为后续部队筹集粮食和牛羊。7月下旬，先遣军及 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先后穿越草地，到达包座。李先念与程世才进而指 挥三十军抢占天险腊子口，继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又进克漳县、 渭源。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大会师。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从我国的东北三省伸向华北，公然 向绥远东部发动军事进攻，而蒋介石却置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仍坚 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向西北调集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为反 抗日本侵略者，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迷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三大主力红 军会师之前，就反复商定要夺取宁夏和甘西，以接通苏联，与友军张学良部、 杨虎城部联合，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抗日。会宁会师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令一、四 方面军主力夺取宁夏，并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规定：“四方面 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 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 成之”；“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最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 攻宁准备”。红三十军原是强渡嘉陵江的先锋部队，李先念又当过木匠，徐向 前、陈昌浩便决定将造船和突破黄河天险的任务，交给李先念所部承担。在 方面军总部，李先念看了中共中央发来的有关电文，受领了任务，遂急忙回 去进行部署。徐向前、陈昌浩要留他吃饭，他没有吃。
李先念回到红三十军军部，与程世才马上召集领导干部会议，分配任务， 抓紧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一是确定渡河前卫师为第八十八师（该师系三十 军的“拳头”师团，由荣获“钢军”称号的二六三团、二六八团和“夜老虎” 称号的二六五团组成，师长为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名将熊厚发），后卫师为 第八十九师。渡河先遣军为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是在全军上下深入进行 政治动员，使每个指战员明确认识“打通国际路线”与抗日的关系，坚决完 成上级赋予的光荣战斗任务。三是开展强渡江河与打骑兵的战术训练，尤其 是前卫团，要根据地形、水情、敌情反复操练，一丝不苟。四是摸清敌情。 派得力干部与侦察人员，利用各种伪装，深入敌人境内，分段查明敌在黄河 两岸的兵力部署及地形、水情特点，绘成图表，便于选择渡河点。五是绝对 秘密造船。地点选在距黄河东岸四五十里的大芦子附近的一片密林里，组织 方面军的船工队和有关人员就地取材，不分昼夜，加速造船。计划成船50只， 严密伪装，防止被敌发现，遭敌机轰炸；渡河前再运送到岸边，就像强渡嘉 陵江时的做法一样。
10月下旬，已造成船16只。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命令，李 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于24日夜在靖远虎豹口（今河抱口）一举突破黄 河天险，横扫西岸守敌，为方面军总部和九军、五军顺利渡河，创造了条件。 李先念回忆说：“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 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 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没有发 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 个渡口。24日晚，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为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 灵武一带渡河，共同进击宁夏南部，渡河部队迅即沿黄河西岸北进。李先念 指挥所部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第一、第三旅的阻击，接 着向盘踞景泰、一条山之敌第二旅进击，迅即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等战略 要点。10多天内，红三十军在一条山连续打退敌人3个骑兵旅和2个步兵旅 的猛烈进攻，多次与敌展开巷战、肉搏，予敌以沉重打击。11月8日，中共 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决定中止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制定了《作战新 计划》，要求河西部队西进创建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准备一年为期完成之。 11日，命令已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 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九军、 五军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分左右两路开始西进。13日，中共中央书 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 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000，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 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 实无误地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红三十军西进途中，先在大靖附近包围土门子守敌一个工兵营，迫其投 资；进而每次乘虚疾进，绕过凉州城（今武威），进占城西北的四十里铺；继 克永昌、山丹。随后，由五军进驻山丹，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则集中于永昌 迄凉州四十里铺一线。这时，九军在古浪遭敌重兵包围，血战3昼夜突围而 出，蒙受严重损失，在三十军接应下亦进至四十里铺地区休整；而五军仅有 3000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故从这时起，三十军实际上已成为西路军 的唯一劲旅和主力，李先念肩负的担子也就更重。他审时度势，要求全军坚 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力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不论敌人多么凶猛，自然条 件、物质条件多么困难，都要充满信心，艰苦奋斗，战胜敌人。这时，中共 中央指示西路军暂勿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巩固根据地，坚决保持东 西回旋地区。“三十军应占有利阵地，坚工集粮，如遇敌决战，需集中兵力达 到把握消灭敌人之目的。”四十里铺之战，敌5个团向三十军阵地猛攻。李先 念、程世才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奋战3天，数度与敌肉搏，杀伤敌2400余人， 其中用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八坝之战，红八十八师与两旅进攻的敌 人，激战两天一夜，将敌杀退，敌遗尸800余具。水磨关之战，红八十八师 与敌一个多旅激战一昼夜，后在八十九师增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600余人。 永昌之战，敌出动5个旅和7个民团猛攻该城，在三十军和总部直属队的英 勇抗击下，敌伤亡千余人，损失飞机一架，被迫撤退。
李先念在指挥部队不断英勇抗击敌人的同时，也深深感到长此下去，有 耗无补，处境被动，不是办法。他支持徐向前的主张，曾当面向陈昌浩建议， 在给养十分困难又无法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下，大部队长期在现地作战十分不 利，要么向东打，要么向西打。他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 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却说：“你懂什 么？多嘴！”拒绝了他的建议。从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西路军奋战月余， 毙伤敌6000余人，但敌人倚仗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得以及时恢复。而西路 军却有耗无补，由过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西安 事变发生后，西路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西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以消灭敌 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与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
1937年1月，马敌集中2万多兵力，以一部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 主力，大部则向西面的红五军驻地高台猛攻。五军在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 浴血苦战，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城门接应，敌突入城内，董振堂及五 军3000余人壮烈牺牲。1月下旬，西路军决定东返。当红三十军进至西洞堡 地区时，李先念与程世才组织部队向追敌发起反击，击溃敌人枪团，歼敌宪 兵团，缴枪1200余支。但因敌在东面集中防堵，全军又回师倪家营子。这时， 敌出动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将倪家营子43 个屯庄团团包围，轮番发起猛攻。在西路军总部的指挥下，李先念所部与兄 弟部队配合，实施坚守防御。因弹药奇缺，指战员们全靠大刀、刺刀、枪托、 手榴弹与敌搏杀，血战40天，毙伤敌近万人，但自身伤亡亦巨，全部兵力已 不足万人。2月下旬，西路军被迫撤离倪家营子，向祁连山转移。经三道流沟、 梨园口等地的血战，至3月14日，所剩兵力及伤病员已不足3000人。西路 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至此归于失败，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上写下了最 悲壮的篇章。
西路军的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是在石窝山上召开的。会议决定：徐向前、 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余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李先 念、程世才率三十军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1000余人为左支队。同时决定 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并 向中革军委作了报告。3月14日晚，三个支队开始分别行动。行前，李先念 对支队的干部动员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异常艰难的，但并不是无路可走 了，出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 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万一我们冲不出去， 要和敌人拼到底，就是死也死在一起！”他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团结友爱 精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力强些的要帮助体力弱 的。他说：“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将来能燃 成一片红啊！”他还专门交代要挑选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把身负重伤的熊 厚发师长抬走。当夜，李先念率左支队向南，深入祁连山中。多亏下了一夜 大雪，掩盖了队伍的足迹，才得以摆脱敌人的尾追。经三天急行军，到达柴 打板。这时，在领导层里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游击，有的主张向西 打游击，还有的要单独行动，或是回陕北，或是就地游击。李先念鉴于在渺 无人烟的祁连山中无法打游击，向东、向北有被马家军消灭的危险，向南是 青海柴达木盆地，难以立足，于是断然决定西越祁连山分水岭，相机到敦煌 地区。同时，积极开展思想工作，以保持部队的坚强团结。有几位总部的领 导干部，坚持就地游击，难以说服，只好把他们留下来。熊厚发伤口严重化 脓，怕连累大家，要求就地留下，让大部队赶快走。李先念等来看他，他反 复申述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落泪了。李先念把苏井观拉到一边，征求他的意 见。苏说：“不行了，翻山缺氧，抬不过去了。”李先念只好忍痛给熊厚发写 了一份党员证明信，给他留下一名干部和一个班负责掩护，含着热泪与他告 别。不久，熊厚发被敌俘虏，壮烈牺牲。李先念回忆说：“那时实在不忍心把 他留下来，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呀！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 目。”
部队行进在冰封雪冻的祁连山中，翻山越岭，精疲力竭，无盐无粮，缺 衣少被，气温达零下三四十度，真是艰难困苦到了极点。白天靠指南针辨别 方向，晚上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许多人被饥饿、寒冷、暴风雪夺去了生命。 23日，李先念以工委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 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 得最后胜利。”这充分表现他和战友们在极其危难的时刻，对革命矢志不移、 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经过20多天的艰难行军， 4月5日，李先念率左支队到达酒泉西南山中，尚有900多人，枪600余支。 他电告中央军委：“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 至极，武器弹药亦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 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息，迅速经新疆到远方（指苏联） 学习，培养大批干部。”中央复示：远方已同意西路军进入新疆，应速向星星 峡进。16日，左支队在安西东南之石包城跨出祁连山口，向安西前进。经安 西战斗、红柳园战斗，部队进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茫茫戈壁，号称“死亡 之海”，白天，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刮得人疲马乏，方向难辨；夜晚，气温 剧降，寒冷刺骨，无遮无挡；特别是找不到水，干渴难忍，靠饮小便和马血 维持生命。李先念派参谋沿着鸟飞的方向找到了水源，使部队再次渡过了难 关。4月底，左支队所剩420余人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至此，李先 念以非凡的毅力，率部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征程，终于脱离九死一生的险境。 5月初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左支队从星星峡经哈密进至迪 化（今乌鲁木齐），建成西路军总支队，组织学习。
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他的英勇奋斗精神，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 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 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底，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 学习。
注释
[1] 李先念：《光辉的战斗历程》，1991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李先念·抗战驰骋鄂豫边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党的主
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后，成立了以刘少奇
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李先念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之命，随即带领数十
名红军干部由延安出发，于12月底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开始了在中原
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39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习惯上亦称中共河南省委）军事
部部长的李先念（化名李威），率领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竹
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任务是会合中共领导的各地方武装力量，发
动游击战争，开辟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当时，武汉外围的局面极其混
乱，矛盾错综复杂，斗争艰难残酷。20余万日伪军沿着铁路、公路、长江、
汉水布防，控制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汉奸、土匪活动猖獗；40万国民党军
队和数万地方实力派武装退守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等地；广大
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有一些游击队，
