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军校生涯
陶峙岳，字岷毓，学名纪常，曾用名陶锄，1892年9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历经铺乡火龙洲陶家新屋。他家世代耕读，书香气息浓厚，自诩为晋朝“八州都督”陶侃和“五柳先生”陶渊明的后人，并以其先祖的懿德家风，代代相传。到陶峙岳出世时，陶家新屋已逾40人，有大小瓦屋90余间，年收租谷2000余担，家境颇为殷实。
陶家家政由其祖父陶斯永主持，以家教颇严、督课甚紧而名重乡里。其父陶福生在父辈五兄弟中居长，膝下有五男三女，陶峙岳排行第三[1]。
这个大家庭的读书人多，而且许多人在外供职，对尔后的陶峙岳能从这个沩水东岸的乡村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外在条件。
1898年，6岁的陶峙岳入狮子山下的陶氏私塾，塾师给他取名陶纪常。 他从《三字经》启蒙，五年内读完四书五经，以及《龙文鞭影》、《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书[2]。他对许多文章能够背诵，并常温习领悟，学识大增。因家境富裕，不愁衣食，放学回来，能经常翻阅家中的经史藏书，眼界逐渐开阔。
1904年，陶峙岳刚满12岁，父母命他随兄陶构堂[3] 步行百里，由宁乡到省城长沙，考入城南师范（古城南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由于有塾学功底，两年内他轻松地修完了小学课程。1907年春，他升入长沙求忠中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求忠中学的风气不好，他经常随那些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出外游玩，学业有所荒废。家里知道这些情况，为他的前程担忧。陶福生专程来长沙训子，并委托在湖南陆军小学教修身课的陶刚岚（陶峙岳的叔父）帮他转学。
陶刚岚为了让他到陆军小学就读，帮他补办入学手续，顶替了南县一个考生的名额。这件事不久被人揭发，学堂总办鲁璠召陶峙岳问话。鲁璠见他举止不俗，对答如流，见过一些世面，而且加试的文章颇佳，就打消了使他退学的念头。
陆军小学的教育，文武两科兼重。陶峙岳在校三年，有叔父严加督促，加上同学间为前程竞争激烈，他学习勤奋，训练刻苦，暇时还自学英语，学业长进较快。时值同盟会成立不久，湖南是同盟会活动的重要省份。长沙人士接连受到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民众抢米风潮、保路运动等事件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特别是在新军中传播日益广泛。 这些事件同样引起了陶峙岳的注意，并产生极大兴趣。他开始崇拜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与进步同学一起阅读《民报》以及《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刊。
1911年6月，19岁的陶峙岳从湖南陆军小学毕业，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推荐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继续深造。暑期，他回到宁乡，遵父母之命，与自幼订婚的周庆仪[1] 完婚。蜜月刚过，他又踏上赴武昌的路程。他在离家时，写了一首五言诗赠周庆仪：
不见古来人，看看成白首。
男儿志四方，安敢事株守。[2]
陶峙岳到陆军三中一个多月，名震中外的武昌辛亥首义就爆发了。 10月10日晚上，军校总监和部分教官闻风逃走，学生则自动集合起来，随新军投入了起义。他们有枪无弹，第二天清晨整队到楚望台军械库领子弹，然后跑步去围攻制台衙门。武汉三镇光复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陶峙岳与部分陆军三中的学生被安排到黎元洪任都督的军政府担任警卫。军政府一片忙乱，对警卫人员连吃饭的问题也无人管。等了几日，陶峙岳见没有人给他们派差事，便和几个湘籍学生结队返回湖南。10月22日，长沙的新军和会党响应辛亥革命，光复湖南，陶峙岳等又追随革命党人投入了长沙的起义。可是，事隔十天，起义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惨遭杀害，长沙秩序大乱。陶峙岳等人如雨打浮萍，感到无所适从，便与几个同学商议，各自返回家乡了。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春节过后，武汉军校筹备复课，陶峙岳接到通知，又从家乡赶赴武昌。因军校一时不具备开学条件，他暂住武昌的湖南同乡会馆，与几个湘籍同学一道参加了同盟会。对入会的 动机，他当时也不甚明了，反正是革命大潮裹挟，随大流而已。不久，军校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迁往北京，他们随即开拔，去北京复课。1914年7月，陶峙岳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驻北京北苑的第八师，充任没有指挥权的见习军官，实际上是被当作士兵使用。
第八师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基本队伍，其军官皆由行伍提升，而且裙带之风较浓。现在分来了一些有文化的军校毕业生，一些下级军官认为是来抢他们的饭碗的。他们仗着有一些战功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时常刁难这批见习军官，对陶峙岳等人派的差比普通士兵还重。陶峙岳反复默诵孟子的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用以自励。 半年多的磨难，他硬是挺过来了。
1915年春，经过对这批见习军官的考察挑选，陶峙岳又被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年底传来消息，袁世凯在北京复辟称帝，蔡锷在云南通电讨袁，发动护国战争。军校的同学纷纷议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袁逆不除，国无宁日。”陶峙岳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义愤填膺，遂邀几个进步学生潜赴天津，密谋组织讨袁军，因与南方联络不上，事情未果。他们从天津返回保定时，军校总监张怀芝打算以身体不合格为由，将他们除名。幸亏粤籍学生李昂重探知内情，疏通医生，使他们闯过体检关，才化险为夷。不久，袁世凯倒台，军校学生欢呼雀跃，张怀芝也灰溜溜地走了。
注释
[1] 作者在宁乡县的调查，及在长沙市区六堆子对陶峙岳儿子陶天健、女儿陶蕴华的访问。陶峙岳兄弟五人，二兄为构堂、联辉，二弟为庆龙、昌炽。
[2] 作者在宁乡县的调查，及在长沙市区六堆子对陶峙岳儿子陶天健、女儿陶蕴华的访问。陶峙岳兄弟五人，二兄为构堂、联辉，二弟为庆龙、昌炽。
[3] 作者在宁乡县的调查，及在长沙市区六堆子对陶峙岳儿子陶天健、女儿陶蕴华的访问。陶峙岳兄弟五人，二兄为构堂、联辉，二弟为庆龙、昌炽。
[1] 作者在宁乡、长沙等地的调查访问。周庆仪是陶刚岚的外侄女，比陶峙岳长两岁。两人自幼青梅竹马，以后白头偕老，共度晚年。
[2] 《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陶峙岳·投身北伐
1916年7月，陶峙岳从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他在北方毫无背景，便回到长沙谋职。经陶刚岚介绍，他与湖南督军公署参谋长陈强认识，补缺担任公署参谋处上尉参谋。半年后，北洋军阀傅良佐把湖南督军谭延闿逐出长沙，参谋处被解散，他也随之去职。半月后，他又应军校同学尹时中邀请，去桂林帮办兵站事务。毕业后一年多，他感到百般无聊，很不得志。
1917年秋，谭延闿受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委派，以湘南总司令兼零陵招讨使的名义，返湘招旧部。陶峙岳卸下桂林的军需事务，重入谭延闿麾下作一名实际的军事指挥员，在陈嘉裕任营长的“护字营”担任营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指挥。当时，南北军事对峙，商旅不通，又不开战，他屯驻零陵感觉十分寂寞，常作诗抒怀。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总角从戎已十年，何当勒马向幽燕?
