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在苦难中成长
萧劲光，原名萧玉成，乳名满哥，1903年1月4日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赵洲港。
萧劲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业的手艺人，无房又无地。萧劲光两岁时，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母亲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在天马山脚下租了一块庙地，靠着乡亲们的帮助，盖了三间茅草房定居下来。萧劲光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第六。
辛亥革命前后，大哥在一家饭馆当厨师，家境稍有改善。母亲便和大哥商量，送萧劲光到一家私塾读书，两年以后又到镇上的“洋学堂”改读新学。 萧劲光十分用功，连课余时间上山砍柴也常常要带上书本，偷闲读书。时间长了，小伙伴们送给他一个诨号——“书憨子”。1917年，萧劲光考上了离家乡一江之隔的长沙长郡中学。
萧劲光的中学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1919年，“五四”运动的烽火，迅速由北京蔓延到全国。长沙学生界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开展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长郡中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并发表慷慨激昂、催人奋起的宣言。萧劲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性的政治活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斗争洗礼，萧劲光的思想开始由朦胧朴素的爱国热情向自觉理性的爱国思想升华，由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仇恨，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产生了探索、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
1920年暑假，萧劲光和好友任弼时( 原名任培国) 没有回家。他们想找一条升学或就业的出路，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赴法勤工俭学已经停派了。彷徨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任弼时从同乡任岳那里得知，长沙一帮青年正在组织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他们俩马上到船山中学找到任岳，由任岳牵线通过俄罗斯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1]。在会中，他们参加讨论会、报告会，听取当时湖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的讲演，对俄国革命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进一步激发了爱国救国意识。
不久，俄罗斯研究会决定派第一批会员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和任弼时等人被选上了[1]。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页。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页。
萧劲光·沐浴着列宁主义的光辉
1920年8月[2]，萧劲光和任弼时等人从长沙到岳阳，乘江轮沿长江而下，直抵上海。到上海后，他们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赴俄学习青年开设的“外国语学社”( 又名“俄文专修馆”)，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作留俄准备。
当时，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还有刘少奇、罗觉( 亦农) 等，共二三十人。 他们除了学习俄文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萧劲光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由学校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萧劲光这些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来说，这本书生字并不多，但读起来仍然很费解，许多名词术语都是初次接触。于是，学社请来了这本书的第一位中文译者陈望道为他们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学员们非常感兴趣，通过听讲与自学，萧劲光开始明白了为什么社会上存在着阶级、会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等革命道理。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小组诞生不久，又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3]。1921年春，上海共产党小组接到先行赴俄者发来的报告平安的电报，随即决定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任弼时、萧劲光等赴俄，同时派去的还有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罗觉、吴芳、谢文锦、廖化平、蒋光慈等人。他们从吴淞港码头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在海上颠簸数日，到达海参崴，从海参崴再乘火车，于7月上旬[4] 到达莫斯科。
当时，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萧劲光等被安排到代表们住的地方，准许轮流去旁听会议发言；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
在东方大学，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和俄文”，“政治理论课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1] 等。
1921年冬，东方大学中国班建立了中共组织，1922年底，经中共旅俄支部批准，萧劲光转为中共党员，同时是联共( 布) 党员[2]。
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萧劲光又被派往莫斯科的一所初级军官学校学习，原因也可能是一张表引起的。萧劲光到东方大学不久，学校让他们每人填一张表，注明将来的志向，萧劲光毅然填了军事。一年后，适逢这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4人便被派去学军事。 1923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来到苏联，得知萧劲光等人在学军事，就把他们骂了一顿，说中国现在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 想当军阀呀?! 就这样，这四个人又回到了东方大学。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不幸逝世。消息传来，东方大学师生和苏联人民悲痛万分，纷纷到安放列宁遗体的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吊唁期间，萧劲光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在工会大厦的大厅里，为列宁守灵五分钟。后来，他深情地回忆说：“为什么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有这样深厚真挚的感情? 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而博得了人民的无限热爱。此情此景，在我的心中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我感到，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之所以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她深深扎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深厚的土壤里，为这一事业去流血、牺牲，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 回想在自己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不论是在失败面前、死亡面前，还是在错误路线的打击面前，自己从不动摇革命信仰，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首先是得益于这十月革命的故乡。”[3]
注释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8、33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8、33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24、27页。
[2] 《萧劲光回忆录》第24、27页。
[3] 《萧劲光回忆录》第32页。
萧劲光·经受大革命的洗礼
1924年春，萧劲光与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分配 萧劲光回湖南工作。同年秋末冬初，萧劲光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到安源路矿工会，从事宣传工作。“五卅”惨案后，他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代表，曾携款去上海慰问。
1925年秋，萧劲光接到湖南省委通知，调他去广东工作。于是，他与毛泽民一起经上海到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作党的工作。
是年，广东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作法，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听说萧劲光留苏期间学过一年军事，并有志于搞军事工作，便通过周恩来调萧劲光去二军工作。周找萧谈话，并介绍与李富春相识。1925年底，萧劲光加入国民党，并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授中将军衔[1]。六师驻在韶关。萧劲光上任之后，按照中共的指示，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向官兵宣传打倒列强、消灭军阀的道理，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官欺兵、兵扰民等问题，积极倡导对部队实行民主改造，废除肉刑体罚，实行经济公开。经过教育，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部队纪律加强了，战斗力有所提高，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一期作战以夺取两湖、消灭吴佩孚为目的，二军与三军担任右翼策应任务。7月7日，六师和四师从韶关出发，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集中于茶陵。一路上萧劲光带领师政治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求部队官兵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并用“不怕死，不扰民”为警句制定官兵的臂章，收到明显的效果。 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民众的热情迎接和款待。二军的前身是谭延闾的湘军，当年在茶陵驻防时，由于军纪涣散，打家劫舍，惊民扰民，为百姓深恶痛绝。 而这次作为革命军重返旧地，却受到与前完全不同的礼遇，二军代军长鲁涤平了解后，颇受感动。
1926年9月，由于孙传芳以十万大军入赣，国民革命军遂把主攻方向指向江西，江西战场成为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的主要战场，二军四、六师的任务是与一军一起进攻赣西。
9月6日，总攻开始，六师两个团参加萍乡之战。萍乡守敌畏于北伐军的声威，稍有接触，即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萍乡人民倾城而出，热烈欢迎北伐军。尔后，二、三军继续东向，半个月之内，连克宜春、莲花等11个县，战绩辉煌。
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胜败关系全局，因而双方都投入重兵，准备决一雌雄。9月19日，国民革命军六军和五军一部曾袭占南昌，但由于孙传芳增兵反扑，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第二次攻打南昌，二军五、六两师和一军二师担任主攻。战前，萧劲光按照军党代表李富春的部署，深入宣传北伐形势，鼓动官兵士气。10月12日发起进攻后，萧劲光和师长戴岳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但由于敌人火力过猛，加上北线战事不利，第二次攻打南昌又未如愿。
第三次攻打南昌，六师奉命参加南浔路总攻击，增援三军攻打牛行车站，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萧劲光和戴岳及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均在前线坐镇指挥。经过一周的浴血奋战，六师占领了牛行车站。11月8日，南昌城终于被攻克。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力量”[1]。
11月底12月初，6师奉北伐军总司令部之命，挥师东南策应何应钦攻取福建。部队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建阳挺进，直取建瓯。在建瓯驻防月余，1927年1月底，六师又奉命赴浙，参加杭州会战。杭州被北伐军攻占后，六师经宣城，高淳、溧水，冒雨奔袭南京。3月24日晚，二、六军先后攻入南京城。
攻占南京后，六师担负了南京西部的卫戍任务。过了一两天，萧劲光和戴岳接到驻守下关卫兵的报告，说蒋介石的兵舰泊在下关。萧、戴二人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赶往下关，请蒋上岸，蒋说有事去上海，马上就走。蒋的这一举动，使大家颇感意外。于是，一些类似“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蒋介石要派一军驻防南京”等传闻在军中不胫而走。果然不久，蒋介石便命二军渡江追敌，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进驻南京，接着缴了六军两个团的枪械，并在六军中进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4月18日，又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二军渡江以后，是继续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举棋不定。不久，武汉方面指示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李富春令萧劲光和军政治部主任黄鳌带领几个人返回南京，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联系，设法搞一些船，接二军渡江回南京。南京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六军已被缴械，谢文锦也未找到。此时，萧劲光等已得知二军又奉武汉方面命令向武汉转移，便离开南京，经当涂、芜湖、宣城、休宁、景德镇，在黄梅、宿松赶上了部队。在宿松天主教堂召开的六师讨蒋大会上，萧劲光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提出了“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1]，得到官兵的热烈响应。