分散在豫南、鄂东、鄂中、鄂南地区活动。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他
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李先念力排万难，会合和聚集各部独立自主地开
展游击战争。1月下旬，他到达信阳县四望山，同当地活动的信阳挺进队会
合，向他们说明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一起研究发
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步骤和方法。随后，他到平汉路东，觉察到鄂东
几支武装力量尚未完全转入敌后，就召集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和中共罗（山）
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的负责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要求他们立即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并转告在国民党军队控制区活动的、
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和江北游击队，
要迅速转入敌后，打击日伪军，同时注意保存力量，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突
然袭击。5月上旬，李先念率部到鄂中，在孝感县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
开创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孝（感）抗日根据地。中旬，又
会合了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两个中队，并组成新四军挺进团。不久，陈少敏带
领200余人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部会合，亦编入挺进团。
新四军的旗帜在豫鄂边区一出现，蒋介石就电令新四军军部必须将该部
队撤走，否则即指令第五战区予以“武力解决”。地方顽固派也阴谋吞并、瓦
解和消灭中共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最迫切的任务
是如何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冲破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放
开手脚发展自己的力量。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扩
大会议，李先念和陈少敏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精神，
他们决定冲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
整编豫南、鄂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
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后由陶铸代理），下辖第一、二、三团队
和挺进团队，后又成立了第四、五团队和信阳第三团队，支队发展到9000余
人。
在创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过程中，李先念部与日伪军进行了无数次英
勇壮烈的战斗。开头一仗是应山余家店战斗，激战12小时，将日军击退。随
后，又进行了赵家棚、厉家店战斗。7月以后，李先念指挥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向鄂中和豫南敌后作战略性展开，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中以京山县
新街战斗影响最大：日伪军700余人，偷袭驻新街的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
指挥部队先打伪军，然后缩小包围圈，集中兵力攻击日军，激战竟日，日军
惨败。
与武装斗争相配合，李先念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
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他对中共豫南特委同进步人士信阳县县长李
德纯和一区区长蔡韬庵共同建立抗日武装十分赞赏，并亲自同李德纯、蔡韬
庵交谈，说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们同特委携手共事，真诚合作。在
鄂中，他与国民党应城县县长孙耀华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赵家棚，他邀请安
陆、应山等地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各区区长及开明士绅开会，阐明共产党
团结抗日的纲领和政策，共商合作抗战事宜。对友军，他采取积极争取、合
作抗日、和睦相处的方针。他同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部队建立了联系，
并在人员、装备、情报等方面得到了他们的援助。同川军建立了相互配合、
共同对敌的关系。对桂军也做了多方联系和争取的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加
紧推行反共政策，先后在鄂东、豫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和竹沟惨
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严重形势，李先念和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
书记朱理治等于11月中旬在四望山召开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
导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中原局的决定，将豫鄂边、鄂豫皖、鄂中
的3个区党委撤销，由新成立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陈少敏任代
理书记。同时，将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豫鄂挺进纵队正式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
委员（后由任质斌代理），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
6个团队和信应游击总队、鄂东游击总队、应城国民抗敌自卫总队及随营军事
学校，共1万余人。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
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
和发展。
豫鄂挺进纵队的创建，引起日军的极大注意，不断加紧“扫荡”；国民
党顽固派也更加嫉恨，反共气焰愈益嚣张；武汉外围地区的局势，更加险
恶。在两大力量夹击之下，李先念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保证了党和
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当大股日军“扫荡”时，挺进纵队分散游击；在小股日
军“扫荡”时，则集中兵力予以歼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既针锋
相对，坚决自卫反击，又恰如其分，适可而止。1939年12月上旬，日军15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五路以“闪电”战术，向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县马
家冲发动进攻。李先念指挥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200多人奋起抗击，激战终
日，毙伤敌70余人，顺利转移到京山县八字门。当时盘踞在鄂东的国民党专
员、游击纵队总指挥程汝怀的2万多地方顽军，勾结日伪，屠杀共产党人和
抗日军民，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李先念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
“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同顽
军展开了坚决斗争。1940年1月中旬至4月，他指挥主力部队一部，三次越
过平汉路，挺进大小悟山，打击顽伪两面派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等部，
并控制了大小悟山，使其和陂安南根据地连成一片。纵队领导机关也进至平
汉路东的姚家山。在此期间，李先念还率一部兵力渡过汉水，进攻汉阳县侏
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歼其一部，直叩武汉西大门，日军大为震惊，戒严3日。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
次反共高潮中对豫鄂边区发动的进攻，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
的进犯。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
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和其他地区兄弟部队一样，不但是绝对
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新四军军部进
攻。
在尖锐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李先念紧紧抓住民族矛盾这
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抗日民族抗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当国民党军队遭受日
军进攻时，他以抗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940年5月，日军
集中7个师团，对鄂西、鄂北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猛烈进攻，襄樊、宜昌
相继失陷。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越过平汉路，向西作战略展开，以牵制
日军向国民党军进攻。6月，他率纵队主力向白兆山进军，同日军进行了争
夺平坝的战斗。平坝位于白兆山与大山头之间，是联系鄂中广大山区的枢纽。
21日，李先念指挥平汉支队第一、二团登云梯破寨，歼灭守敌，解放平坝。
而后，他又指挥纵队主力一部，进行了3次平坝保卫战，使大山头、白兆山
连成一片，扩大了以白兆山为中心的路西根据地。7月，李先念指挥部队渡
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残敌800余人，击溃8000
余人。这期间，李先念先后发出了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武装冲突、开展对
桂军的统战工作等指示，对国民党各派势力，依照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
进行了争取或斗争，高度灵活地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
顽固势力的策略和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在对日作战、反顽斗争、统一战线和根据
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挺进纵队是由各方面抗日武装汇
合起来的，少数干部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李先念注意利用
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加强思想教育。1940年8月1日，他在白兆山
主持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
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加强各级司令部建
设，以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使边区党领导的武装
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使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干部，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10月，李
先念在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的《豫鄂边区的抗日战争》一
文，既概述了豫鄂挺进纵队在孤悬敌后、矛盾复杂、斗争艰苦的环境下成长
壮大的过程，又从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总结了经验。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
到了顶点；同时调动国民党军向豫鄂边区的新四军大举进攻，妄图于2月底
消灭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边区抗日根据地。李先念和纵队领导，分析了面临
的严峻形势，认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
必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坚定与最积极的军事行动来完成。23日，李先念发布
了《粉碎国民党反共军队新的进攻》的作战命令，动员边区军民紧急行动起
来，坚持游击战争，粉碎顽军的进攻，并配合皖东、皖北新四军作战。他针
对来势凶猛、数倍于己的顽军，提出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灵活的游击战，
积极勇敢、经常不断地袭击与消灭顽军之小股部队，逐渐疲惫与削弱顽军之
有生力量，当其各种弱点暴露、客观情况对我有利时，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
击破。他还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和指挥关系：将位于鄂中的3个团作为机动
部队由纵队指挥；分设鄂东、豫南、襄西、天汉湖区4个指挥部，负责指挥
所在地区的正规团队和地方武装，以充分发挥各作战单位独立坚持斗争的能
力和机动性。1月下旬，顽军新二军两个旅由桐柏山南下，向信阳、应山、随
县各地进攻，其矛头指向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白兆山。李先念派纵队一部，
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阻滞顽军；将纵队主力转移至京山、安
陆交界地区待机。当顽军深入到根据地后，他集中纵队主力第二、三团及地
方武装，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突然袭击正在刘店过春节的新二军一个团，
将其大部歼灭，沉重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2月中旬，李先念率主力再次超
过平汉路，还击程汝怀部。他指挥4个团发起大小悟山战役，经3天反击作
战，歼灭顽军第十九纵队特务大队和第四、五支队大部，俘顽军支队长刘亚
卿，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并建立了新的指挥中心。接着，他又命令一个
团东进鄂皖边，沟通了与皖西新四军的联系。与此同时，在豫南、鄂中、襄
西、天汉湖区的部队，也积极主动地开展反顽斗争，巩固根据地和发展武装
力量。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
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
主任（后任代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五师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
第一、二游击纵队、区党委警卫团、边区保安司令部和随营军事学校，全师
共1.5万余人。4月5日，李先念等在白兆山通电就职。30日，中共中央军委
宣布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李先念任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建
成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训令和陈毅代军长的讲话精神，进行了
一系列巩固部队的工作。6月，李先念在白兆山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全
面系统地总结了部队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
力的任务和要求。他指出，巩固部队是决定斗争胜败的第一重要任务；强调
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出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具体要求；号召为
将第五师建设成一支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强大武装而努力奋斗。这次会议之
后，他又抓紧进一步健全了五师各级党组织，完善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
作制度；及时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
究的决定》；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对知识分子新干部
的培养锻炼；开展了反不良倾向、反贪污腐化的斗争；使部队干部增长了深
入下层、注重实际的风气，并加强了司令部机关、部队行政管理和后勤建设。
豫鄂边区是一个孤立突出的战略地区，没有巩固的后方，敌伪不断“扫
荡”，顽军经常制造摩擦，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反复交替进行。新四
军第五师成立后，就积极投入反“扫荡”的严重斗争。当时，日军为了确保
其占领区，从鄂中、鄂东各调集3000余人，采取突然袭击、分进合击的战术，
对云（梦）孝（感）安（陆）应（山）地区和陂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
筑据点、公路，对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李先念指挥五师主力一部，协
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有利地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伏击运动之敌，袭
扰驻守之敌，围困敌军据点，并发动群众，展开破路斗争，使敌之公路，屡
修屡破，迫使日伪军撤退，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初步胜利。尔后，又连
续粉碎了日军对鄂东、鄂中的“扫荡”，并以一部兵力向武汉北郊迫进，开辟
了汉（阳）孝（感）（黄）陂抗日游击根据地。李先念还指挥部队，抓住日军
弱点，不失时机地向敌后作战略展开。他命令十四旅东进鄂皖边，配合新四
军二师作战。当驻武汉日军抽兵南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内部矛盾