自怜徒有伤时泪，闲听空山响杜鹃。[1]
不久，陈嘉裕调任湘军第一师第七区守备司令，陶峙岳遂递补为“护字营”营长。这个营的士兵多为湘南绿林，土匪习气严重，但战斗力较强。他从训练和教育入手，以纪律约束士兵，自己也放下官架子，与士兵同甘共苦。 陶峙岳的带兵方法，激励了士兵的斗志，在不久后发生的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护法战争中，“护字营”成为湘军的中坚。
1919年冬，“护字营”奉命北上，参加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时任湖南督军）的战斗。从武冈至溆浦途中，陶峙岳有轿不坐、有马不骑，顶着凛冽的寒风，与士兵一样穿草鞋行军。“护字营”随谭延闿一路战衡阳、攻宝庆，于1920年6月12日夺取长沙，张敬尧遁逃时，放火焚烧长沙，陶峙岳指挥部下救火，颇得民望。战后，“护字营”编入湘军第六混成旅第十九团第一营，他仍为营长。
谭延闿入据长沙却不能控制湖南局面，湘军内部也发生内讧，他的大部分军队被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拉走，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返回广东。 赵恒惕主湘期间，谭系军官均遭排挤，被驱赶到湘北或江西作战，陶峙岳所部亦在其中。1922年6月，广东政府由于陈炯明叛变，形势危急。赵恒惕趁机投靠北洋军阀，解除了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裕的兵权，将其部交贺耀祖收编。贺耀祖与陶峙岳有宁乡同乡和军校同学双重关系，许诺委任陶峙岳为团长。可陶峙岳不肯背主，对陈嘉裕说：“我们把队伍拉走吧，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我也跟你走!”[2]8月，当陈嘉裕率第六混成旅途经湘西时，遭沅（陵）澧（ 县）镇守使蔡钜猷的部队截击，并悉数收编。 经受此番打击，陶峙岳有些心灰意冷，便去学佛，曾写下一首题名《羁留》的诗，诗云：
几载辛劳尽作尘，而今书剑又飘零。
人生到处知何似，偏为浮名绊此身。[3]
1923年8月9日，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 司令，自衡阳起兵讨赵（恒惕）。蔡钜猷也不满赵恒惕，自湘西出兵夹攻。陶峙岳复任蔡部营长，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赵恒惕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援助，打败谭蔡联军。陶峙岳随残部退到宁乡、益阳，结果部队还是被贺耀祖收编去了。贺耀祖为人坦荡，不计前嫌，恳留陶峙岳到湘军第一师任团长，他也就答应下来。
1926年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倒戈，在衡阳起兵反对赵恒惕，广东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赵恒惕被逐出湖南。9月，贺耀祖在石门接受改编，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陶峙岳任该师第二旅上校团长，参加北伐战争。．
10月，独立第二师奉命援长江西战场。陶峙岳看到，部队自从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后，士气大振，行军途中歌声此起彼伏，民众也出来欢迎，这种景象是他在旧军阀部队十余年从未见到的。11月1日，独立第二师进攻南（昌）浔（九江，古称浔阳）线上的马回岭车站，守敌颜景崇旅依托坚固工事抵抗。左翼军总指挥李宗仁率部赶来增援，激战一昼夜，守军溃败。陶峙岳所在的第三旅向黄老门、沙河方向推进，又连克九江和湖口。此役，缴枪逾2000[1]。
1927年初，独立第二师作为江右军第三纵队，沿长江南岸向安徽、江苏推进。3月15日，陶峙岳所部在小花津架起浮桥，进攻北岸的直鲁联军阵地，用两天时间扫清外围据点，占领当涂。3月19日，直鲁联军组织5000人反扑，将独二师第一旅包围在濮塘镇。江右军总指挥令第三旅抄袭敌之侧后，陶峙岳挥舞大刀，率先杀入敌阵，将敌击溃，遂解第一旅之围。3月21日，独二师破绿口镇之敌，收复秣陵关，兵临南京城下。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陶峙岳团从通济门入城，追杀到下关，缴获颇多[2]。
占领南京后，独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祖任军长兼南京卫城司令，毛炳文、陶峙岳分别担任该军第三师的少将师长和副师长。因陶峙岳有过参加同盟会的历史，贺耀祖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第四十军北渡长江时，陶峙岳正患病，留南京代理贺耀祖的卫城司令职务。年底病愈，他去徐州前线接毛炳文（升第四十军副军长）的第三师师长之职，参加徐州战役。
1928年5月1日，白崇禧率领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进驻济南，第二师归其指挥。5月3日，日本福田师团蓄意制造事端，袭击济南。陶峙岳部和友邻方振武部奉白崇禧令，奋力反击，但蒋介石却下令停止抵抗。5月8日，中国守军退出济南，济南军民被日军屠杀30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事后，蒋介石竟降罪于第四十军，将其降格为第八师，贺耀祖因此而失去军职。原第四十军第三师也随之降格为第八师第二十四旅，陶峙岳担任少将旅长。此后，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此事，对蒋介石颇有微词。
注释
[1] 《陶峙岳自述》第21页。诗中的从戎10年，从1907年入湖南陆军小学算起，到1917年他已涉足军界10年，此时他25岁。
[2] 《陶峙岳自述》，第29—30页。
[3] 《陶峙岳自述》，第29—30页。
[1] 《我军占领九江详情》，《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11月17、18日。
[2] 范忠程：《北伐战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41页。
陶峙岳·参加内战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虽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是形成中央专制、地方割据的对立局面，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为翦除异己，促发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最后酿成蒋冯阎中原大战，直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陶峙岳也置身于新军阀混战的漩涡，被驱使于鄂豫等省，无役不从，疲于奔命。
在新军阀各派系混战之时，南方农村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蒋介石赶紧与各派系军阀妥协，把军事重心放到“围剿”红军上。1930年10月，蒋介石命令第八师师长毛炳文、副师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陶峙岳率部开到江西“剿共”。12月30日，第八师经临川、宜黄抵达头陂。因不知红军踪迹，一路扑空。又听说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在龙冈被红军歼灭，陶峙岳接到情报，赶紧率部退守南城待援。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第八师从南城出发，开往南丰、广昌，每日推进七八里。每占一地，即筑工事“驻剿”，等待观望，害怕被歼。5月16日，王金钰的第二十七师在东固被红军歼灭，第八师开始后撤。7月初，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军队再次杀奔中央苏区，狼奔豕突20余日，找不到红军主力。第八师开到宁都附近的黄陂，也一直得不到红军的消息。其实，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已把第八师装入口袋。8月11日，第八师突然被红军包围，仓促应战，被歼4个团。陶峙岳的第二十四旅损失最大，被打死一个团长，溃后跑散了一半，他无法收拢队伍，自己也落荒而逃。