二军到武汉后，担负了武昌的卫戍任务。6月，萧劲光所在的六师曾开往仙桃镇，击溃了向武汉进攻的杨森部。但这时，武汉的形势已很复杂，汪精卫表面上称左派，暗地里却与蒋介石相勾结，准备反共。7月15日，汪精卫等人公开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陆续撤出军队。萧劲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共同战斗一年多的六师官兵，奉命抵达汉口。
在汉口这段时间里，萧劲光住在李富春的家里。经蔡畅作媒，他与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喜结良缘。婚后不久，萧劲光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去苏联学习，约在7月底，萧劲光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只身来到上海。9月初，他由上海启程，第二次赴苏学习。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第41页。
[1] 《第二军最近状况》(1926年12月9日)，转引自《萧劲光回忆录》第53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63页。
萧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萧劲光到苏联后，被安排进入位于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这所学校是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单独编成一个班。萧劲光的同班同学有刘明先、刘伯坚、李卓然、傅钟、曾涌泉、李特、朱务善、任止戈和蒋经国。中国班成立了学生党支部，萧劲光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2]。兴奋之余，他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通过两年来军队工作的实践，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萧劲光更加认识到军事工作，特别是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遂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军政学院既开军事课，也开政治课。萧劲光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战术学、战役学、指挥学等军事理论，并结合理论学习进行一些战例解剖，参加比较正规的战术、战役和战斗演习，还学习苏联红军的各种战斗条令、条例、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课及政治工作课，奠定了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来到列宁格勒，向中国学员介绍了国内情况，并传达党的“六大”的主要精神。
同年夏，萧劲光的妻子朱仲止来到列宁格勒与他小聚。她于1927年11月来苏联，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英语系学习，后转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劳动大学开展反托派的斗争，王明等人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搞宗派活动，以出身不好为由停止了朱仲止的组织生活。夫妻相聚，朱仲止满腹委屈，向萧劲光倾诉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萧劲光安慰妻子说：“要相信党，问题迟早会弄清的。”
1930年夏，萧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毕业，和朱仲止及另外一位女同志一起动身回国。抵达上海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之后，特务横行。他们住在朱剑凡先生家里，这是中共的秘密接头地点。不久，中共组织派他到湘赣地区工作。他到了湖南，因接头人叛变，未接上关系，又返回上海。组织上改派他去闽西苏区。1930年12月，萧劲光和李卓然一起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由中共交通员送往闽西苏区。
注释
[2] 《萧劲光回忆录》第71页。
萧劲光·战斗在中央苏区
萧劲光来到闽西苏区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闽西的形势非常严峻。1930年12月，中共中央派邓发到闽西，在坑口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会后成立了中共闽粤赣省委和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根据当时部队素质较差，军事技术水平低的情况，萧劲光开办了教导队，自己亲任教官，为部队训练干部。不久，他接受组织委派，兼任闽西彭杨军事学校的校长，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为此，他从训练科目到训练方法，甚至学员、教职员的被装式样，都亲自设计，并把实践和学习训练结合起来，边参加战斗，边总结经验，使军校办得有声有色，为部队培养了一批连、排干部。
1931年三四月间，中共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名义上是继续反立三路线，实际上接受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提出了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战略方针——“保卫龙岗、虎岗”。
为施行这一方针，萧劲光奉命将闽西红军主力新十二军从北线南调，先 是攻打坎市，而后又打大、小池。这些死打硬拼的消耗战，不但未能打下任何一座城池，反而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萧劲光从这段经历中认识到，在红军弱小和根据地不稳定的情况下打仗，需要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与敌人盲目硬拼的阵地战、攻坚战。他开始把学校学习的书本知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1931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萧劲光首先分析了当时闽西的形势：“南线敌人的实力最强；向西则有汀江等河流阻隔，不便发展；向北敌人仅为地方团匪，力量薄弱，而且地域广大，粮食充足，群众条件好，可以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1] 据此，他建议省委采取“向北发展”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提出了具体周密的军事计划。
萧劲光受命组织执行省委根据他的建议而确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先调红十二军一部南下与虎岗警卫营、彭杨学校的学员一起攻打芦丰。在等待红十二军到来的时候，得到情报说国民党有增兵芦丰的企图，萧劲光当机立断，率虎岗警卫营和彭杨学校的学员共四百多人，趁敌人援兵未到，一举攻占了芦丰。当天下午，敌人援兵赶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为保存实力，萧劲光毅然下令红军撤往蓝家渡集结。第二天，国民党军集中千余人袭击蓝家渡。此时，红十二军已经赶到，激战一天，敌溃逃。萧劲光率部乘胜攻下丰稔。接着，萧劲光指挥部队向汀洲、连城方向发展，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钟屋村一仗，敌主力被击溃，随即乘势夺取汀洲、攻占连城。 连战皆捷，官兵备受鼓舞，士气大振。此时，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攻占了瑞金，中央红军的第十二军到达汀洲，两路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连成一片的计划。汀洲会师后，新老十二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任参谋长。
这以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萧劲光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萧劲光受命起草一个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提交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找萧劲光谈话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红军干部。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开始筹建，组织上考虑到萧劲光在苏联学过系统的军事知识，准备派他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1]。会后，萧劲光被正式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离开闽西，到“红校”就职[2]。
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举行起义，加入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为了教育改造这支部队，军委选派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去该部工作，萧劲光被派去担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临行前，萧劲光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听取他对改造这支部队的意见。毛泽东对萧劲光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并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3]。
到了红五军团，他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起，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走遍了驻在九堡、沿坎、石城的三个军的每一个师、团和大部分起义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通过调查，他们了解到，这次起义是少数上层军官秘密策动的，大部分人在暴动前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对起义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是军官，思想波动很大。
针对这些情况，萧劲光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把团结、教育、改造作为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认为，要使这支部队稳定，首要的是做好上层军官的工作，尤其要特别注意团结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及其他上层军官。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在起义后不久也被吸收入了党。由于他们两人一直表现很好，积极配合党做好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力量。在起义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季振同，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过去曾在冯玉祥手下任手枪旅旅长，起义前是二十六路军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主力七十四旅旅长，起义后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对萧劲光的态度是既欢迎，又存有戒心，不能放手大胆工作。针对季振同的思想顾虑，萧劲光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同时注意向他灌输革命的道理，在思想感情上尽量接近他，使其消除顾虑， 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在这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多次找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谈话，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起义给予高度评价。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使他们进步很快。不久，季振同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萧劲光为此专门向中革军委报告，力陈从大局考虑，吸收季入党的必要。军委批准季振同为特殊党员，并由周恩来、朱德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为了提高红五军团全体官兵的政治素质，萧劲光采取了许多措施。他选送一部分官兵到红军学校学习，给军、师、团配齐了政治委员，在连队建立了中共支部。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党员，形成政治工作网。
他还提议在红五军团举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向起义官兵宣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军民关系；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同时，萧劲光也十分注意关心起义官兵的生活。由于起义部队大部分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加之伙食搞得不好，许多官兵患病，情绪不稳定，想回北方去。萧劲光发现后，马上向军委作了汇报。军委非常重视，立即从红军各部队抽调了一部分本地籍、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和炊事员，充实到五军团帮助改善生活。对部队中的伤病员，则分别送到红军医院或老乡家去养伤治病，并经常派人去慰问。这些作法对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官兵感到了温暖。