尖锐时，李先念抓住战机，于1941年12月至翌年2月，指挥十五旅、十三旅
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经过近2个月的连续战斗，毙伤日军300余人，歼
灭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5000余人，击溃第二师1000余人，俘伪军950余
人。这一战役，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扩大了豫鄂边区抗
日根据地，从西线造成了对武汉日军的威胁。
1942年，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难困苦的岁月。日军进行频
繁“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五师同军部的通讯联系经常中断；加上
自然灾害和日伪军的掠夺，边区的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空前困难；根据地被
敌顽分割成几十个“豆腐块”。1月，国民党军队以9个团兵力，各鄂东根据
地进犯，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李先念指挥十四旅进行自卫反击，先后
发起浠水、广济、蕲春漕河镇等战斗，各歼顽军一部。4月，日伪军数百人
进攻大悟山根据地，李先念指挥十三旅一部将敌击退。接着，他又指挥十五
旅主力和地方武装，粉碎了日军对京山、天门、汉川等根据地的“扫荡”。下
旬，国民党第五战区投入10个师兵力及保安团、游击纵队等向鄂豫边区发动
大规模进攻；同时还勾结日伪军一起夹击五师部队。面对敌顽夹击空前严重
的局势，李先念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
自卫”的方针。他针对顽军施行多路推进战术，避实就虚，把主力部队适当
分散隐蔽，配合各地武装，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再适时集中兵力，
采取突然袭击战术，打击敌顽。他指挥十四旅一部，跳出敌顽的包围圈，南
渡长江，创建鄂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回旋地区。6月初，当顽军暂编第一师
进至随县南的古城、刘店、圣场一线，处于孤立、突出地位时，李先念指挥
主力部队十三旅和十五旅一部奋起反击，歼敌700余人，给顽军以沉重打击。
7月，顽军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边区周围的许多重要山地被顽军占
领。日军也加紧向边区“扫荡”、“蚕食”。五师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被迫转至
平汉路以西、帩水以东之狭长地带与湖沼地区，形势更加严峻，斗争更加残
酷。21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李先念审时
度势，决定主力部队暂停与顽军进行大规模战斗。派精干部队深入顽后，袭
扰牵制顽军；派主力一部，增强鄂南兵力，使鄂南成为一个独立作战单位；
集中十三旅等部于平汉铁路两侧，抓紧休整补充，寻找战机，给反共最坚决
的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在此前后，边区已先后建立起5个军分区，独立坚持
当地游击战争，使十三旅主力更便于担负战略机动任务。8月底，李先念指挥
十三旅进行礼（山）北战斗，首先突袭顽军保四旅司令部，活捉旅长蒋少瑗，
再以分割包围战术进行围歼，俘顽军官兵2000余人，后对蒋少瑗晓以大义，
予以释放。9月，李先念指挥五师主力乘胜西进，进行了京（山）北战斗，歼
灭顽军第六纵队一个大队。
同年11月，日伪军发动冬季攻势，对鄂豫边区大规模“扫荡”。李先念
指挥五师部队，立即转入反“扫荡”作战。12月15日，日伪军集中1万余
人，携炮80余门，从、西两面分14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大悟山实施“铁壁合
围”，企图聚歼五师主力，摧毁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李先念决定，趁各路
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抢在敌人包围圈尚未形成前，迅速组织机关、部队分
路突围，转到外线作战；以小部兵力，在内线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开展游击
战，牵制敌人。16日夜，日伪军向大小悟山逼进，严密封锁铁路和山口。李
先念率部队主力和领导机关，冒雨分路突破日伪军的防线，跳出合围圈，向
平汉铁路以西应山、安陆和陂安南等地区转移。随后，他又指挥部队内外线
配合作战，四处出击，迫使日军撤退，取得了大悟山反“扫荡”战役的胜利。
从1942年4月至12月，在风狂雨暴的8个月生死搏斗中，李先念指挥
五师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打人民战争，既能撒得开，避敌顽锋芒，
保存自己，疲惫与消耗敌顽；又能收得拢，形成拳头，痛歼敌顽。这样，终
于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敌顽夹击，共歼灭日伪军900余人，俘顽
军6000余人。
在战斗频繁的情况下，李先念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部队的作风建设。
为适应部队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基层军政干部，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创办
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李先念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他对加强各级干部
的团结特别关注。为此，五师发出了关于《干部团结原则》的指示，强调指
出：统一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团结问题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各级党委应以
干部团结的重要性教育全体干部，须知情况紧急，因不团结而妨害工作，便
是革命罪人。他还在五师干部大会上作了《严正军风》的报告，深刻地分析
了五师部队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严肃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
向，提出了严正军风的具体要求。在此前后，五师发出了关于巩固部队与提
高战斗力、严格群众纪律与改善军民关系、健全各级民运机构与加强民运工
作等指示，严正党纪、军纪，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好地率领边区军民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
更大胜利，1943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会
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政
治委员的决定。李先念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大转变时期的形势，论述了边区党的任务和
加强军事建设问题，着重阐明了必须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这次
会议，紧密联系边区的实际，统一了对发展军事力量与迎接抗战胜利相互关
系的认识，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
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1943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
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会后，李先念领导五师部队，全面加强
了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工作的建设。首先，精简了领导机构和人员，充
实了战斗部队，并加强了抗大十分校的领导和教师力量，协助各军分区和各
旅举办教导队，为部队培养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同时，开展整训运动，利
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
素质。他还指示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在全边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军事政策
宣传与扩军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五师主力旅、团得到补充与扩大，军
分区所属的独立团、自卫团、挺进团，由原来的10个猛增到21个，县、区、
乡的游击武装及民兵也有很大发展，并广泛成立了武工队。
3月，日伪军对鄂豫边区继续“扫荡”，蒋介石又企图在全国发动第三次
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顽军猖狂地“进剿”五师。李先念运筹决策，
实施战略展开。他指挥五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武装和广大民兵，粉
碎了日伪军的春、夏季“扫荡”及随后的“清乡”与“蚕食”，并一度攻克蕲
春、云梦县城。同时，对侵入根据地的顽军坚决反击，先后在陂安南和浠水
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五十一师等顽军。6月至10月，粉碎了顽军
四次大规模的“进剿”，不仅边区的基本区域得以巩固，而且开辟了赣北游击
区。当日军进犯襄南后，李先念指挥五师部队向襄南敌后进军，开展河湖港
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襄西
根据地。当日军进攻湘北、鄂西时，李先念又指挥五师部队进一步向湘北敌
后发展，挺进洞庭湖滨，在石（首）公（安）华（容）地区，创建了江南桃
花山根据地。这样，使边区得到了大发展。到1943年底，全边区包括基本区
和游击区，扩大到51个县，拥有人口1020余万人，发展成地跨鄂、豫、皖、
湘、赣五省边的战略区。
李先念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掌握敌人特点，摸索斗争规律。
12月，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华中局写了《1943年鄂豫边区的斗争》的报告，
从对日军224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
规律；从200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土顽
围攻五师部队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他概括
了反“扫荡”的五个经验：一是做好敌伪工作，尤其是伪军工作，以便从敌
伪据点中得到“扫荡”的目标、规模和兵力配备等情况，事先做好准备。二
是利用日伪军和顽军之间的矛盾，当日伪军“扫荡”时，将部队分散转移到
接近顽军地区，“扫荡”结束后再转回原地集中，使日伪军“扫荡”计划破产。
三是利用山地、湖泊的地理条件，使日军的特种兵无法发挥作用，而使自己
处于主动地位，免受敌人袭击。四是采用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机动灵活战术
打击日伪军。当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部队就避
实就虚，跳出包围圈，分散打击敌人；当敌军疲惫时，就抓住其弱点，集中
兵力给予痛击。五是充分发动群众破坏公路、桥梁，不断袭击日伪军之小据
点，大打人民战争，使敌人经常处于恐慌状态。
对于这个时期军事斗争取得的胜利，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
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新四军军长陈毅在1943年总结工作时指出：对付
敌顽夹击，最标准的是五师的例子。他们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背敌以对
顽，背顽以对敌”。在敌顽难以同时进攻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
存和发展。
李先念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还重视加强政权建设和中共基层组织建
设，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同武装斗争，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李先念指示五师
部队，要更好地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积极协助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并以5
月为“拥政爱民月”，掀起拥政爱民活动的热潮。他和边区党委还提出了“战
争、生产”，“生产、战争”的口号，要求各地区、各部队在战争动员中，大
力开展生产运动。他亲自出席边区财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强调要从边区
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加强财经工作，更好地保障部队供给。在根据地内
普遍实行了轻刑薄歙、减税减息政策，使贫苦农民经过辛勤劳动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
由于战斗频繁，环境动荡，边区的整风运动从实际出发，在“战时整顿
三风”之后，到1943年11月又全面深入开展。李先念在边区党委和五师直
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整风、生产、精兵简政的动员报告。他提出，整风
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改造思想，改进工作，造成党内铁
一般的团结。在中共中央中局代表郑位三的支持下，保证了整风运动的健康
发展，抵制了“抢救运动”和“逼供信”的错误做法，避免了伤害干部，达
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反攻阶段。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
发展华北、华中，并向华东、华南发展的战略总方针，指挥五师及鄂豫边区
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
河南战役。国民党驻河南的40万大军仓皇溃退，37天内弃城38座，损兵近
30万人。5月1日，李先念为谋求团结抗日，代表五师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
石及国民党各军将士，呼吁消除陈见，放弃摩擦，“团结抗日，拯救中原”。7
月，鄂豫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发展的指示。李
先念按照会议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12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敌
后进军。后又3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
进军河南的1200人，后扩大成为1万余人的部队，控制了南起信阳，北达叶
县，东自正阳，西迄泌阳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李先念还指挥五师主力一
部和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向南发展，在潜江、石首、黄冈等地发起夏季攻势，
作战3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攻克据点多处。10月，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鄂豫皖湘赣军区，李先念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三旅、五
个军分区、河南挺进兵团和抗大十分校。
1945年1月，李先念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
南下支队。随后，鄂豫边区党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向南北两翼发展”
的指示，明确以“发展为主”的工作方针，同时巩固原有地区。会后，李先
念派两个团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赣边界地区，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在
北起长江，南至幕阜山，东自江西彭泽，西至粤汉铁路，创建了湘鄂赣根据
地。4月，为牵制日军向南阳、老河口地区进攻，李先念指挥6个团，分别由
大悟山、确山向随县以南和信阳西南敌后挺进，恢复了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
地。
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
央委员。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一线，敦
促“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派出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
将军的命令”。李先念于11日下达紧急命令，要求五师及各军分区（旅）立
即行动起来，迅速占领被日伪盘踞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
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集结待命，否则将予以消灭。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
件投降。李先念指挥五师及各军分区部队，开展受降工作。在10余天中，共
受降日伪军数千人，歼灭拒降敌军3500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
物资，攻克大小城镇12座。
李先念·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
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就调集20多个师和9个游击纵队，借口受降，抢占通往
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武汉三镇和中原解放区。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洞察全局，对蒋介石妄图进据中原，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
电示新四军第五师：“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将到来的内战局面，
才不致临时张皇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上与实力
的条件，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1945年9月，李先念和五师党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领主力由大悟山