1933年2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因毛炳文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便荐陶峙岳接替第八师师长的职务。第八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守南丰， 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2月12日，红军对南丰发起攻击，鏖战一夜，未能突破城防阵地。蒋介石闻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天赐良机，电令陶峙岳固守待援，拖住红军。但是，红军识破了蒋介石的用心，只留部分兵力围城，将主力秘密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打援。当陈诚领着国民党军队闯入红军预设埋伏的战场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即被歼灭[1]。陈诚吃了败仗，大骂第八师谎报军情，使他上当，并告状到蒋介石那里。10月初，第八师被从南丰前线换下来，派往北路军担负守备任务，兼作后方勤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作战略转移。 11月，第八师奉命开进江西苏区，执行“清剿”任务，企图消灭留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但经常扑空。
1935年9月，第六路军总司令朱绍良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师是他看重的部队，而且在第六路军中是比较能够打仗的。因此，朱绍良便把第八师从江西调到甘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此时，从江西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主力也已抵达甘肃，准备经甘肃去陕北落脚。朱绍良派第八师在陇西的武山、华家岭一带布防，阻击红军继续北上，眼看一场大战在即。红军陕甘支队( 由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改编) 司令员彭德怀与第八师副师长向超中是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彭德怀写信给他，向他借路北上。向超中与陶峙岳同事多年，算得上推心置腹的朋友，便找陶峙岳商量。陶峙岳也不想打硬仗，示意可顺水推舟，让出一条通道。结果，红军顺利通过第八师防区。陶峙岳命令部队尾随追赶了一段，其实是开枪送行，双方无一伤亡。
1936年12月12日，在国内一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陈诚、朱绍良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多人被扣押。第八师当时驻甘肃海源，离西安较近，见这么多上司被扣，有人建议发兵救援。陶峙岳却说：情况不明，又无上峰指令，不能贸然发兵。
1937年初，第八师移驻陕西的武功、岐山。陶峙岳在一次巡视部队途中坠马负伤，回长沙休养。4月，他接到南京军政部的电令，去庐山高级军官训练团受训。此时，东北已沦陷，华北危急，作为一个军人，他感到国难当头，需挺身而出。
注释
[1] 《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陶峙岳·奋起抗战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蒋介石多次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准备实行抵抗。陶峙岳上书请缨杀敌，得到批准，旋即返回陕西驻防地，准备率部开赴前线。当第八师在武功县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时，正值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消息传来，陶峙岳向官兵讲述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并以历史上岳飞、戚继光、林则徐、左宗棠等爱国将领抗击外来侵略的事迹，激励官兵奋勇杀敌，为国立功[1]。
9月19日，第八师乘火车赶到上海，立即在蕴藻浜布防，连夜赶修工事。 日军凭借海空优势，轮番发动进攻。陶峙岳站在战壕里指挥反击，对部下说：“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两个字——死守!”[2] 第八师没有装备重武器，他要官兵沉住气，等日军登陆时再举枪射击，把侵略军消灭在海岸边。在物资补给困难时，上海市民冒着炮火，用人力车协助运输，鼓舞了官兵的士气。第八师与日军激战了20个昼夜，自己伤亡逾万，到10月10日奉命撤出战斗时，全师官兵只剩1100多人，仅仅一个团的人数[3]。第八师打得如此顽强，出乎顶头上司胡宗南的意料，他对陶峙岳说：“想不到呀，你们几杆破枪，竟打得如此英勇!”[4] 但是，淞沪抗战由于国民党统帅部指挥失误，最终失败，11月12日，上海沦陷。第八师所在的第七十六军因伤亡太大，撤回陕西休整，并补充兵员，陶峙岳也因战功升任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
1938年8月，胡宗南考虑到第七十六军是朱绍良的旧部，自己不易控制，即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陶峙岳与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对调。李铁军是胡宗南的心腹，把整个第一军军部带到第七十六军去上任。9月，也就是陶峙岳刚到第一军时，就被派去支援豫南战役，由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指挥失灵，打了一个败仗，退至韩城至潼关一线守卫河防。他决心整顿第一军，与各师师长促膝谈心，要求各级军官以身作则，加紧训练，勉励全军以豫南作战失败的教训，厉兵秣马，准备再战，一雪耻辱。
1940年初，胡宗南再次派第一军开赴河南作战；第一军的战斗力已非昔 比。捷报传到胡宗南那里，他觉得第一军已被训练出来，即派心腹丁德隆去担任军长，对陶峙岳则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改派为第三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副总司令有职无权，陶峙岳深感报国有心而用武无门，只能闲居西安。有时，他游览关中名胜，凭吊历史遗迹。所写的《太华归来》一诗，就流露了对胡宗南的不满之意：
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
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
瓦釜雷鸣谁独醒，金瓯壁碎赖群英。
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不太平。[1]
1941年4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陶峙岳去洛阳就任战区政治部主任，但胡宗南却留陶峙岳在西安兼任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和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陶峙岳对双方的任命都很难推脱，且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并未免去，只好声明对双方的新职务只挂虚名，不负实责。
1942年8月，胡宗南把自己所辖的部队扩充为三个集团军，调陶峙岳为第三十七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同时又派亲信蔡棨去做他的参谋长，以便制约。 陶峙岳离开闲居的西安去三原上任，心里很高兴，认为已有机会统兵上前线。 他在三原从严治军，督促训练，士气颇旺。不料不到一年时间，胡宗南见第三十七集团军已训练出来，就改派他去甘肃酒泉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还特意派战区参谋长罗泽闿去三原说明是胡长官的“推荐”。陶峙岳心里明白，名义上两处都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拥兵数万，而河西警备总部只能指挥两个特务营。他知留在胡宗南身边定遭白眼，不如离得远些自在一点，就打点行装去酒泉了。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宗南知道陶峙岳既无后台又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与自己竞选中央委员，便提名他为第一战区的党代表。会上，胡宗南被选上中央委员，便得意忘形，在同车的归途上说：“人家都说你陶峙岳没有一个朋友，果然如此。”陶峙岳本来对此不屑一顾，不软不硬地回答：“是啊，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2] 他从国民党结党营私的事实中，已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怎么会有我的忠实朋友呢?