为使这支旧军队脱胎换骨，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萧劲光按照红军的传统，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在各连队建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定期公布账目。这些做法，受到士兵的普遍欢迎，却引起了一些旧军官的不满，加之在改造过程中党的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使尚未完全稳定下来的部队又开始出现波动，甚至发生士兵开小差、军官叛逃的事件。对部队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用武力解决。萧劲光不同意。他主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于是，他又一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支持萧劲光的意见，说：要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解决问题，并重申了来者欢迎、走者欢送的政策[1]。 萧劲光回到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分头去做思想工作，平息了这场风波。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第85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93页。
[2] 《萧劲光回忆录》第93页。
[3]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3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108页。
萧劲光·忍辱负重万里长征
1932年12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决定，任命萧劲光为新组建的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二十多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中革军委命令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军区的红军南渡信江，到达建黎泰地区，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归红一方面军指挥。2月，萧劲光被任命为红十一军政治委员。
2月22日，得悉敌中路军三个纵队分头行动，企图在南丰地区同红军决战。鉴于敌兵力密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决定撤围南丰，命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从新丰东渡抚河，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南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又分两路北上，在宜黄的黄陂，以优势兵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大部。3月中旬，萧劲光和红十一军继续担负佯装主力、诱敌前纵队南进的任务，保证方面军主力在草台岗、徐庄地区又歼灭敌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基本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新开辟的根据地得以巩固并扩大，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1933年4月，成立闽赣省，顾作霖为中共省委书记，邵式平为省政府主席；同时成立闽赣省军区，萧劲光为司令员。
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又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即达50万人，黎川又是其北路军攻击的目标之一。这时，萧劲光奉调从前线回到黎川，布置防务，准备迎敌。他根据国民党军可能再次将黎川做为首要攻击目标的态势和这一带红军防备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之敌，不要死守黎川。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9月25日，国民党军三个师向黎川发起猛攻。这时，守卫黎川的红军只 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两个拳头打人”的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闽赣军区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到东线配合东方军入闽作战去了，敌先头部队在占领黎川的外围阵地后，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企图造成合围之势，断红军退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萧劲光果断下令撤退，黎川失守。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第七军团，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11月，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收复赤色黎川”的方针，萧劲光率七军团一部参加了由彭德怀、滕代远组织指挥的浒湾战斗。因遭强敌夹击，红军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战斗。加以各军团配合不力，浒湾战斗最终失利。
两次战斗的失利，完全是“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进攻和单纯防御方针造成的。但是，他们却把责任推到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身上，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萧劲光只是因为不同意“左”倾军事路线，提出“不应该死守黎川”，而应集中红军主力“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等意见，就成了“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受到打击和迫害。黎川失守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因此，浒湾战斗后萧劲光被撤职、审查，后被送往瑞金，在以“反对萧劲光机会主义”为内容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判。此后，在全军上下又开展了对萧劲光的批判斗争。“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打倒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萧劲光”，“打倒右倾逃跑主义”等标语口号贴在墙上，响彻会场，充斥于报刊、漫画等宣传媒体。1934年1月6日，萧劲光以黎川失守、浒湾“丢伤兵”的“罪名”受到公审。他依据事实，对控告书罗织的“罪名”进行逐条答辩，然而，他的辩解和说明无人理睬。公审结果，他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判五年徒刑，不准上诉[1]。
后来萧劲光听人说，在决定如何处罚他时，有人主张杀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2]。王稼祥也几次拒绝签字，这样，萧劲光才免遭更大的不幸，只被关押了一个月。这期间，贺子珍曾前去探视，并向他转达毛泽东的话：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3]。这使萧劲光在心理上得到极大安慰。
2月初，萧劲光被释放，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他虽蒙冤受屈，但仍忍辱负重，认真给学员讲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等课程，为培养红军干部尽心竭力。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大学被改编成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萧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
1934年10月18日，萧劲光率领上干队到瑞金九堡村集合，随同军委干部团一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时，萧劲光还没有恢复党籍，但他以身作则，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带动全队同志。行军时，他把背包、干粮袋、水壶往肩上一背，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到驻地，队员们都休息了，他还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社会情况，到各科以至各班转一转，检查岗哨警戒。
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攻克遵义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萧劲光带领上干队与干部团其他同志在城区担负警戒任务。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扎西地区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干部团的“上干队”被留在桐梓县城担任警戒。任务完成后，正待取道娄山关向遵义归队，一股国民党军突然在娄山关出现。娄山关是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若是被国民党军占领，势必严重威胁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首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数万大军的安全。萧劲光当机立断，决定堵住这股敌军，指挥上干队和九军团的一个警卫连扼守娄山关。敌人发现红军凭险固守，加上在夜间，看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不敢冒险进攻，在山下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悄悄撤走了[1]。事后，萧劲光带队到达遵义，受到周恩来的召见。他赞扬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还向萧劲光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领导岗位上，并告诉他说：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决定取消对你的处分，恢复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萧劲光所在中共支部的正式通过，恢复了他的党籍。
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胜利会师。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并决定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萧劲光被任命为红三军参谋长。
8月，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三军被编为右路军。9月到达哈达铺，右路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红三军改称第二纵队，萧劲光仍任参谋长。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部队随即开到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成立了中共西北军委，十五军团与一、三军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萧劲光调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11月，刚刚上任的萧劲光，带领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警卫连，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为适应南线苏区不断扩大、地方武装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 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正式建立，萧劲光兼任军长。此后，他带领二十九军，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巩固南线根据地和向东发展的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担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被调往西安参加谈判，1937年2月底，萧劲光调任中革军委参谋长。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第141页。
[2] 宋任穷：《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代元戎》，解决军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页。
[3]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19页。
[1] 曾克林：《忆在萧劲光同志领导下的战斗岁月》，《一代元戎》第197页。
[2] 《萧劲光回忆录》第161页。
萧劲光·留守陕甘宁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了研究确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泽东委托萧劲光去洛川附近选择会址。萧劲光和另一位同志冒雨驱车前往洛川，把会址选在距洛川县城十几里路的冯家村，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8月22日至25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萧劲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必须组建一支留守部队，由整编后的红军主力中抽调一部分部队和陕北地方部队组成。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萧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处设在延安。
萧劲光回到延安后，立即按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的部队。12月，中央军委将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