转移到四望山整编，将五师部队和起义不久的豫南第十三游击纵队编成五师
野战军，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准备反内战斗争。为加强中原地区的
力量，中共中央还确定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嵩岳）军区部队
及晋冀鲁豫军区水东区部队，同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
中原军区。10月，这四支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总兵力6万余人。由李
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3月，王首道
调离中原，任质斌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两个纵队和江汉、鄂东、河
南3个军区。
面对国民党军连续侵占中共领导的鄂中、襄西、襄南、鄂东和豫中大片
区域的严重形势，李先念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桐柏山区的建议：“桐柏山
区处豫鄂要冲，我如打开这一局面，阵地即可大开展，河南、湖北之根据地
也可连贯起来。同时，从战略上考虑，对华北、华东之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
可起很大牵制作用。”
[1]
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于中原部队会师前夜，指挥五师3
个旅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经半个月的连续作战，歼敌2000余人，解
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等县城，控制了桐柏山广大地区。中原军区成
立后，他又指挥中原部队进行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先后在唐河、枣阳
等地反击国民党军，歼敌5000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企图
在11月份“肃清”中原解放军的计划。1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
“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胜利，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
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路北段作战。”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以
11个军24个师和8个游击纵队向桐柏山区进逼，实行南北夹击。为打破敌人
的夹击，更有力地拖住敌人，李先念指挥主力部队由桐柏山东越平汉路，到
大别山区寻机歼敌，相继解放了汝南埠、定远店、光山、息县、宣化店等重
要城镇，并歼灭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两个团。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已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
协议，并下达停战命令，规定从13日零点起就地停战。李先念等领导人恪守
停战协定，率中原军区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
礼（山）、经（扶）、光（山）地区集结待命；所属江汉、河南、鄂东三个军
区的部队，亦原地待命。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中原地处其统治的中心区
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估计到，停战协议签订
后，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蒋介石必
然首先力图消灭这里的革命武装。1月17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停战
命令公布后，斗争形势将更复杂，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
政治攻势，瓦解对方的内战意谋，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坚持自卫原则，
防止与打击对方突然袭击。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3月，李先念派王震到延安请示
工作时，毛泽东又明确指示：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
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者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者则准备条件
将来消灭之。中原部队要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
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全局的胜利。他要王震记住这些
话，回去转告李先念。果不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料，从1月10日到4
月底，国民党围困中原军区的兵力又增加到26个正规师，30余万人，向中原
部队进攻1170余次，占领村镇1072处，修筑碉堡6000余座，将中原部队分
割成品字形，主力被压缩围困在方圆仅200余平方公里的宣化店地区。同时，
大搞经济封锁，必欲置中原解放区军民于死地。李先念等率领中原军区部队，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自卫还击，进行合法斗争，并从思想上、
组织上、物资供应上、军事技术上，做好应付国民党军突然袭击的准备。在
此期间，李先念还先赴汉口，后至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同国民党谈判，经
过斗争，国共双方达成了《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根据
《汉口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共方面争取合法转移了800余名伤病员到晋冀鲁
豫解放区。同时，还先后就地复员了近万名年老体弱的干部战士，化装转移
了上千名干部到其他解放区，精干了部队，便于更好地应付突然事变。
关于中原部队突围的时机、方向问题，中共中央一直极为关注，并不
断根据形势的变化，与中原局酝酿、商讨。停战协定之前，就有过突围的考
虑，向东、向北、向西的方案也曾提出过。5月1日，中共中央得悉蒋介石
正布置进攻中原军区的情报后，即电告郑位三、李先念：“你们须立即准备突
围”，“采取向西方针”。周恩来到宣化店期间，曾召集李先念等领导人开会，
重申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对进行战略坚持和战略转移，作了重要指示。6月
上旬，李先念将准备突围的预想方案，正式提交中原局讨论。一是东进，至
五河一带与新四军靠拢。但此着意图明显，敌易觉察，沿途会遭敌包围和截
击。二是北进，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地区转移，刘邓大军由北向南接应。但
因敌交通方便，易于集结重兵对我围堵。三是西进，穿越平汉路，向陕南和
鄂西北转移。但无大部队接应，要靠自己的力量与当地的游击武装会合。中
原局决定将这3个方案一并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执行第三方案的倾向性意
见。6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
围”。突围后，“须做两种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
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20日，李先念
等向中央报告：目前处于敌四面严重包围之中，向东向北突围没有可能，主
力只能向西突围。同时，制定了突围的具体部署：由皮定钧、徐子荣率领第
一纵队第一旅向东行动，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尔后相机跟
进或转入华东解放区。向西突围的主力兵分两路：北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等
率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
第三五九旅和干部队，自广水、信阳间突破平汉路封锁线，向西北方向突进，
过豫西，进陕南。南路由王树声率第一纵队（欠第一旅），自孝感、花园间突
破平汉路封锁线，向鄂西北突进，挺进武当山。另有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的2
个团先掩护南路部队过平汉路，尔后归建。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的3
个独立旅及地方武装，掩护主力突围后，在原地分散游击，坚持斗争。23日，
中共中央电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
利第一。”
这时，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业已成熟。6月18日，电令郑
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敌除以2/3
的兵力布于第一线，担任分区“突袭”、“围歼”任务外，另外1/3的兵力布于
安徽阜阳至舒城一线，准备堵截，计划7月1日发起总攻。6月24日，李先
念令所属部队开始在防区内秘密集结，向突围方向运动。为迷惑敌人，他令
皮定钧旅故意频繁加筑东北前沿阵地的工事，佯动部队也向东运动，造成主
力东进的态势；以换防的名义，安排鄂东独立第二旅一部接替宣化店领导机
关的警卫工作，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秘密撤离该地；着中共方面代表同
军调部武汉执行小组继续谈判，直至开始突围的当晚，他还安排军调部执行
小组的三方代表在宣化店祠堂里看戏；等等。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
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指挥中原军区部队于当日晚主动作战略转
移，进行中原突围战役。李先念和郑位三率领北路军，共1.5万人，以秘密、
神速的行动，连夜撤离宣化店地区，朝西北方向平汉铁路突进。29日夜，李
先念指挥北路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打响了柳林、李家寨战斗，突破了
敌人重兵把守的“钢铁防线”，胜利越过平汉铁路，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
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
蒋介石急忙命令刘峙全力追击、堵截，限期“围歼”北路军于天河口、
高城地区。李先念早有预料和部署，同敌人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竞
赛”。他率部冒着酷暑兼程西进，在敌军合围尚未形成之前，就已越过天河口，
进至枣阳以北地区。当敌3个整编师妄图在唐河以南的苍苔地区“围歼”突
围部队时，李先念指挥北路军以每日一百数十里的强行军，赶到敌人前面通
过苍苔地区，渡过唐河、白河，进入伏牛山南麓。
7月7日，李先念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谈话，以
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部队穷凶极恶的“围歼”阴
谋，使“究竟谁守约和平，谁在违约进攻”的事实真相，告白于天下。
国民党军追堵日急。7月11日，李先念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缩
小北路军的目标，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作出了北路军分2个纵队向西转进
的部署：他亲自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十五
旅四十五团，经南化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王震率领三五九旅
和干部旅，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此时，丹江上游连日暴
雨，河水猛涨，前有大江横拦，后有敌军追击，形成背水作战之势。李先念
立即组织了抢渡丹江的战斗，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指战员们手拉手徒涉滚
滚激流，突破了敌人的天然防线，继续西进。
荆紫关、南化塘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是入陕的门户。蒋介石数
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17日，李先念率
部进抵南化塘时，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已将附
近的制高点玉皇顶及重要隘口控制封锁，尾追之敌又源源扑来，情况十分险
恶。李先念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果断地做出了强攻的部署：命令主攻
部队一定要杀开一条血路；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
证强攻胜利，并集中火力，向敌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经顽强搏斗，终于从玉
皇顶西南打开一条通道，使领导机关和大部队胜利通过，直指陕南。与此同
时，王震率部也渡过丹江，绕道突进陕南，后进入陕甘宁解放区。
李先念在亲自率领北路军突围的同时，还指挥了其他各路突围部队。当
河南军区部队完成接应北路军过平汉路的任务后，他确定该部马上转移，尾
随北路军西进。当南路军超过平汉路后，他根据敌情变化，及时电示其放弃
北上豫西的计划，迅速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区。当他得悉第一纵队第一旅
已安抵苏皖解放区时，又立即电示其改变隶属关系，归苏皖军区指挥。
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
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
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
局甚大。”
在中原部队突围进入陕南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电示：中原军区
部队要牵制大批敌军，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作战，在敌后创
建根据地。李先念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新的战略决策，将北路军的战略转移终
点，选定在豫鄂陕边，决心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区根据地。
这样，可以掩护南路军在鄂西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支持陕甘宁、晋冀
鲁豫乃至整个华北、华东解放区的斗争，增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西北
的有利战略地位。7月23日，在商南县白鲁础，李先念与中原局领导人研究
决定，实行分散游击。7月2日，他和任质斌在留仙坪（今属丹凤县）同陕南
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等会合后，又确定与陕南游击队合编。3日，他召开北路
军与陕南游击队部分连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整编、划分军分区和共同创
建根据地。他还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分散游击、创建根据地
的三个步骤：一是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区，获得相当的休整；二是解决财政给
养，部队尽快立足生根；三是逐步发展及创建根据地。22日，他和中原局的
领导同志一起发出了《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在军事上，先
化整为零，休整补充，站稳脚跟；然后，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击破
敌军的“清剿”，并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在群众工作中，要执行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丁、抗差等斗争，建立各种群
众组织和民兵自卫队。在政权建设方面，由当地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和党的干
部共同组织政权，公开委任县长、区长、乡长，以发挥各级政权的作用。在
立足未稳的地区，主要是建立“两面政权”。在统一战线、干部工作、后勤工
作等方面，也都提出了方针、原则和方法。李先念强调指出：敌我两方都在
重新部署，谁能抢得时间首先完成自己的部署，谁就会取得主动。随后，在
各兄弟部队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及中共陕西工委的配合下，李先念抓住有利时
机，指挥各军分区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很快打开
了局面。
同年9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万兵力，开始对豫鄂陕边区进行“清
剿”。李先念及时作出了反“清剿”部署，指挥各军分区部队取得了反“清剿”
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展开。这时，全边区已建
立了4个地委和军分区，还决定成立第五军分区，根据地内建立了14个县委
（工委）和县政府（办事处），地方武装扩大到2000余人。24日，李先念在封
地沟（今属丹风县）召开会议，宣布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汪锋
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还宣布了各军分区
的区域划分和干部配备，并作了重要讲话。
李先念不仅亲自领导创立了豫鄂陕根据地，而且还对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作了部署。他电示南路军同江汉军区部队会合，共
同建立鄂西北根据地，并要求坚定信心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他电示鄂西北
区党委和军区派兵一部，东渡襄河到大洪山、桐柏山开展游击战争。他又电
示鄂东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对于留在鄂中、鄂东、豫南坚
持斗争的其他部队和游击队，也通过各种渠道分别作了指示。
李先念率部突围进入陕南后，积劳成疾，仍带病指挥部队。在豫鄂陕根
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奉命于10月辗转回延安。对李先念等指挥中原部