注释
[1] 《陶峙岳自述》，第56-60页。
[2] 《陶峙岳自述》，第56—60页。
[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抗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页。
[4] 《陶峙岳自述》，第62—63页。
[1] 《陶峙岳自述》，第69页。
[2]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湖南党史》1992年, 第9期。
陶峙岳·驻军新疆
1944年11月，新疆爆发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武装起义，长期与国民党的统治相对峙。1946年3月，国民党派张治中担任军委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入疆前，张治中在酒泉下榻，曾与陶峙岳交换过治理新疆的方略。陶峙岳建议改善民族关系，和平解放三区问题[1]。张治中很赏识他的才干，其建议又与自己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方针相同，正希望有这么一个得力助手，便极力向国民政府请求，调陶峙岳到新疆主持军务。
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他按照张治中关于“驻军不干涉地方事务”的嘱托，要求驻疆官兵除进行军训和维护地方秩序外，不得介入地方政治，以此缓和了与三区武装力量的矛盾。经苏联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总领事的调解，三区代表到迪化与张治中、陶峙岳等会谈，于6月6日签订《新疆和平条款》，7月1日，新疆民族民主政府成立。[2]
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早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曾请求张治中到新疆后，帮助释放在抗战期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扣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张治中到新疆上任后，即与陶峙岳商量，决定派警备总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等，护送被释放人员去延安。为保证沿途安全，张治中与陶峙岳等共同拟订了一个详细的护送计划：安排十部大卡车运送，车队配有医务、军需、通讯人员，以及较充裕的汽油和食物，尽量不在沿途停车。1946年6月10日，卡车直接开到监狱接人，有一个排的兵力随车保护[3]。车队载着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130余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日夜兼程，于7月10日抵达延安。
这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如果不是决策果断、护送及时，恐怕这批人员难以得到释放和安全返回延安[4]。
1946年8月，陶峙岳被调回兰州，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公署长 官张治中多数时间不在兰州，委托陶峙岳处理日常事务。公署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军政，“四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逵）盘踞其间，连在陕西的胡宗南也来插手，陶峙岳周旋于他们之间，疲于应付，心力颇感困难。此时，张治中、陶峙岳已被免去兼任的新疆省主席和警备总司令之职，分别由麦斯武德和宋希濂接任。新疆民族民主政府夭折，民族关系重新紧张，局势动荡。
张治中对新疆时局感到忧虑，于12月中旬与陶峙岳商议后，写了一个建议给蒋介石，主张从打开中苏僵局入手，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1947年2月，张治中再次上书蒋介石，希望“改弦更张”，调整内政外交政策，未被蒋介石采纳[1]。张治中飞回兰州后，常与陶峙岳议论时政，认为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一定要失败，而且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为此，张治中写了一篇《认清病根，勇敢革命》的文章，在兰州《和平日报》上发表[2]。由于胡宗南在陕北作战连连失利，蒋介石要张治中统一指挥西北五省军政（包括陕西在内）。张治中与陶峙岳商量后，以胡宗南不好相处而拒绝。
1948年8月，张治中重新任命陶峙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重入新疆扭转局势，缓和民族矛盾。12月，张治中电令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包尔汉为省主席。包尔汉、陶峙岳向张治中表示，要亲密合作，为安定新疆、实现民族团结竭尽全力。陶峙岳仍主持新疆军务，虽没有加入改组后的省政府，但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秘书长刘孟纯协助包尔汉主持政府工作，屈武任迪化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新疆局势趋于缓和。
1949年1月，蒋介石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惨败，通电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急电陶峙岳，要求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外，全部调入内战战场。当时，新疆驻军约10万人，在广阔的地域担负边防重任。 张治中不愿抽调新疆兵力，于2月下旬从兰州飞抵南京，面见李宗仁，力倡以谈判途径实现国内和平。陶峙岳与刘孟纯、屈武，以及警备总部副司令赵锡光、参谋长陶晋初等商议，决定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但是，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样、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是胡宗南和马步芳的亲信，极力主张率部去内地。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们与赵锡光等吵起来。
为了保存新疆的军事实力，又不使南京政府生疑心，陶峙岳从哈密抽调一个团东移，行动缓慢，声势很大，说是入内地的先行部队，但行至酒泉就没有再前进了。与此同时，陶峙岳还故意向南京政府申报了一个详细的开拔计划。每一项都计算得合情合理，滴水不漏。陈述要调10万大军通过数千里的戈壁滩，已属不易，开拔又需要庞大的辎重运输开支，仅经费就需800万元，还要大量汽车和汽油。南京政府的财政已在内战中耗尽，处处捉襟见肘，哪能满足这些要求，李宗仁只好作罢。这样，就保存了新疆的实力，实际上也就为后来实现新疆的和平起义准备了条件。
注释
[1]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湖南党史》1992年，第9期。
[2] 余湛邦：《和平将军张治中》，《人物》1983年，第5期。
[3] 《屈武谈释放新疆中共被捕人员的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273页。
[4] 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2]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陶峙岳·率部起义