留守兵团初建时，有九千余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都比较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机构建制不统一，纪律涣散等。萧劲光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1]。12月，留守兵团召开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毛泽东还风趣地拍拍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2]。会议决定了兵团近期的主要工作：“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的团结”[3]。萧劲光还在会上亲手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的题词，并以此作为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他号召留守兵团的全体指战员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切行动听中共中央指挥，步调一致，团结一致，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4]。这次会议之后，萧劲光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部队。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从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起，就决定建立政治教育制度，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内容。留守兵团特别注重干部教育，在营以上干部中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组织干部轮训、短训；在连以下干部战士中，每星期上4次政治课，对部队进行时事政治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结合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纠正各种错误思想。
萧劲光还大力抓好留守兵团的正规化建设。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规定了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目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统一的规章制度，整顿组织纪律，抓好部队良好作风习惯的养成。萧劲光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还制订了“打稳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学习现代新式兵器的战斗法，建立部队中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能力”的军事训练总方针[5]。在这
个方针指导下，部队一边打仗、执行各项任务，一边搞好训练，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
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素质，留守兵团开办了军政干部研究班和各种训练班。军政干部研究班轮训营以上干部，每期半年，开设军事课和政治课，聘请党的一些理论家讲课。萧劲光亲自讲授军事课。他写的《近战战术》、《游击战争指导要领》被作为军事教材印发各部队。
在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中，还普遍提倡导学习文化。萧劲光要求各部队在搞好工作的同时，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他安排一大批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当文化教员。兵团政治部对干部战士的文化学习，提出了具体要求。经过几年的学习，大部分同志都达到或超过了兵团政治部规定的标准。
留守兵团建立之初，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肃清边区的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当时，边区所辖23个县，共有土匪40多股，40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政治土匪。他们不但抢劫钱财，而且破坏边区地方政府，杀害边区党、政、军人员，严重扰乱了边区的社会秩序。
萧劲光与兵团其他领导一起分析匪情，研究制定了周密的剿匪计划：即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和地方武装自卫军，配合部队捕捉土匪；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进行军事围剿，以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剿灭土匪。
从1937年11月开始，萧劲光指挥留守兵团的部分干部战士，对边区的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共消灭土匪36股，击溃10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1700多支，子弹20多万发。
萧劲光把剿匪的经过和战绩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后又惊又喜，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并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1]。
留守兵团还担负着守卫千里黄河河防、阻止日军渡河进犯边区的任务。
萧劲光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日军进犯河防的几种可能进行了分析、预测，并研究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针对少数同志对守卫河防信心不足的问题，萧劲光在兵团干部会议上给大家讲有利条件，使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信心。
1938年春，日军开始侵犯河防，向边区疯狂进攻。萧劲光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和紧急备战的命令，提出坚决执行毛泽东积极防御作战方针的要求。他还针对部队所面临的凭险固守战斗的新课题，强调边打击边总结经验，从1938年春到1939年元旦，留守兵团进行了多次河防战斗，其中较大的有三次。在战斗中，留守兵团指战员按照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沉着应战，相机出击，屡败日军。
经过几次战斗之后，参加部队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采用的战术，取得了一些经验，其中主要的两条是：“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在作战会议上，萧劲光组织大家对这些经验进行交流；他还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察看河防工事，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在萧劲光的指挥下，留守兵团守卫河防的部队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先后对日作战70余次，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对河防的进犯，使千里河防固若金汤。
从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频繁地制造摩擦事件，由开始的造谣生事，骚扰破坏，发展到武力攻占边区旬邑县城，并残杀八路军伤残人员。3月下旬，顽固派又无故扣留并阴谋迫害八路军护士和学生。萧劲光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曾急电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制止事态发展。但当地顽军马禄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有恃无恐，不但没有停止制造摩擦，反而率部向八路军防区开进。萧劲光一面向马禄通电警告，一面指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马禄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才悄悄缩了回去。
当时被边区军民称为反共摩擦专家的何绍南，是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他任职两年，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一次，何绍南路过延安，萧劲光找上门去，对他进行严正警告。随后，又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何绍南的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1] 后来，王震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针锋相对地与何绍南进行了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迫使他逃出边区。
萧劲光对那些同共产党、八路军持友好态度的国民党将领，则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当时，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友好。
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邓宝珊作了许多团结争取的工作，使他和八路
军一直和睦相处，因而，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就少得多。
1940年春，萧劲光奉中共中央之命和王若飞一起去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
临行前，毛泽东把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交给他们，并嘱咐他们，要给阎锡山讲清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和我们坚决反对摩擦的坚定立场。
他们二人来到秋林镇，阎锡山避而不见，却派来一伙人同他们应付。萧劲光和王若飞坚持要与阎锡山面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最后，阎锡山迫不得已出来相见。他展开毛泽东的信，从头仔细阅读，特别重视信上写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1]。
谈判中，他们向阎锡山转达了毛泽东说的话，并很策略、很坚决地批评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的错误。经过整整一天的谈判斗争，阎锡山妥协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双方达成了协议。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一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而且采取各种方式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尤其是1940年，边区遭受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灾民达60万。林伯渠与萧劲光曾联名致电国民党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未得结果。
正当边区军民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和林伯渠、高岗找去，对他们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 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但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住困难。萧劲光等人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又对萧劲光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吗? 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2]!
接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全边区军民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冬天，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用自己的双手，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江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萧劲光号召留守部队以三五九旅为榜样，结合各自的任务和实际条件开展生产运动，作到一边战斗守备，一边学习训练，一边生产自给。
1944年4月，毛泽东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后，毛泽东授意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4月11日，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对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边区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和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1]。
1945年，萧劲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7月，毛泽东和萧劲光在延安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高干会本着整风的精神，批评了留守兵团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必要的。当然，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赞扬留守兵团是一支好部队，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的[2]。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第209页。
[2] 傅全有、曹芃生：《萧劲光同志在西北》，《一代元戎》第106页。
[3] 《萧劲光回忆录》第209页。
[4] 张才千：《怀念萧劲光同志在延安》，《一代元戎》第121页。
[5] 《萧劲光回忆录》第286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215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245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第265页。
[2] 傅全有、曹芃生：《萧劲光同志在西北》，《一代元戎》第114页。
[1] 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战士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页。