队突围后又创建根据地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给予了充
分肯定：“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些已
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
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
解放区的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设在延安。李先念和中原局的领导同志
一起，继续指挥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新创建的豫鄂陕、
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他多次发电报给两个根据地的区党委，说明留在敌后
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对根据地的发展方向
与各项工作的方针作了具体指示。他还多次电示派回和留在中原解放区的部
队，要加强联系与统一领导，重新组织和坚持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以形成同
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中原敌后战场。
1947年2、3月间，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奉命分批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
城休整，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原。鄂西北军区主力除留一部坚持原地斗
争外，一部渡过长江，进到湘鄂西地区；一部东渡襄河，驰骋皖西，打击和
牵制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的各路游击队，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
作战。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先念
任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这时，他率部经晋绥解放区抵达
山西晋城，同豫鄂陕军区部队会合。他一面抓紧豫鄂陕军区部队的整编，一
面指挥转入外线部队的作战，同时还联络和集中原中原地区的零散部队，以
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7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发
起鲁西南战役。豫鄂陕军区部队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8月5日，
李先念率领第十二纵队8300余人从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先
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0月上旬，他同陈毅一起抵河南淮阳。陈毅
对第十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
区部队的历史功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11月2日，李先念率部到达河
南光山，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11月底，蒋介石调集30余个旅围攻大别山。12月6日，李先念率第十二纵
队在黄安与中原独立旅会合，成立新的江汉军区。他在汉江军区党委会议上，
就重建江汉根据地的工作方针、政策和部署作了指示。随后，江汉军区部队
和地方干部1.2万余人，西越平汉路，“打回老家去”，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江汉
根据地。陈毅写诗赞颂：“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
1948年2月，李先念随刘邓大军出大别山地区，北渡淮河。5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
工作。11月，李先念同邓子恢一起在开封领导了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9年2月，李先念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注释
[1] 《李先念文选》，第66页。
李先念·全力建设新湖北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20日，中共湖北省委、 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孝感县花园镇宣告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政府 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是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这从全国总体情况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湖北属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尚未实 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霸沆瀣一气，肆虐为患，对新生的 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剿匪反霸是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李先念从湖北 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赞成和执行中共中央华中局提出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关于当前工作“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又兼顾城市”的方针。7月18日，中共 湖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全省党组织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8月，在省委 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李先念作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 报告。他剖析了湖北刚解放不久、农村中的“封建统治并没有大的改变”的 基本情况，提出“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农村，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 的工业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思想。他强调指出，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完全解除封建势力的武装并在经济 上削弱或消灭其一部，为今后实行土改、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准备好条件。11 月，他主持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并就剿 匪反霸、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制定了政策和措施。在他和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的组织与领导下，湖北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省共消灭土 匪6万余人，捕获特务2000余人，对作恶多端的恶霸也进行了惩治。
在贯彻执行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顾城市方针的过程中，李先念为恢复湖 北的国民经济和支援南下大军作战、医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作出 了极大的努力。
1949年，湖北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灾民达316万人。面对艰巨的救灾任 务，他和省委、省政府派出大批干部分赴灾区，“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鼓 励农民在不贻误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各种副业生产，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广 泛发动群众互济互助，允许民间自由借贷，融通农村资金。从1950年1月开 始，在全省农村陆续开展了减税减息运动；6月，又开始在全省城镇普遍开展 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安排还乡生产，介绍就业 或发放救金等各种方法，帮助失业工人解决困难。在积极组织生产救灾的前 后，李先念还和省委、省政府组织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政经济管理的斗 争。首先重点打击了投机资本家，刹住了涨价风，接着重点抓了统一财政收 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等，使财政经济混乱的状况得到逐步好转。5月至秋 季，他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从调整 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等方面，组织领导了全省的工商业调整。此 外，他还抓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工作，采取成立各种专业公司、扶持正当 私营商业、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和庙会等多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贸易。 在支前工作中，他强调政治宣传，注重发动群众，禁止强征强买，把征粮、 借粮对象主要放在地主富农身上，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
1950年1月，李先念主持召开全省专员、市长、县长联席会议，就加强 政权建设的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和政府的领导之间 的关系，以及人民代表会议同人民政府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在中央和各级人 民政权机构业已建立起来的新形势下，过去由党直接发布决议和指示的领导 方式，以党代政的做法应该改变。党的领导不能脱离和代替政权，只能通过 各级政权，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政府的决议和法令。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也是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必须 认真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这 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北省委就逐步建立与健全人民民主机构作出了一系列规 定，全省民主建政工作稳步开展。广大农村新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农代会、农 民协会，城市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取消了封建把头，选举工人积极分子参加 各级政府的工作。10月，湖北省举行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 界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李先念当选为主席。在加强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 李先念对党的建设也毫不放松。他多次在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整顿思想，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增强党的战 斗力。
李先念十分注意把从四面八方汇合到湖北来的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把 党外的有识之士和才识卓著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湖北解放时，干部 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跟随他转战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也有从华北、东 北、华东南下的新战友。对于这些干部，他一视同仁，唯贤是举。他经常告 诫自己的一些老部下：要从工作出发，注意尊重外地来的同志，担任副职的 要甘当助手。他坚决反对保守观点和宗派主义，对少数带有“山头”倾向的 人及时批评。李先念使用干部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的鲜明特点，广 为干部群众所称道。他关心和爱护干部，注意与他们交流思想，沟通感情。 干部有错误，他严肃批评，真诚帮助；有成绩，他充分肯定，鼓励发扬。他 经常对干部进行增强团结的教育，要求各地干部相互融合，新老干部互相尊 重、互相学习，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各项工作。 当时，湖北全省区以上的老干部不足4000人，干部奇缺，李先念及时把教育 提高老干部、培养训练新干部、提拔优秀工农干部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在他 的倡导和领导下，全省创办了不少培养各类干部的学校。1949年8月1日， 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创办了湖北革命大学，李先念亲自兼任校长。这所大学 先后培训学员1.53万余人，除中央调走3000余人外，其余绝大部分分配在湖 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此外， 还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省属各有关部门举办的团校、工会干校、财经干校、 行政干校、公安干校，以及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有关部门管辖的在鄂学校， 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5月至1950年9 月，全省共培训干部6.9万余人。李先念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针对当 时党内存在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他多次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克 服关门主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革命阵 营的人，鄙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是落后农民思想的反映。他要求各级组织 关心知识分子，解决好他们的失学、失业问题。同时，注意加强思想教育， 及时表彰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吸收他们入党，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地位， 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经过一年的努力，湖北全省农村的股匪基本肃清，群众也已初步发动， 1/3以上地区的贫雇农优势业已形成，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亦 逐渐恢复，社会秩序日趋安定。1950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 表大会，作出了大力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等决议。李先念传达了七届三中全会 的精神，阐述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并向会议提交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的书面意见。他指出，要把全省农村土地改革的工作做好，要合理调整公私 关系、工商关系、劳资关系，使城乡生产进一步恢复与发展；要有步骤地谨 慎地改造旧的文化教育工作，使失业失学的知识分子就业就学。而完成这一 系列艰巨任务，必须动员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界有识之士来办，才 能办好。因此，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他提出了“一视同仁，又有所不同”、“上下一致，内外一致”、“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三原则和各项具体措施。他在会上还作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与策 略的总结报告，告诫全省各级党组织一定要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 示，避免四面出击、四面树敌的倾向；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党的策略，时刻注 意掌握政策，以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1950年冬开始，伟大的土改运动在湖北全省先后铺开，李先念又根据 土改的进展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不断提出指导意见。1951年1月，他召集地 委书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工作中的几个政策问题。他指出，湖北土改已 发展到三岔路口上，前面有三条路线：一是和平的走过场的路线，一是“左” 的不讲政策的路线，一是执行中央方针的正确路线。我们必须执行正确路 线，不能“左”也不能“右”。不讲政策、乱干一气的“左”，要打败仗；不 发动群众打垮地主气焰、消灭封建剥削的“右”，也要打败仗。他针对土改中 出现的乱打、乱捕、乱斗争的苗头，强调必须掌握好几个基本政策，即巩固 地团结中农，坚决保护私营工商业，慎重对待小土地出租的自由职业者，对 地主分子也应区别对待等。当时，进驻黄冈林家大湾的土改工作组，遇到了 一个难题。那里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的故乡，林彪 的哥哥在当地拥有大量土地、房屋，长期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群众发动起来 后，纷纷要求首先分林彪哥哥家的土地。如果不分，会马上挫伤群众的积极 性，甚至会影响黄冈区的土改运动。工作组负责人刘子厚赶回武汉向李先念 汇报了这一情况，李先念非常重视，当即亲自去找林彪交换意见。