1949年4月，中共和谈代表与南京政府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议》被南京政府拒绝，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张治中留在北平，毅然投向新中国。 陶峙岳即与包尔汉等密切配合，遵循张治中对内和平、对外亲苏的一贯主张，秘密作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准备。
陶峙岳的一举一动，已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注意。但新疆的国民党特务势单力薄，不敢对他动手。他处处小心谨慎，以沉默对待各方面的议论，紧紧抓住稳定军心这个关键问题，以不变应万变。暗中，他通过刘孟纯了解内地信息，并与驻兰州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一二○军副军长彭铭鼎和驻张掖的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保持联系。
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陶晋初是陶峙岳的族弟，北伐时就随陶峙岳征战。 他常看进步书刊，与叶剑英、徐特立、乔冠华等共产党员有书信往来。5月间，他给陶峙岳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劝说陶峙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陶峙岳为避外人注意，故意冷淡他；他以为陶峙岳胆小怕事，便再次写信，要请长假回家乡，陶峙岳没有批准。而马呈样、叶成、罗恕人等则经常闹“开拔”，怀疑陶峙岳有二心。陶峙岳好言相待，晓以利害，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张治中脱离了蒋介石集团后，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要员“当机立断，毅然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的三民 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1]
7月底，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他根本不把陶峙岳看在眼里，电令马呈样等人暗中监视陶峙岳的举动。
这时，第一野战军开始挺进西北，对新疆和平起义造成有利条件。陶峙岳立即赶赴南疆，在第四十二师第一七八旅旅部，与新疆警备总部副司令赵锡光密商起义大事。最后约定三条，即：待解放军接近新疆时，立即派人去接洽，把部队交出去接受和平改编；事成之后，两人都解甲归田；部队改编时，要求不能惊动三区民族军[2]。后两条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三区民族军的性质缺乏认识，其内容也没有让第三人知道。返回迪化后，屈武告诉他：已得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诺夫和副领事叶塞夫的暗示，中国共产党准备于9月份在北平开会组织新政府，苏联方面即将予以承认。
局势已到关键时刻，陶峙岳授意新疆警备总部物资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处长梁克浔，去联系部队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国民党特务故意制造混乱局面，造谣三区民族军要进攻迪化。陶峙岳、包尔汉为了安定人心，立即派人前去三区。三区政府表示：决无进攻迪化的预谋，为保证新疆和平解放，双方决不动用武力。
8月26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逃往境外。陶峙岳为使新疆和平起义的安全起见，与陶晋初商量，决定把骑兵第一师送走。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已失去与上司的联系，决定孤注一掷，在老满城商定，拟在9月 21日进行暴动。 但叶成觉得陶峙岳平日对他甚好，也未察觉陶峙岳另有打算，便在当晚敲开陶峙岳的门，告知他：“马呈祥、罗恕人认为您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我们打算把包尔汉、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故来相告。”陶峙岳不动声色，以守为攻，问道：“你们抓了人，下一步怎么办?”接着又说：“新疆情况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乱? 这样做，于你们有什么好处?”[3] 一言击中要害，叶成只得把马、罗二人叫来重新商议，取消了暴动计划。
为了防止危机复发，第二天下午，陶峙岳只身闯入老满城马呈样的驻地。
马、叶、罗正在开会，见到陶峙岳，都惊慌地站起来。陶峙岳若无其事地往会议桌边一坐，缓缓地谈起来，从中苏关系说到民族关系，如果弄坏了，谁都负不了责。三人既拿不出主意，又驳不倒陶峙岳，精神武装被解除，只好观望等待。
9月初，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张治中，在谈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时，顺便说：“我们已派邓力群去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通过邓力群转去迪化。”[1]9月15日，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从伊犁秘密到迪化，会见陶峙岳和包尔汉，代表毛泽东主席向他们表示慰问并对起义给予鼓励。张治中还单独给陶峙岳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应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包（尔汉）、屈（武）共商对策”，并对起义的部署提出了九点建议[2]。
陶峙岳、包尔汉等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的情况，表示要“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德谕和张文白（即张治中）将军的期望”，决心起义，义无反顾。他们给张治中复电，称：“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军队）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议》，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3] 陶峙岳还单独给张治中回了一个电报，回答了张治中“九点建议”中所涉及的问题。为保护邓力群在迪化的安全，陶峙岳派自己的警卫部队加以护卫。
9月18日，陶峙岳去电张掖，要曾震五星夜赴兰州，曾震五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赶往兰州去联系解放军。当时，张治中的大女婿、国民党第一二○军军长周嘉彬驻守河西走廊，对起义态度尚不明朗。河西走廊又处新疆和兰州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毛泽东写信给张治中，请他去做周嘉彬的工作。 信是这样写的：“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4]9月22日，陶峙岳派彭铭鼎去见周嘉彬，重新部署河西兵力，有机会即与新疆“取一致行动”，宣布起义。
但是，在新疆内部，马呈祥等人还掌握着一部分兵权。陶峙岳为排除和平起义的最后障碍，劝他们把部队交出来，允许他们离疆出国。9月23日，胡宗南给陶峙岳来电，骂他太糊涂，不该跟共产党走。陶峙岳也分别给蒋介石、胡宗南去了最后一次电报，托辞处境困难，只能以此为之。
9月24日，彭铭鼎以陶峙岳的名义，率河西警备区在酒泉起义，周嘉彬 也通电起义。同时，曾震五代表陶峙岳在兰州晋见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对新疆的起义步骤提出八点建议。陶峙岳收到曾震五的回电后，立即与包尔汉、屈武等商议，决定按彭德怀的建议，军队比政府早一天起义，便于以军队安定人心。
9月25日，陶峙岳率新疆10万官兵通电起义，称：“张文白将军复电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会议，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1]9月26日，以包尔汉领衔，新疆省政府也发出起义通电。至此，新疆14个民族约500万人口、占全国1/6的领土获得和平解放。