[2] 萧劲光：《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劲旅》，载《红旗》1982年第15期。
萧劲光·战斗在东北
抗战胜利后，萧劲光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赴任途中，又接到中央电报，要萧劲光等人立即转道去东北。他们受领命令，日夜兼程，于1945年10月上旬到达山海关，后乘火车到了沈阳。
在萧劲光等之前，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已到沈阳并组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成立，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初到东北，环境生疏，困难重重。由于部队迅速扩大，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党内在坚持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的方针问题上，思想不统—。
1945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虽已明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思想，但仍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让出大城市，对中央准备从事长期艰苦斗争的客观形势认识不足。
为了统一部队的思想，适应即将到来的长期、艰苦斗争的需要，萧劲光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一线和南满各地的部队中，作了两个月的调查研
究，12月，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一个报告，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指导方针、兵力部署、部队改编、军事物资运输、后方根据地的建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东北局重视和支持。
1946年7月，萧劲光到哈尔滨，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七七”决议，决定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会议期间，东北局领导同志同萧劲光谈话，指示他要利用战争的间隙组织军工生产，在南满抓紧搞军事工业，并在大连也搞一个军工点。8月，萧劲光到了大连，了解情况，提出要求，作出部署，使大连的军工生产搞得很好。
1946年秋，在东北停战四个月之后，国民党在南满重新挑起战端。蒋介石亲飞沈阳，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先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全力进攻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大本营。10月19日，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八个师约十万人，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野战部队只有两个纵队，不足四万人。在这紧要关头，东北局决定派陈云和萧劲光一道去南满工作，以加强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
11月底，萧劲光和陈云到了临江，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南满地区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陈云任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由于强敌压境，加之东北民主联军兵员给养不足，处境险恶，部分干部战士对坚持南满缺乏信心，希望向北满转移。针对这些情况，萧劲光和陈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分头开座谈会，找主要干部逐个谈心，分析坚持南满的困难和有利条件，统一思想，增强信心。
12月11日，萧劲光在七道江主持召开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了军事行动方针和具体作战方案，要求部队要有克服困难、长期打算的思想，坚持南满。萧劲光的讲话引起了与会干部的激烈争论，仍有部分同志主张“主力北撤，保存力量”。会议连续讨论了两三天，两种意见还是相持不下。这时，国民党军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紧迫。萧劲光只好请陈云做决定。
陈云顶风冒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14日，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放松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弊反复比较，说明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1]。与会多数同志表示赞同。最后，会议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战略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军事指导方针，并作了具体军事部署。
12月17日，国民党纠集六个师的兵力，向南满临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
萧劲光根据七道江会议确定的作战方案，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第四纵队跳出封锁圈，直插敌后，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迫敌回调二个师，减轻了正面国民党军对临江的压力。随后，北满主力也开始了一下江南作战，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前线又撤回一个师。担任正面战场作战的第三纵队，乘敌主力北调之机，开始向通（化）辑（安）线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进攻临江的计划。
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以四个师的兵力第二次进攻临江。
战前，萧劲光和副政委萧华亲临第三纵队，研究战略战术。萧劲光决心抓住战机，集中三纵全部，从敌一九五师侧后突击，歼敌于高丽城子地区。他踏着积雪，到高丽城子地区勘察地形，选择战场，具体部署。2月3日，战斗打响，经一天激战，歼敌一九五师五个营。2月8日，乘胜又于三源浦歼敌二○七师一个团及保安团一部，前后共歼敌四千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对临江的进攻。
国民党军二次战败，仍不甘心，又于2月13日集中五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萧劲光分析了这次敌人进攻的特点，决定把战役的主要方向，指向对战局开展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集中三纵主力，打敌北面的一路主力第九十一师；四纵主力则活动于敌后，奔袭作战，使敌人疲于奔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三保临江作战的同时，北满部队也进行了二下、三下江南作战。一个月里，东北民主联军收复了辑安、金川、辉南等重要城镇，打垮国民党军三个主力师，毙伤敌近万人，再次粉碎敌人向临江的进攻。
三保临江的胜利，改变了战局，国民党军逐渐陷于全面被动，形势向有利于东北民主联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为挽回败局，再次调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攻。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久战未得休整和补充，每个师只有6000人。在这关键时刻，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分局、军区干部会议，萧劲光作《树立坚持南满军事斗争的正确思想》的报告。会议分析讨论了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了坚持南满的方针。3月31日，陈云、萧劲光、萧华、程世才等联名发出致各兵团首长电，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战争胜利的要诀，就是积极的争取主动，努力造成敌人的弱点，积极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虽是微小的也不应该放过，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1]
4月3日，萧劲光指挥第三纵队主力及第四纵队一部，出敌不意，先敌展开，以强大兵力进攻敌人纵深，实行两翼包围迂回。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八千余人全部干净利落地歼灭在通化西北红石砬子地区。其他各路敌人见其主力被歼，纷纷回窜原防地转入守势。至此，国民党军进攻临江的计划被彻底粉碎。
“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后，萧劲光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部署，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解放了西丰、东丰、西安（今辽源）、山城镇、梅河口等大片地区，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为东北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2月底，萧劲光奉命回哈尔滨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省委联席会议。会议指出，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4月，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准备强攻长春。5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东北人民解放军[2] 成立了两个前线指挥所。萧劲光任第一前线指挥所（后改为第一兵团）司令员。
5月下旬，长春外围战役结束后，长春守敌即陷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四面包围之中。5月24日，围城部队向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发动猛攻，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的守备部队，占领了机场。通过这次战斗，“东总”（即东北军区总239部）察觉原来对长春敌人战斗力估计不足，打长春不是一次猛攻可下的，于是决定改强攻为围困。
6月15日至20日，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传达了东北局和“东总”的最新决定，即对长春采取“久困久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决定由萧劲光、萧华指挥东北解放军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担任围城任务。萧劲光等指挥十万围城大军进入指定位置，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牢牢地困住了守城国民党军。
长春守军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统帅的十万有美式装备的部队，并有现代化的防御体系。对长春这样的城市实行久困长围战略在我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萧劲光深入基层和前沿，调查研究，勘察地形，指挥部队构筑工事，设置封锁区，架设通信网，拟制反突围方案。为防止国民党军突围和出击，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级部署，长春城外，东北解放军的封锁线层层密密，纵横交错。
围城之初，国民党军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和抢粮。后来，又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萧劲光指示部队作好充分准备，重点防范。7月初，国民党军发动了一次较大的突围行动，多路多层次的连续出击，均被围城部队一一击溃。
9月，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了，长春孤城中的国民党守军更加惊慌，郑洞国奉蒋介石命令，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萧劲光得到情报后，提出参战部队分成三个梯次展开，使国民党军兵力逐次减少，以达全歼，减少我部队伤亡的目的。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经过讨论，通过了萧劲光的意见。10月7、8两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师向东北解放军独七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
经东北解放军数次各个击破，敌军进展甚慢，气势渐挫，最后缩了回去，突围计划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萧劲光还指挥围城部队配合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根据围城总方针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1]，利用矛盾，瓦解敌军的策略，广大指战员以阵地喊
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或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等办法，向守城军队进行宣传战。8月5日和11日，围城部队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国民党军的军心，城内守军纷纷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底，东北解放军一共接收投诚的国民党官兵1.37万余人。
10月14日，锦州解放，东北战局发生急剧变化。长春守军自感走投无路之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决定弃暗投明，率部起义。17日，六十军撤到城外，东北解放军进城接防，长春市的东半部遂告解放。这时，驻防长春市西半部的新七军也被迫投诚。21日，占据中央银行大楼的郑洞国率部投降。敌我双方对峙长达五个月之久的长春围城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而结束。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萧劲光奉命率部南下，参加了沈阳外围战。东北全境解放后，他率东北野战军四个纵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圆满完成了隔断平津和协同友邻部队包围北平的战斗任务。
注释
[1] 吴家民、郑顺舟：《萧司令员指挥我们坚持南满斗争》，《一代元戎》第182页—183页。
[1] 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628页。