结果，林 彪同意把他哥哥接到他那里，土地、房屋按党的政策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 充分显示了省委的决心和党的政策的威力，使林家大湾的土改局面迅速打开， 在整个鄂东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到1952年底，全省土改基本结束，共有 12570个乡完成土改，人口达2476万多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7％，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亦在湖北全省展 开。李先念亲自兼任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湖北分会主席。在他的组织领导下， 湖北各界广泛动员起来，以集资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普遍订立爱国 公约、开展增产节约等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省工人、农民生产热 情空前高涨。至1951年10月，全省报名参军者达40万人，集资捐献飞机90 架，大大超过原定计划。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省深入开展之后，中共湖北省 委于1951年5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总结镇反工作的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 李先念在会上指出，群众尚未发动、镇反尚未展开的地区，必须补课；镇反 运动已经充分展开了的地区，应坚决收缩一下，注意求稳求准，力争避免错 捕错杀。要使广大群众严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镇压 无边，而是有害必除，不伤无辜，真正为人民除祸。因此，必须严格划清各 种界限，认真掌握区别对待的政策。要通过镇反运动，使党的政策全面贯彻， 群众觉悟不断提高，社会秩序长期安定。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湖北同全国 一样，在革命与建设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时，党的各级干部 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地对待胜利的考验。针对这一情况，李先念就干部思想 作风建设问题作过两次报告。他提出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洞叫好”，严肃批 评了有些同志盲目乐观、华而不实的错误倾向。他还论述了树立共产主义人 生观，保持持久的工作热情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这一高度来 加强思想建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情绪，以不断艰苦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 行动，去完成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
1951年11月，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湖 北省委，向会议提出《关于湖北省人民政府1952年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建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李先念当选为主席，还选出了新一 届政协委员会，李先念亦为主席。
1952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当时，武 汉市发生了一个复杂案件，市委、市政府因此被改组，并在全国报纸上公开 宣传，震动很大。市领导机关有些干部惴惴不安，担心被株连；也有个别派 到武汉市去的同志把问题看得过重，认为还应再查处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 下，李先念对武汉市的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了解和全面分析；向中央写 出报告。他认为，武汉市的工作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 是主要的，武汉市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经过一系列工作，稳定了大家的 思想情绪，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武汉市干部的积极性。7月，李先念又主持 召开了中共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作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讲话。 他再次全面估计了武汉市的工作，分析了武汉市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条 件，阐明了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号召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要像当年学习军 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
李先念更加重视狠抓党的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他对中共湖北省委统战 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作了重要批语和批注，连同这份报告一并转 发各级党委，再次批评了不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 了对于历史上有点小罪过而愿意改悔者，应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 政策，应想一切办法使其就学就业；并明确地指出：全省的七八千知识分子 是力量，是财富，不应丢弃，而应使用。
李先念还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在百废待兴、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组织领导了一些紧迫的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针对湖北水旱灾害威胁严重的 情况，提出必须大搞水利建设，努力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在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全省以恢复和整修小型水利为主，并修建了10余处中小型排 灌工程。1952年湖北遭受大旱，由省政府拨款，又兴建了麻城大坳水库、孝 感金盆浴鲤水库等中型水库及10多处小型水库。与此同时，为确保江汉平原 和武汉市的安全，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 持下，李先念组织领导了治理长江的初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工作。
荆江是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之间约140公里的一段长江干流，河段弯 曲，河床狭窄，宣泄不畅，历史上洪峰期屡次破堤溃口，酿成洪灾，素有“万 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解放后，中央、湖北省人民政府就着手荆江分洪 的准备工作，1952年1月拟定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3月，先后由中南军政 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与《关 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以 唐天际为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的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负责领导这一 工程。李先念同荆江分洪委员会及总指挥部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30万军民 组成的建筑大军，于4月5日破土动工，克服重重困难，仅用75天时间就完 成了第一期工程：加固荆江大堤，修建进洪闸和节制闸，建成蓄洪量62亿立 方米的荆江分洪区。第二期工程是加固培修分洪区围堤，建设分洪区内安全 区台和桥梁道路等，于1953年4月25日完成。至此，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 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北（也是全国）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 1954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首次开闸分洪，就充分显示 出它对抗御洪水，确保荆江大堤，保障湖北腹心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21次会议任命李先念为中南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李先念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
从这年春天起，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确定全省工 作重点由社会改革转入经济建设，并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前农村压倒一切 的中心任务。为此，省委于3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了经 济建设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的报告。他全面论述了在经济建设上，要把重 点放在重工业，同时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兼顾商 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特别指出了要实现工业化，农 业是基础。当前的基础问题是稳定农村生产关系，使贫雇农、中农以至富农 一齐努力发展生产。他还先后于5、6月间在给湖北省人民政府领导干部的信 中，再次强调了兴修水利应贯彻稳步前进、大中小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方针， 要牢固地树立节省土地的观念；及时布置做好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及1954年计 划指标这一新工作，提出了使计划接近湖北省实际的各项要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后，中 共湖北省委于1953年10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在全省普遍开展对 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李先念在会上作了报告，着重讲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根 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54年3月，他又在中南局会议上，讲了要更好 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这两次讲话中，他提出，实现农业合作化要 坚持示范和自愿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正确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 方针，实现工业化要在建设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 使之与重工业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避免招致经济生活的脱节和混乱。
1954年8月，湖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李先念被选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李先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从1954年夏天起，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这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决定，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在以后的第二、三、四、
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均被决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0月，国务院
决定他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
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工作。“将军管理经济”，
是李先念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一切要从头学起。在调来中央之前，
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当财政部长时，他没有思想准备。回答说：“我是外行，
干不了，还是请别人来干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要是不干，我就请宋子
文来干！”李先念笑着说：“那还了得！主席还是别请宋子文吧，一定要我
干，我就试试看！”到任之后，他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刻苦学习，虚心求
教，积极研究在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金融、
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奋力在经济领域里探索前进，从而较快较好地掌握了财
贸工作的实际情况和规律，得到了周恩来、陈云的好评。在领导财贸工作中，
他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主张从全局着
眼，国家财政必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尽力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
保包括165项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他多次指示：财政部门要重视研究
经济情况，否则是很危险的。处理财政问题，不仅要考虑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而且要考虑财政和经济的关系。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先保中央，保重点建
设。当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全面铺开，需要相当于7亿两黄金的巨额资
金。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两年完成的基建投资，加上1955年的预计数字，基本
建设拨款仅占五年开划投资的48.6％，下剩两年还有51.4％需要完成，矛盾相
当尖锐。他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发扬民主，博采众议，于1955年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财政工作如何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实现，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分析了五年财政计划收支都显得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资金积累的速度比较缓慢，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国家建
设的需要。要积极而又慎重地完成计划，度过这段紧张时期，根本的出路在
于增产节约，挖掘生产潜力，节约经费开支。同时，必须继续贯彻对财政工
作的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方针，发挥各地区、各部
门的积极性，发动大家动手，全党办财政。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55年做到
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李先念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
他发现对私商改造进展过快，造成了公私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比较紧张，
就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提出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
掌握的情况下，对于城市零售阵地，社会主义商业要作必要的退让，使零售
商继续经营，然后再采取各种形式加以改造；在农村，应将小商小贩同少数
商业资本家加以区别，对其改造应依据自愿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
发挥其在流通领域的作用，并逐步过渡到供销合作社商业；在统购统销方面，
统购任务完成后，农村多余的产品，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应恢复农村集市贸
易，适当开辟城市若干市场，方便城乡人民生活。中共中央将李先念的报告
作为中央的指标，发给各级党委执行，较快缓解了公私关系、农民同国家关
系的紧张状况。1956年4月，他在听取商业部关于城市服务性行业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的汇报后指出：服务性行业，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类
行业的改造，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给人民的生活提供方便。因此，
服务网点必须适应群众的需要，不能过分地集中和合并；服务行业中原有的
服务项目，原则上都应尽量保留；改造中应注意发挥职工经营的积极性，防
止产生“干不干，二斤半”，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思想；应贯彻按质论价
的原则，根据技术设备和设备情况，分级定价，优质优价；服务公司的利润，
暂不上交，主要用于改善服务设施。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形成过程中听取各部门汇报时，