注释
[1]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51页。
[2] 《陶峙岳自述》，第100页。
[3] 《陶峙岳自述》，第101—102页。
[1] 余湛邦：《新疆起义前后》，《纵横》1985年，第4期。
[2] 包尔汉：《新疆的和平解放》，《纵横》1984年，第1期。
[3] 《陶峙岳自述》第108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1]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申宥起义电，转引自《陶峙岳自述》，第113—114页。
陶峙岳·接受改编
新疆历来情势复杂，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平起义后，局势还不稳定。少数顽固分子从中捣乱，国民党特务则散布谣言，说“陶峙岳坐飞机逃走了”、“三区民族军要与解放军打仗了”等。迪化、哈密出现了抢劫银行、商店的现象，南梁出现了国民党军官策反闹事、抓打群众的事件。
为了稳定新疆局势，9月26日，陶峙岳致电彭德怀，请求迅速派解放军入疆。9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等在新疆省政府西大楼前的广场召开和平大会，邀请邓力群发表演讲。群众走上街头支持起义，用各民族文字书写的彩色标语贴满迪化全城。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给新疆起义人员复电，称赞他们“立场是正确的”，“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并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和准备出关的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2]
陶峙岳深知，要整顿社会治安，必须稳定军心，消除军民顾虑。他亲自到骑一师和第一七九旅做宣慰工作，向排以上干部说明起义的道理。在一次向驻玛纳斯县城的官兵讲话时，一些不法分子竟冲上讲台，把麦克风砸了，许多人为陶峙岳捏了一把汗。陶峙岳不让警卫人员拉他走，迎上前去，拍着胸脯说：“要开枪，就朝这儿打!”[1] 闹事的人不敢纠缠，退下去了。由于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宣抚工作不能面面俱到，在哈密、呼图壁、库车、库米什发生了部分官兵的骚乱，其中以哈密最严重，烧毁了300多间民房。 陶峙岳指示部下对骚乱事件要及时处理，防止蔓延。他派警备总部检察科长刘尊贤带领军法组，到出事地点核查处理；又派刘敦为救济组组长，携带钱财被服去慰问受害民众；并派高级参谋银豫章负责清查新疆境内的国民党特务，枪毙了几个挑动闹事者。
10月5日，陶峙岳偕同郝家骏驰奔酒泉。10月7日，他与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解放军将领会面。彭德怀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彭德怀的开场白，消除了陶峙岳的紧张心理。他们都是湖南人，乡音未改，越谈越亲切。彭德怀介绍了全国局势，畅谈新中国的前景。陶峙岳汇报了起义的经过和新疆的复杂形势，商谈了对起义部队的整编和改造，虽然没有提及陶峙岳的家事，但彭德怀却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因陶峙岳家中的部分成员已逃匿四川农村，彭德怀急电入川部队，很快把他的家人找到，使之合家团聚。 当时，国民党已扣发了新疆部队几个月的军饷，彭德怀告诉他：“所欠军饷全部由人民政府补发。”陶峙岳正为军饷之事发愁，因为它直接影响起义部队的稳定。他无限感慨地说：“共产党以诚待人，所做的事都是世所罕闻之举，真是归之恨晚。”[2]
他在酒泉住了三天，参观了解放军第一兵团。解放军雄壮的军容、严明的纪律、艰苦朴素的生活，以及各级指挥员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告诉他，原决定解放军以六个军入疆，由于已和平解放，下一步只准备派第二、六军入疆，请陶峙岳给予配合。10月10日，陶峙岳返回迪化，积极筹备迎接入疆的解放军。
10月15日，陶峙岳下令公布了《告全疆将士书》，号召官兵整肃纪律，保境安民。文告指出：新疆的军事、地理、民族关系有其特殊性，只有坚持 走和平道路，才不至于“十万军队盲目的牺牲和地方秩序的紊乱，人民流离失所乃至引起民族仇杀，”从而“保全国家的元气，拯救了人民，保护了袍泽。”对于新疆一些地方的骚乱，文告进行了谴责：“我们今天认清了共产党，认清了人民解放军，而以往的宣传确有错误，知道他们的内容实在太少了，就受了一些无稽的诳话欺骗，把共产党描绘成一个暴戾的集团……”文告向全疆军民通告了解放军入疆的消息，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国防的需要和致力于新疆的建设，不是来解决任何部队的，对我们只有合作，绝无其他恶意。”为此，文告向起义部队约法三章：“一、严守岗位，遵守纪律；二、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三、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
10月20日，王震率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进驻新疆，随后接管了各大城市的防务，骚乱也基本上平息了。陶峙岳为表达他与塞外军民对解放军的欢迎，特作一首《迎王震将军入疆》的七绝：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2]。
12月2日，彭德怀、张治中分别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12月9日，两人同到迪化，在陶峙岳、包尔汉的陪同下，在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军队。晚上，他们就部队整编和地方政务进行了商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报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彭德怀要王震抽调第一兵团的1560名干部到起义部队，加强政治工作的力量。组建第二十二兵团的人事安排，特别是主要军事干部，都尊重陶峙岳的意见。只有一个师长是王震推荐的，此人也是陶峙岳的老部下，后在刘戡部任参谋长，被解放军俘虏，参加了解放西北并随王震进疆。 陶峙岳没有想到解放军这么尊重他，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真正民主与自由，我只有和共产党人一起奋斗，才能够为国为民贡献我的力量。”[3]
12月17日，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新疆军区成立，由彭德怀兼司令员，王震、陶峙岳、赛福鼎任副司令员。陶峙岳还增补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共事。12月19日，起义部队集中改编，陶峙岳发布《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文告要求起义官兵根据新政协《共同纲领》的精神，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做到：“一、部队实行合理编并；二、人事作公正合理调整；三、政治工作制度要确实建立；四、劳动生产要尽力做到。”
第一兵团入疆后，每到一处便主动为老百姓挑水、打柴、治病、扫地，宁肯自己露宿野外，也不入民房，对当地的民族、宗教习俗尤为尊重。许多战士还把节省下来的粮食、津贴费送给驻地的困难群众，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陶峙岳号召自己的旧部向解放军学习，使之无愧于第二十二兵团的称号。 他在会上说：“真诚反帝救国，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百姓拥护，非共产党人无其他也! 我们坚守边陲，今后要按照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功绩。”[1]
参加新疆起义的官兵近10万人，其中警备总部所辖的3个整编师又两个独立旅共6.8万人，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另外3万余人是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或空军地勤部队所辖，被编入解放军其他部队。12月30日，第二十二兵团在迪化正式组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峙岳为司令员、赵锡光为副司令员、陶晋初为参谋长[2]。政治工作干部由第一兵团派去，政委由王震兼任，饶正锡为副政委，李铨为政治部主任。兵团军政委员会由陶峙岳、王震、赵锡光、陶晋初和李铨5人组成。