[2]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1] 《萧劲光回忆录》第394页。
萧劲光·挥师南下
平津战役结束后，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颁发的新的编制番号，萧劲光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他奉命率两个军，约十二万人，组成先遣兵团挥师南下，进军武汉。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已在长江下游北岸集结，准备渡江作战。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坐镇武汉，并把他的嫡系主力部署在信阳、驻马店一带，妄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因此，先遣兵团面临的头一二项任务，就是力求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守军，迫使白崇禧集团增援，在江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以掩护刘邓大军过江。但白崇禧未等解放军进抵信阳，便将其嫡系主力撤走。4月2日，解放军歼灭残军，解放了河南重镇信阳。4月上旬，先遣兵团进入湖北境内。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正在北平同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为牵制白崇禧，萧劲光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这期间，萧劲光奉命为即将南下、途经湖北境内的第四野战军大批后续部队筹集了数千万斤粮食。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江南大片地区。萧劲光命所属部队向汉口一线长江北岸推进。白崇禧看到大势已去，命令其主力从汉口撤到长江以南。17日，武汉三镇宣布解放。中央军委任命谭政、陶铸、萧劲光等13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萧劲光任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担负起这座12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为整顿社会秩序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领导部队为进军湖南作准备。
7月中旬，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顶着酷暑从湘鄂边界出发，直逼长沙。 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七万多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8月10日，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兼任司令员。他同时担任新成立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不久，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萧劲光任委员，后代理主任委员，参与了开创湖南各项工作的领导。
8月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萧劲光任主任负责长沙市的接管工作。8月22日，在军管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委会上，萧劲光明确提出了军管会的三大任务：即确立革命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开展文教事业。以萧劲光为首的军管会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城市政策，采取了与起义将领充分协商和有步骤地进行接管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和平接管长沙的任务。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部二十余万人，据守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与广东余汉谋集团和湘鄂西之宋希濂集团呼应，组成华南、西南防线，阻止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进军。9月13日至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动了著名的衡宝战役。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担负了正面进攻衡宝地区之敌的艰巨任务。在东路军和西路军的积极配合下，十二兵团由湘中南下，向国民党军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歼灭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王牌军——钢七军的四个精锐师，解放了衡阳、宝庆、郴州等湘南重镇。
湖南解放后，在城市，有大批潜伏下来的特务、散兵游勇；在农村，有几十万游杂武装；另有十余万土匪遍布全省各地。为解除这些武装对城市治安的威胁，中共湖南省委确立了在城市肃特、在农村靖匪的方针。军区通过各种途径，对各地杂色武装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收编和溶化。经过半年时间深入细致的收编工作，共整编游杂武装近四万人。在剿匪工作中，萧劲光提出“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 群众三者相结合”[1] 的方针，“拉”和“打”交替使用，收效显著。至1949年11月底，歼灭和俘获匪特七万余人。
注释
[1] 湖南省军区：《怀念我们的第一任司令员萧劲光》，《一代元戎》第249页。
萧劲光·组建人民海军
195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2月，他到北京开始组织筹建海军领导机关，以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
筹建工作伊始，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 萧劲光参照苏联和美国海军的情况，明确提出：海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能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把自己的意见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挂了长途电话，毛泽东支持萧劲光的意见，指示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两个问题明确之后，筹建海军领导机关的工作便逐步展开。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组建海军直属机构，主要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和干部。萧劲光同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兼司令员的黄克诚和干部、军务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后，从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抽调了二千余人到海军任职。
在建设海军领导机关的过程中，大量日常工作需要处理。为提高工作效率，萧劲光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各部门主要领导都参加集体办公。办公会议地点就在萧劲光的宿舍。通常是大家先发表意见，萧劲光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办公会议的决定，各自办理的情况再向办公会议报告。
经过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工作，1950年4月14日，在北京正式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标志着人民海军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萧劲光在会上讲了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及建立这支海军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他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固然要重视物质条件的建设，要设法解决武器装备，建设基地、码头、阵地；但同时，还要重视建政治、建思想、建作风，要从各个方面打好海军建设的基础。他在讲话中还强调，要特别重视建党，把人民海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萧劲光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几项紧迫任务：一是把现有战斗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参加海、陆两栖作战；二是开办学校、抓紧培养海军干部；三是要把一些重要的基地、码头、阵地等等尽快建设起来；四是要树立适用海军建设的新思想、新作风。
会后，萧劲光从北京赶到大连海校，同任大连海校副校长兼副政委的张学思一起研究如何办好海校的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就任命萧劲光兼任大连海校校长和政治委员。在萧劲光的大力支持、关怀下，经过张学思等的努力筹办，大连海军学校于1950年2月1日正式开学。萧劲光认为，海军是一个技术非常复杂的军种，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不抓干部的培养，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海军的建设就无从谈起。为此，他提出要“治军先治校”，宁可其他工作往后推延一下，也要把培养干部、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抓起来。在他的提议下，海军党委把院校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提出“学校工作是海军的中心的中心”[1]。
萧劲光在大连海校召集处、系领导干部和教员进行座谈，帮助学校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学校缺教员，特别是缺有海军专业知识的教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萧劲光通过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有关部门，向地方院校求援，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招聘高年级学生和各学科专家来校任教。萧劲光还向全校教职员工发表讲话，强调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为学员服务的思想；要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虚心学习苏联海军办校的先进经验，等等。
在创办大连海校的同时，萧劲光根据海军多兵种的特点，指示“要适当地增加技术兵种学校，必须把技术人员的培养看作是海军力量发展中最可宝贵的资本。”[2] 在他的指示和关怀下，从1950年5月开始，海军航空学校、海岸炮兵学校、鱼雷快艇学校相继创办。10月，又将原华东海军所辖海军学校，扩建为海军联合学校，并划归海军直接领导。
在海军组建初期，萧劲光主持制定了海军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1950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人民海军建设史上第一次建军会议。会议依据中 国当时经济落后，工业、特别是造船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和解放军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讨论、研究制定了海军3年建设计划，明确了海军的任务，确定了“海军建设的方针是精干的方针”，“我们在三年之内不可能建设大型的海军，只能建设一支现代化富于攻防力的精干的轻型的海军力量”。即“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1] 会议还制定了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当时又称之为建军路线，即：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一年后召开的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又增加“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2]
一年以后，在1951年12月召开的海军首长会议上，萧劲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海军建设要打好基础的指示，形象化创造性地提出要打好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技术建设三个“桩子”。在组织方面，萧劲光狠抓部队、院校和机关建设，尽快地把海军各级和各方面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在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等领导机构组建的同时，依次建立了水面舰艇中的护卫、登陆舰艇部队。萧劲光在强调打好组织“桩子”时，注意贯彻落实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在海军的所有部队都建立和健全了中共组织。同时，注意对来自陆军的干部战士、青年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原海军人员等各类人员适当安排，使其各有所为。
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萧劲光把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这个“桩子”如果不打巩固，就不可能在统一的意志下进行工作，党的建军路线、方针和任务，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执行，组织建设、技术建设也就没有保证。1951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劲光作了题为《要以新的工作态度对待新的事物》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和建军路线，提出“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应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3]。他还指出：我们必须用新的工作姿态对待新事物，创造出一套适合于新事物发展的新方法。为做到这些，基本的问题在于学习，在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人民海军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海军特点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并经常地、有针对性地在部队中进行思想教育。如：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海军工作的情况，在部队中大力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萧劲光号召每个干部都要“拍胸脯”立志于干一辈子海军，生活在海洋，战斗在海洋。他还提出了“保卫海洋国土，是我们最神圣的任务”，“面向海洋、面向岛屿、面向战斗部队、面向群众”等口号[1]。