也听取了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李先念着重阐明了财政和经济既互相
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提出财政工作应实行“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的
方针，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
过多、过细的做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
方面的积极性。他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形成中央文件下发并
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快、
又好、又省的方针，以加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时对经济建设的规律了解和尊
重不够，对发展规模和要求过大过高，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浪潮下，出现
了急躁冒进的情况。这种苗头一出现，周恩来就指出其危险性。1956年6月
15日，李先念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
家预算的报告时，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他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
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
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
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他还具体阐述了急躁冒进在农业工作、
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以及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中的表现。但是，反冒进主张，
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年终决算时，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在编制1957年的
经济计划时，许多部门和地方仍不顾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这时，
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共中央发生了
一场重要争论。李先念积极支持周恩来、陈云的意见，反对急躁冒进，坚持
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由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和
预算是按照这一方针制定的，并经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付诸实施，从而保证了
1957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前进，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
同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后又在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在此后的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
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经济
工作五天小组，李先念为成员之一，参与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工作。他积极协
助五人小组组长陈云的工作，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书记会议上，他总结了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若干冒
进的教训，着重论述了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统一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并提出了三者平衡
应遵守的具体界限。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是伴随着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毛泽
东联系到1956年冬的那场争论，先后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在5月召开的八
届二中全会上又认为反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马鞍形”，迫使周恩来、
陈云、李先念等作检讨。会后，“大跃进”运动全面铺开，人民公社化运动席
卷全国，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严重泛滥，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6月，由李先念主
持起草并向政治局提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显然也受“大跃
进”的影响，许多指标偏高，不切实际。随后，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很
快发现了问题，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前后，他积极推
动调整过高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使之接近实际。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八届八中全会。由李先念负责起草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提交政治
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中指出了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针对财政
金融工作中存在的浮夸风，说明1958年财政结余实际上不存在，1959年预算
安排上有赤字；上年银行信贷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还在继续；多发票子的状
况没有得到扭转；物资紧张，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
了六条具体的调整措施。在这次会议之前，他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
业生产会议上，就针对“大跃进”中由于头脑发热和浮夸风造成的各方面紧
张及失调现象，提出大力增加副食品生产、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以及减少职工、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没有商品基础的货币投放等一系列措施。这都反
映了他为纠正当时“左”的指导思想错误作出的努力。当庐山会议上印发彭
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后，他曾表示赞同信中的观点，于是连同他的报告一
起，被看作犯了思想右倾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在财贸办公室的范围内曾多
次召开会议，批评他的“右倾错误”。由于有毛泽东的指示和谭震林及财贸办
公室其他领导人的保护，不久，他又开始正常工作。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并在
财贸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对迅速克服和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当时的困难突出表现在财贸方面，尤其是粮食供应上。他主持召
开多次会议，贯彻中央“吃饭第一”的精神，加强粮食管理，全面安排人民
生活，稳定市场，渡过灾荒。那时，他每天清晨起床办公的第一件事，就是
翻阅粮食报表，了解粮食供应情况。196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他关
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并决定由他负责指挥部的
工作。他像战争年代在火线组织战役战斗一样，日日夜夜、紧张而繁忙地组
织粮食调运。当时，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
已挖空，他组织各省区想尽一切办法，突击运粮，支援京、津、沪、辽的急
需，他亲任接卸、转运进口粮食领导小组组长，把能使用的港口都使用起来，
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接卸、转运工作顺利完成。他曾主动向毛泽东汇报粮食供
应的严重情况，说明几亿人吃饭已成了大问题。今天这个城市告急，明天那
个城市告急，有时一天几个城市告急。往往原定向西北城市运粮的火车还未
到达预定地方，又命令原路返回，运往更急需粮食的城市。毛泽东听后非常
重视，特意留他一起吃饭，研究如何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此后，中共中央多
次发出催调粮食的指示和批转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他派出几个调查
组分赴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调查粮食问题，并亲自到石家庄
调查研究。经过综合分析，他于1961年5月17日又就粮食问题写信给毛泽
东主席，说明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
粮区都很紧。为解决粮食亏空150亿斤的尖锐矛盾和严重困难，提出当年进
口粮食由原来决定的70亿斤增加到100亿斤，减少40亿斤征购粮，城市人口
减少一个相当数量的方案。9月6日，他就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又向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说明票子发多了三四十亿元，商品可供量同购买力
之间相差四五十亿元，物价上涨20％以上，财政连续两年有30亿元赤字。为
此，他提出六条措施，特别是提出了将占职工开支60％的18类商品的价格稳
定下来，不再提高的建议。中共中央将他的报告批转全国贯彻执行。
为了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统一认识，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
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尽快扭转困难局面，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先念在财贸小组会上就财贸工作总
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措施。2月，他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
会议），如实地汇报了财政从1958年到1961年每年都有赤字。财政经济困难
还十分严重的情况。他积极支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
确意见，并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严格控制财
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年4月19日，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工作，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
任副组长。同月，周恩来、李先念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向中央提出《关
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面临的困
难，提出3项重大方针性的措施：整个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调整；财经情
况的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要解决好当年同明后年调整任务的衔接问题。5
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支持报告中提出的措施。但是，
这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把对经济形势好转要“争取快、准备
慢”的估计，批评为“黑风”。
196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国家计委成立八人领导小组，李先念为
领导小组成员，参与讨论研究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的方针、政策、任务及主
要指标，研究和确定实现计划的重大措施。他继续参与领导全国的国民经济
调整和经济建设工作。
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
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财贸系统也受到严重冲击，领导干部纷
纷被揪斗。李先念极力抵制极左思潮，千方百计地保护各部门的负责干部。
在动乱已在全国掀起，各地党政部门的工作陷入瘫痪的情况下，他协助周恩
来总理为保持全国铁路畅通，维持工业生产，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的生产，做
了大量工作，以勉强使全国经济生活的运转不致中断。1966年11月，北京街
头突然出现“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大字报，随之财贸部门的一些造反派也
要揪斗他。毛泽东听说此事后，就让秘书打电话请他去看戏。看戏时，毛泽
东特意拉他坐在一起。几天后毛泽东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李先念怎么会是
叛徒呢？他是将军不下马的人。
动乱越演越烈，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基本上都被打倒或靠边站，
工作无法进行。这时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由怀疑到不满，由抵制到公开
反对。他经常和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议论当时发生的各种反常现象，尤
其是对造反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画漫画丑化他们，非常愤慨。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碰头会。李先念和谭震林
等6位老同志一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同陈伯
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更加激烈，时
称“大闹怀仁堂”。李先念质问陈伯达等，毛主席说的90％以上的干部都是好
的和比较好的还算数不算数？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
围内的大逼供信。他质问张春桥：陈丕显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扣押他？但是，
他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被说成是“反党言论”、“反革命复辟的现象”。2月
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江青等一伙以“二
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老同志。李先念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此后，他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忍不拔的毅力，
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开始，就
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李先念等六位老同志又遭到围攻批斗。此后，他被下
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工人群众知道他是木匠出身，对他更加亲切和
敬重。当时厂里由于“极左”思潮作怪，打击面太宽。李先念发现后，就积
极向厂领导和工人群众讲怎样分析阶级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企业主和独
立劳动者的政策。建议他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达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
面。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后，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1971
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为办
公会议成员。中央还派他去广州军区传达中央文件，说明林彪事件的真相，
以统一思想认识，稳定局势。此后的几年中，在江青一伙严重干扰的情况下，
为恢复生产秩序，他精心组织领导解决一些中央部门和省、区、市在“文革”
中造成的老大难问题，减少经济损失，并使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
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
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国家计委提出的从外
国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这些化纤、化肥、
石油化工等技术设备的引进，对加快社会主义骨干企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不顾江青一伙的破坏和捣乱，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使我国迅速建
立起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远洋运输船队。他还参加了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
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同各国之间
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后期，李先念积极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抵制江青一伙搞所谓