注释
[2] 转引自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1] 《陶峙岳自述》，第120页。
[2]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1] 《陶峙岳自述》，第124—129页。
[2] 《陶峙岳自述》，第132页。
[3]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湖南党史》1992年，第9期。
[1]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陶峙岳·塞外军垦
1950年1月，新组建的第二十二兵团以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民主运动和诉苦运动。官兵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人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和军阀部队两种军队的对比，进一步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放下包袱，加强团结，树立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同时成立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事务。组织基层党支部，使其在部队中起核心作用。陶峙岳唯恐跟不上形势，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并且处处以身作则，领导部队开展军政训练。
新春伊始，陶峙岳进京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工作。在中南海，他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毛泽东，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拉住他的手说：“你是宁乡人，我是韶山人，相隔只有几十里，亲不亲，故乡人，不要讲客气，随便些吧!”毛泽东留他共进晚餐，请厨师特地做了一 道湖南风味的扣肉。这使陶峙岳想起1930年在蚌埠车站见蒋介石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哼哼而已。而今，毛泽东却与陶峙岳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12点。陶峙岳汇报了新疆的情况，重点讲了部队改编后的情绪和生活。 毛泽东指示：“一、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二、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三、积极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最后，毛泽东对他说：“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关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关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1]
陶峙岳从北京返回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派出一个慰问团随同赴新疆进行慰问演出，演员中有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他们在戈壁滩上搭起木架子舞台，露天为部队演出。许多官兵说：“我们戍边多年，国民党政府没有管过我们，还是人民政府好!”
不久，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给第二十二兵团下达了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中间要经过千里飞沙的戈壁滩，运输时常中断，物资供应困难。陶峙岳率第二十二兵团开进垦区，那里既无民房，又缺乏帐篷，苦不堪言。陶峙岳在动员大会上说：逐渐恢复生产，目前自然是有困难的。不过，这是胜利中的暂时困难，以后慢慢地会好转的。”他希望官兵“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乐观地对待各种困难，度过这暂时的难关。”他要求大家“做长期打算，不仅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准备在这里安家。”[2]
官兵掀起劳动竞赛热潮，虽然只有十字镐、砍刀、土犁等工具，但他们请求当年参加南泥湾开荒的老战士传授经验，用放火烧荒、开渠引水的方法，加快垦荒进度，并在垦区四周植树造林，抵御风沙。劳动之余，陶峙岳挥笔写下16个大字：“铁臂银锄，屯垦戈壁；雄心壮志，挥汗荒原。”激励官兵以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对待困难，在荒原上创造奇迹。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第二十二兵团垦荒23万亩，超额完成军区布置的任务，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
过去，从未有人在戈壁滩上种棉花。1950年8月，小拐垦区试种棉花，获得了丰收。陶峙岳非常重视这一经验，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1951年，玛纳斯垦区大面积推广，植棉2万多亩，平均亩产籽棉200公斤。1952年春，陶峙岳聘请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到新疆工作，对各垦区植棉技术进行指导。 1952年冬，第二十二兵团在石河子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植棉技术训练班，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八一农学院。陶峙岳与苏联专家签订了高产合同，自己也与普通战士一道参加听课，精心进行田地间管理。1953年，玛纳斯垦区再创高产纪录，平均亩产籽棉400公斤，成为全国产棉基地之一，为在新疆建立纺织工业打下了基础。
垦区地势平坦，适应于机械化操作和自流灌溉。1950年春，第二十二兵团开进垦区时，军区首批拨给履带式大型拖拉机4台、轻型拖拉机2台，被官兵看成宝贝。一台拖拉机每天耕地100亩，相当于一个连的劳动工效。陶峙岳对机耕很感兴趣，也体恤战士们人力开荒的辛苦，便拿出多年的积蓄，共1000多块银元和几条黄金，用于购买农垦机器。这年冬，兵团正式成立机耕队，由他亲自掌握。从1951年到1952年，机耕队共开办五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培训学员1000多人。陶峙岳也非常重视水利灌溉。他会同新疆水利厅厅长王鹤亭等专家，勘察玛纳斯河流域以及塔西河、宁家河、金钩河、巴音沟河。他带领官兵在这些河流上修水库11座，挖灌溉渠1.25万公里。以后，第二十二兵团又修建了大泉沟、磨姑、车排子、大海子等水库，其中大泉沟水库可灌溉农田20万亩。从此，新疆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使新疆的农业条件有很大改变。陶峙岳还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到1954年春，第二十二兵团已植树200万株，使天山南北绿树成荫，减轻了风沙侵害。
陶峙岳还请来专家研究论证，在石河子、奎屯等垦区设计一座座“戈壁明珠”。这些新城建成后，绿树成荫、道路整齐、工厂林立、农工商贸综合发展，对于繁荣新疆的经济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是，以谢尔德为首的一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反对新疆和平解放，于1951年春纠集1000多人，发动叛乱。他们两次袭击解放军，抢劫武器、马匹和财物，扰乱社会秩序。为了维护军民的安定生活和劳动成果，陶峙岳指挥第二十二兵团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师到北沙窝进行围剿。1953年1月，谢尔德走投无路，率最后剩下的几十人投诚。