在技术方面，萧劲光认为海军是一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军种，必须有掌握技术的人员，必须有很好懂得技术的干部，要按照技术的规律运用技术。他着眼于海军的长期建设，积极领导创办海军院校，培养各类技术人才。为了使更多的人都能初步掌握一两门急需的技术，他还倡导支持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轮训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普遍掀起了一个突击学习技术的热潮。在技术训练的组织领导和训练方法上，萧劲光提倡从实际出发组织部队的训练，强调要遵循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按级教育、按级负责，训练必须与海军的作战任务及日常战斗活动相结合等原则。萧劲光十分关心并重视培养和保留部队的技术骨干。他发现部队中有将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任意改行、随便调动的现象，立即加以制止。1953年5月，海军党委专门作出《关于禁止将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任意改行、随意调动的决定》[2]。 并指出，这是一种“错误做法和有害倾向”，必须迅速纠正。萧劲光还注意处理好政治与技术的相互关系。为了做好技术业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要求政工干部必须学习一些技术业务，以便更好地掌握技术业务的规律，及时发现和解决技术业务训练中的问题。
海军创建时期，萧劲光狠抓了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他首先抓造船工业的整顿和发展，以解决海军武器装备的急需。1952年4月至6月，萧劲光和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商谈购置装备和转让技术等问题。1952年9月和1953年初，罗舜初又两次赴苏谈判。1953年6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海军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中国向苏联购置了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远航鱼雷快艇等5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材料、设备，在中国造船厂 自行装配制造舰艇。1954年，萧劲光明确提出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步骤：第一步，争取国外援助成套材料、设备和技术，在国内装配制造，建立造船的一定基础；第二步，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进行仿制，逐步做到材料、设备国内自给；第三步，立足国内，自行设计，使用国产材料、设备，完成海军第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1]。后来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过种种干扰和挫折，但海军的装备建设基本上是按照上述三个步骤发展起来的。
经过四年的建设，海军各级组织机构已经基本建立，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也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8月，在海军党委的一次会议上，萧劲光提出，海军建设今后的方针应是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在巩固中求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现有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展，把巩固提高和新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海上战斗力量进一步建设起来。 他根据1950年建军会议前后提出的海上战斗力量的建设要以空、潜、快为主的方针，着重抓好潜艇快艇和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同时，为保证海军各兵种顺利进行战斗，还先后组建了各种专业勤务部队。此外，构成海上战斗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基地、码头、机场等工程项目，以及后勤供应、武器装备修理等方面的建设，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经过两三年的建设，海军的海上战斗力量，从空中到海上，从水面到水下，从海岛到海岸，开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萧劲光把军事训练作为提高部队海上战斗力的基本实践，下大力抓好这项工作。1955年2月，他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部队训练得好，战斗力就强；部队训练得不好，战斗力就弱……今后要以部队训练成绩的优劣作为评定部队战斗力的标准。同样，以干部本人学习和领导部属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作为评定干部的基本标准。在安排部队各项工作时，萧劲光提出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后勤、政治等工作，在战时应以保证作战为中心，在平时应以保证军事训练为中心。在军事训练的内容上，萧劲光根据当时训练中存在着不少与实践要求脱节的形式主义，强调要坚持“备战练兵”；在军事训练的组织领导上，萧劲光提出了党委领导，首长分工，健全训练部门对训练的组织领导，健全业务长工作制度等六个环节。在训练方法上，他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好训与练的关系，坚持练重于训的原则。为此，在部队中广泛开展“技术能手”、“神枪手”、“神炮手”以及“一专多能”和“一兵多用”训练活动。通过训练，使部队显著地提高了战斗力，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注释
[1] 罗钰如：《怀念海军院校的创始人萧劲光司令员》，《一代元戎》第380页。
[2] 罗钰如：《怀念海军院校的创始人萧劲光司令员》，《一代元戎》第380页。
[1]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1、43页。
[2]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1、43页。
[3]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7页。
[1] 聂奎聚：《萧劲光同志对海军部队建设的卓越贡献》，《一代元戎》第338页。
[2] 刘道生：《不尽的思念》，《一代元戎》第290页。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悼念我们的司令员萧劲光大将》，《一代元戎》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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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为海军的发展尽心竭力
人民海军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到1956年，已经建立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以及青岛基地、旅顺基地和十余所海军学校以及相应的领导机关和各业务部门，形成了一支包括各兵种的、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出色地完成了解放岛屿、担负护渔护航及抢险救灾等任务。
为了总结海军七年来建设的经验，研究提出今后海军建设的任务，1956年6月9日，人民海军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萧劲光致开幕词，着重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海军建设的方针问题，二是关于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问题。会议从海防斗争、军事训练、干部工作、政治工作、物质技术保障等方面，总结了海军创建时期建设的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这次会议是海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海军创建时期的结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不久，萧劲光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这是海军组建以来首次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为了搞好这次海上阅兵，海军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做准备工作。萧劲光于7月下旬提前来到海军青岛基地，布置阅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对阅兵规模和确定哪些部队参阅以及安全警戒等问题，都仔细考虑，亲自部署。他反复强调这次阅兵的重要意义，指示说：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好了，可以振军威、鼓士气；搞不好，将在国内外产生不良影响。 按照萧劲光的指示和布置，参阅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训练与准备，青岛基地凡是能动用的兵力几乎都用上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率领护卫舰“昆明”号，也由上海赶来，投入阅兵准备。
8月4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检阅海军青岛部队。他在萧劲光等海军领导的陪同下，先检阅了码头部队，后登上检阅舰“鞍山”号，观看了海上分列式、水面舰艇、潜艇、水上飞机及歼击机等表演。整个检阅历时两个多 小时，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次阅兵结束后，萧劲光留在青岛用20天的时间了解部队训练情况，分析研究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他根据了解到的舰艇部队出海训练少，干部留恋岸上生活，怕出海、怕吃苦等问题，提出：舰艇干部要坚决克服不愿出海，留恋岸上生活的情绪，大力加强出海训练，确定以海洋为家的思想。他还提出，基础科目训练基本完成后，就必须加强合练，特别要加强远离基地的合练。
9月2日，海军在北京召开了训练会议。萧劲光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建立海上的战斗力量，必须在海上训练和锻炼部队。要做海上之鹰，飞到海上去，在海上生长与锻炼我们的力量。会议确定，海军的训练今后转入以战术训练为主，以合同训练为中心，并要求凡具有一定专业技术基础的部队，都应进一步加强海上训练，实施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海上合练和远舰训练。此后，海军部队便按照会议确定的训练方针，组织部队出海训练。
1957年3月，萧劲光来到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进行考察研究，探索海军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的海上作战问题。他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认真阅读和研究了毛泽东有关论及战略战术的著作，结合人民海军创建以来的历次海战经验及各国海军的作战经验，与海军系的苏联专家和教师学员座谈讨论，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6月13日，在军事学院海军系党委扩大会上，萧劲光依据我国面临在海上被包围封锁的国际环境与军事态势和我国海军仍是一支技术装备落后的轻型兵力的特点，提出人民海军未来海上作战的形式应是以分散的海上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海上破袭战与沿海抗登陆战相结合。以后，经过对1958年封锁金门作战的实践和战斗经验的总结，经过海军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以及1959年海军党委第一届第六次会议全会的讨论，萧劲光关于在未来海上作战中主要运用海上破袭游击战的思想，更加明确。
为了顺利地实施上述海上作战，在海军建设指导上，萧劲光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还注意解决以下问题：（1）统一对未来海上作战形式的认识。（2）必须建立一支能机动、能作战、能生存、习惯于海上艰苦战斗的作战兵力。 （3）抓好海军装备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4）建立稳定、有效的作战指挥体制。（5）建立可靠的后勤与技术保障体系。（6）根据海上防御的战略任务、敌人态势、地理特点，合理配置兵力，进行战场建设。
50年代末，萧劲光瞄准世界海军的新发展，积极谋求海军新技术。当时，苏联以导弹为主的新式武器开始陆续装备部队，苏联海军的部分舰艇也已经开始装备导弹，核潜艇正在加紧建造。而这时，我国海军的装备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十分落后。1957年10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11月，萧劲光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访苏期间，萧劲光与苏联海军领导人商谈海军所用导弹及新型武器等问题。回到北京以后，萧劲光将与苏联海军方面商谈的情况向海军党委常委们作了汇报。1958年4月，萧劲光同海军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罗舜初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提出：目前，苏联若干舰艇的动力和结构已有新的改进，“已试验成功几种潜艇、鱼雷艇用的火箭、导弹武器。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苏联所供给的五种舰艇基本由新的设计所代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已不宜继续按照这些老资料进行建造，而急需获得苏联建造新的舰艇设计图纸及建造各种新的机械武器的资料，以便使我们少走弯路，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浪费，并尽早获得较新较现代化的装备，可携带火箭、导弹的潜艇、快艇。同时建议以我国政府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1]
1959年2月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海军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将从苏联进口五型舰艇、两型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同时，这些项目的制造特权均转让给中国。