“批林批孔”运动，大力扭转因“批林批孔”运动而造成的生产下降的局面。
1974年11月，毛泽东同他谈话时，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一重要指示，并形成1975年中央第4号文
件印发全党。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
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4月至6月，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一伙进行
批评。李先念在发言中对江青等人诬陷周恩来和反对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
面对面的批评和质问。“四人帮”发动对电影《海霞》批判时，李先念坚决抵
制和反对，给这部电影充分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
平被停止工作，李先念也被迫休息。他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从
“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反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大力量。
这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的阴谋活动，李先念和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21
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
可避免，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
间解决为好。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
究具体部署，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又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
志的同意，于10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等实行隔离审查，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与坚决支持。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分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7年8月，
他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
他极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停滞、倒退和濒临崩溃的局面，积极领导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的力量，多次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搞好综合平衡，处
理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要改革
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提
出了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的任务，强调要
给予企业必须要的独立地位和经营权力。他还系统地阐述了引进外国资金和
技术设备同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关系。既要积极引进，又要消化吸收，创造
出新东西。引进要力争少花钱，多办事。李先念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
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坚持把宝钢建成。他积极支持关
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
的，并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优良传统，努力克服仍然存在的“左”的倾向。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李先念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
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
实干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坚决主张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同许多同志交谈，做耐心细致
的思想工作。他完全赞同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方针，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从我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放
眼未来，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当时，国际市场存在大量游资，估计有几千亿美元。李先念认为这是利
用外资的良好时机，努力促进国务院成立进出口委员会，专门研究技术引进
和利用外资问题。他说：不用外资是蠢，滥用也蠢，利用外资一要“借得到”，
二要“用得好”，三要“还得起”。1979年1月，他批准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
后被称之为“蛇口模式”。2月，他又提出要大大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大中
小船只适当搭配，除装运国内的进出口物资外，应积极开展对外业务，争取
多创外汇，为国家多作贡献。3月，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为主任，
李先念为副主任，他们根据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现状，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
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
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种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4月，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
他全面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阐明了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主要任务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强调只有按比例，才能高速度。要严格遵
守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的原则，国家计划要认真搞好
综合平衡。要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他还提出了调整比例关系的12条原则和措施。在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
上，他又提出：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经济建设
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避免瞎折腾。经济发展忽上忽下，上得很猛，跌得
很凶，不但损失很大，而且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想快反而慢。1980
年3月，他在各省、区、市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上，针对
当时出现的较大财政赤字，强调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开
支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出现赤字，光一年不怕，怕的是两年、三年连
续出现比较大的赤字。这是一个潜伏着的危险。如果不去解决，而是掩盖矛
盾，盲目乐观，潜伏着的危险就会爆发，就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
价暴涨、市场混乱的严重后果。那样，不仅经济调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
会严重影响到长远建设，影响到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解决当前的赤
字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今年的
财政赤字压下来。
虽然当时的经济工作着重在调整，但在李先念具体主持下，仍进行了许
多改革。主要有：（1）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收
支挂钩，金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或“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
法。1980年开始则全面实行两级财政，中央和地方自求平衡，地方财政实行
各种形式的收支包干制度。（2）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变企业留利办法，增
加企业留利比例，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资利益挂起钩来，使企业的责、
权、利相结合。这一改革，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
以推广。（3）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主要农产品购销价格，开放城市
农副产品市场，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实行议购议销。在调整物价的同时，
调整了职工工资。工资制度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实行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
恢复奖金制度。（4）基本建设试行由财政的拨款制度改为银行贷款制度，以
约束基本建设的盲目投资，促使基本建设项目讲究效益，银行资金由单纯的
流动资金贷款扩展为允许开展技术措施贷款。（5）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的
办法，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积极把市场调节搞开，允许计划
外和超计划的生产资料也进入市场调节，突破了生产资料只能作为产品的观
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李先念主持起草
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新的政策
措施和经济措施。1979年7月，他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阐
述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关系，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态度，继续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大力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以满足经济发
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早日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
李先念十分关心革命历史的编写工作，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撰写党史、军史、战史，达到以史为鉴，纪念先烈，教育后人的
目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西路军的历史问
题在党内和军内的一些同志中有不少议论，邓小平、陈云都很关心这件事。
李先念为了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找陈云交谈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派人查阅当时的电文，经反复推敲，于1983年3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
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说明》在引用大量文电，叙述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转战河西走廊直至最后失败的历史过程后，明确指出：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
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
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
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西路
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央交
给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
史评述不当，如说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
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
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
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
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总之，在这件事情上，
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中
央常委批示，终于作出了西路军西渡黄河和血战河西走廊是执行党中央和军
委命令的正确结论，为我们党树立了一个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对待历史问题
的范例。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先念致闭幕词。
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这次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申明了我国的一系列基
本国策。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努力保持80年代
经济的稳定增长，积极实现90年代新的经济振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要求继续抓紧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指
出要把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针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的现象，他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指出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比喻为一座雄伟的大厦，
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座大厦能够巍然屹立的坚强支柱。他还阐述了实现
祖国统一的方针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
工厂、企业、港口、工程项目、水利工程、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他十分关心三峡水利工程的论证，先后
多次亲自去实地勘察，听取专家们的汇报，力促尽快上马，为人民造福。从
1981年春到1988年，他在中央分工主持外事领导工作。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
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
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
地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年4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
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
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领导开展政协工作。
他根据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
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他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
政府改进工作。
病重期间，李先念仍念念不忘老区人民群众和老区的经济建设。他是中
国扶贫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十分关心我国的扶贫事业，特别是那些对中国革
命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革命老区的扶贫问题，更是时时装在他的心里。1992
年5月，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
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
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油田，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
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动整
个大西南的经济开发。”他深切地眷恋那些他战斗过的土地、牺牲的战友和广
大的人民群众，特意向夫人林佳楣交待：我走了之后，后事要节俭，把我的
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这就是他唯一的遗言。
1992年6月21日2时36分，李先念走完了他一生的光辉里程，与世长
辞，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