1954年8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电复新疆军区，将第二十二兵团与其他军垦部门合并，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一领导军垦。 生产建设兵团仍由陶峙岳任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政协副主席[1]。1955年9月，他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又由于和平解放新疆的特殊贡献，他与张治中一道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2]。逐渐地，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情，萌发了当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愿望。
陶峙岳领导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发展生产，使垦区出现了一座座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如地处伊犁哈萨克州的车排子垦区，面积980平方公里，原是一片荒原，仅两户人家。官兵们在这里铺路盖房、种麦植棉，先后办起车排子第一至第五农场和共青团农场、双河农场。1959年11月，由国家农业机械技术会议决定，车排子第二农场被列为国家棉花生产机械化示范农场。1960年6月，全国农业机械化、系列化会议在车排于召开，第二农场再度获国家国营农场标兵称号。1963年至1965年，周恩来、贺龙、王震和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等前往参观，陶峙岳陪同介绍情况。对此，《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晚报》及港澳报刊多有报道。贺龙还题词称赞：“车排子农场赛过当年的南泥湾，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江南。”
石河子原是戈壁滩，仅有四户人家，百米泥路。第二十二兵团（后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这里，陶峙岳规划好建城方案后，派长子陶天健回湖南，请长沙市总工会代为招聘百余名工匠参与建筑施工。兵团成立了工程处、八一木工厂、家具厂，还办起子弟学校。接着，兵团组织伐木队进山，用人力从百里之外拉回6000多根木料。经过多年的建设，从无到有造起一座新城。 1962年4月，苏联制造了伊犁、塔城事件，数万边民外流。陶峙岳提出建立边境农场带，由农七师负责筹备，共建成叶尔盖堤、阿克雀、乌拉斯台、锡泊提、买海因、乌什尔六个农场和达因苏牧场，构成一道新长城。对此，陶峙岳挥毫歌颂：“如带农场，豺狼不敢窥马；高原牧野，军民更好牧羊。片片绿洲，行行林带，莫非血汗浇成；矗矗烟囱，锦装城廓，都是英雄建树。”
注释
[1] 《陶峙岳自述》，第140页。
[2] 《陶峙岳自述》，第149—151页。
[1] 寿孝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l986年版，第789页。
[2] 寿孝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l986年版，第789页。
陶峙岳·将军暮年
1952年7月，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第一次跟陶峙岳谈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时，陶峙岳已届花甲之年，听后顿时百感交集，既是激动，又是惶恐，竟使他嗫嚅良久。最终，他吐出了一句话：“是所愿也，未敢请也。”[1]
陶峙岳把加入共产党看成是一生中最严肃的课题，虽然景仰和向往共产党，但认为自己出身旧军官，改造不够，还不太符合条件。尽管他自己这样认为，共产党从未把他当外人，常邀请他参加各种重要的军政会议，并欢迎他发表意见。他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有职也有权，丝毫没有空衔之感。
到1965年，陶峙岳已和共产党人一起奋斗了15年，便郑重地向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对这份不同寻常的申请书，他考虑了10多年，也自我改造了10多年，曾多次想递上去，总觉得自己条件还不够，没有勇气拿出来。可是，这份刚递交的申请，却因为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被搁置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他由于是中央确定的保护对象，基本没有受到冲击。到1970年，他已是78岁的老人，申请离休回长沙居住，初居长沙东区肇嘉坪，后迁北区六堆子。其长子陶天健、次女陶蕴华在解放初期也随父开发新疆，此时均从新疆退休回来，与陶峙岳住在一起。政府为他们盖了一栋小楼，四代同堂，享有天伦之乐。
1979年，陶峙岳在湖南省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他以九旬高龄，在全国政协第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此之前，他曾经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2]。晚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常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关心国家大事和军队建设，来实践自己的诺言：“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3]
1982年5月，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他以埋藏在心底几十年深思熟虑的语言，表达了自己要求入党的动机和目的。金秋送喜，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老泪纵横，赋诗一首作为纪念：
且喜百业兴，景物更鲜妍；
伟哉共产党，饮水必思源。
四化又长征，追随幸有缘；
遥望阳光路，欣看猛着鞭。[1]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焕发了他的青春。他热心参政议政，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兼任长沙工程兵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在身患重病期间，还委托秘书出席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在长沙举办的学习研讨会……
休闲时间，他在院子里看报、晒太阳，也栽种花木，或逗逗重孙。他的晚年是幸福的，也是充实的。
1988年7月，他荣获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奖章。年底，他重病住院，于12月26日凌晨1时45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7岁。他的亲密战友、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撰文评价他：
“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 他率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勋；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2]
注释
[1]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2] 寿孝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第789页。
[3]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1] 张亚平：《陶峙岳将军的后半生》。
[2] 王震：《在陶峙岳追悼会上悼词》，《湖南日报》198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