这时，正是我国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萧劲光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情况和海军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需要，对海军发展新阶段将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经过海军党委的研究与讨论，形成了一致的认识。主要问题是：（1）今后海军战斗力量建设的步骤应当是：作战海区应由近海到中海、到远海、远洋；舰艇的建造应由中小型到大型。 （2）尖端技术和常规装备的关系，应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力争尖端，另一方面努力改进提高常规，实行尖端技术和常规装备相结合，并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国家经济条件的可能，逐步地过渡到以尖端为主的方向发展。（3）正确解决当前海上斗争需要和长远建设的关系。他认为，只顾当前斗争需要忽视长远建设，或者只顾长远建设忽视当前斗争需要，这都是不对的。应该 采取抓两头，调整中间并更多地注意到长远建设来解决这个矛盾。（4）海军战斗力量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的结合问题。他认为，和平时期在进行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后备力量的建设，实行军民结合、劳武结合，平时建设与战时使用结合的方针。萧劲光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些问题进行反复讨论研究，取得一致认识后，专题报告了中央军委，并以报告思想为指导，拟定了海军建设计划。
要改进海军装备，谋求海军新技术，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还需要有一支实力强的科研队伍。萧劲光十分重视海军科研队伍的建设，经常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新技术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二是海军装备发展必须科研先行。
1958年，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海军先后建立了36个研究所。1959年1月，成立了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对研究所进行业务领导。另外，还从地方大学选调了一批有业务专长的毕业生充实海军科研队伍。后来，萧劲光又提出成立舰艇研究院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不久建立了一个隶属于国防部、日常工作由海军领导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建立后，组织了各种舰艇的仿制、改进和自行研制工作。这时期，中国还自行研制了六二型护卫艇、反潜护卫艇。海军还大力组织了对各种舰艇和火炮的仿制与改进，以及海军特种武器的研究。这些都为海军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外，核潜艇的研制、海军长波电台的建设也都受到萧劲光的重视和关心。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3页。
萧劲光·“文革”罹难
1959年至1961年，国家经济建设遇到极大困难，海军建设也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部队思想发生了混乱，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
1959年12月1日，在舟山以东海区配合六支队训练的“418”号潜艇与“衡阳”号军舰相撞，潜艇沉没，38名艇员遇难。正当萧劲光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全力解决这场大事故时，又发生了1960年1月12日海军航空兵第二师第五团第二大队在路桥机场附近进行编队训练过程中，“0651”号飞机驾驶员杨德才驾机脱离编队，逃向台湾，在台湾东北部宜兰附近撞毁的事件。
为了减少和消灭重大事故，根据萧劲光的指示，海军在1960年的二三月份普遍开展了安全运动。5月，又从整顿部队纪律，反对违法乱纪和检查部队发生的严重事故开始，进行了“三反”和整风运动。
1960年7月，海军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萧劲光在开幕词中着重讲了海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工作中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力有下降的趋向，特别是核心战斗部队的战斗力有下降的趋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海军建立以来，我们曾经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建设海上战斗力量应该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最近一两年来，对于部队战斗力的真实情况缺少及时的和准确的了解，基层单位发生的很多严重问题，不知道或知道很少，因而未能及早地采取措施，这是我们领导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他进一步说：明确建设海军战斗力量的思想，扭转部队战斗力下降的趋向，把部队的战斗力恢复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摆在我们这次大会面前的主要问题。为此，他向大会提出了五条要求：
第一，领导机关必须把搞好战斗部队的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第二，以部队战斗训练为中心安排一切工作，组成海军整体的一盘棋；第三，适当地控制部队的干部流动；第四，消灭一切可能消灭的事故，加强武器装备的维护保养；第五，做好物质保障工作，增强战斗人员的体力。他还特别强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战斗力的首要因素，是一切工作的决定因素[1]。
同年11月，海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部队在训练中发生的事故，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萧劲光又提出六点意见：（1）加强组织领导和做好充分的训练准备工作；（2）担任训练工作的干部，首先自己要学会，干部一定要以真才实学教育部队，不能不懂装懂；（3）必须严格地按照条令、制度、纪律办事；（4）要充分发挥业务部门和业务领导的技术指导作用；（5）要重视技术装备的保养和维护修理工作；（6）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训练的可靠保证，没有这些，训练就不会搞好，而且会出事故。
东海舰队连续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不仅震动了海军，也惊动了中央军委。1962年4月2日，军委派出了由李作鹏、张秀川等41人参加的检查团，来到海军东海舰队。
对于军委派团检查东海舰队的工作，萧劲光从内心里非常欢迎。但此后不久，海军党委接到的检查团的汇报材料中，却把检查东海舰队的问题作为海军问题，说：“从收集的大量材料看，海军工作中存在着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工作没有摆在第一位，‘四个第一’的红旗举得不高。”材料还列举了三
条具体表现。更使萧劲光难以接受的是，检查团竟然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海军有一些和军委不很一样的提法和口号，有的是在军委规定的原则、方针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原则方针”，并认为“这些提法不是起了把军委提法具体化的作用，而是冲淡了军委的提法，或者给军委提法作了与原来意义不同的解释。因而引起了认识上的混乱，使军委规定的一些原则、方针不能很好落实。”[1] 对此，萧劲光在7月份召开的海军党委常委交心会上，有针对性地作了一些说明，强调虽然有些提法没有照搬当时中央军委和林彪的提法，但它们符合海军的实际情况。由此，检查团认为萧劲光“态度不好，不承认错误”。
1962年4月，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结束后，李作鹏、张秀川被留在海军，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工作；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因为犯“错误”和“身体不好”，被安排到“三线”。同年12月1日至1963年1月17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李作鹏、张秀川主持下，一方面对萧劲光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批判”；一方面作出了《关于坚决贯彻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工作的决议》。会后，中央军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报告的结论与检查团的意见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特别是在林彪“指示”下形成的。
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说：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2]。萧劲光得知这一批示内容后，很受鼓舞。7月3日，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检查了海军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应由他负责外，“还表示：为了顾全大局，我可以承认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3] 之后不久，萧劲光便出院继续抓海军的工作。然而，此时的他已处于“三线”的位置上，而且李作鹏等人一直把他和苏振华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动不动就指责批判，工作中很难取得一致。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上、认识上的原则分歧，这就是部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到底是什么? 萧劲光结合海军十几年的经验，坚定地认为：和平时期的部队建设必须以军事训练为主，作为技术复杂的海军更应如此。训练上不去，战斗力就无法提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4年萧劲光恢复工作后，即以主要精力抓部队的训练工作。同时，对海军领导中大胆抓军事训练的，他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批转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关于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运动的报告》，使一度被冷落了的军事技术训练工作，重新开始。
同年2月6日，海军党委为贯彻中央军委报告，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全海军行动起来。之后，一个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热潮便在海军兴起。
萧劲光抓住时机，在各比赛表演及现场会上现身说法，利用典型事例说明平时加强训练的重要性。6月25日至30日，海军在青岛召开现场会，交流击落敌P2V-7型电子侦察机、打击小股匪特的经验。萧劲光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针对李作鹏、张秀川等人的“政治搞好了，军事和其它工作自然就好了”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指出：“许多战例证明，取得胜利是大家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决不是一日之功，或偶然制胜的”[1]。同年12月5日至17日，海军在青岛召开比武大会。这是全海军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技术训练的评比，也是对海军的军事技术训练特别是对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的一次全面检查。为了搞好这次比武大会，成立了大会领导委员会，萧劲光任主任委员。海军支队（师）以上的军事领导干部都参加。由于组织计划周密，各级领导重视，比武大会开得较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李作鹏等人却指责萧劲光是“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只抓比武训练，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由于李作鹏等人的干扰，使萧劲光的工作和海军军事训练都遇到了困难。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三届二次全会。会上，李作鹏等认为萧劲光在海军领导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并给他列了十多条“罪状”，如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对林彪不满，对部队中在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不闻不问，对李作鹏、张秀川等工作不支持、不服气，组织上搞排挤，等等。对此，萧劲光在会议的发言中给予坚决地驳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12月，三届二次全会正在进行中，萧劲光接到通知去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批判罗瑞卿为中心议题的。会上的气氛和
会议传达的罗瑞卿的问题，使萧劲光感到了其中的严重性。而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主要罪名，不禁使萧劲光联想起这几年林彪对他的批评和海军争论的问题，心里极度沉闷之外，已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一感觉主要是从会上他看到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11月27日联名给林彪的信引起的。从以后揭发的材料得知，上海会议前，林彪让秘书转告，请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
1966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军范围内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内容是贯彻上海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批罗”的工作。会上，李作鹏、张秀川多次抢先发言，不服从会议规定的只批罗瑞卿、不扯本单位情况的规定，仍旧把海军的问题联到所谓“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问题上去。之后，他们又再次分别搞了萧劲光与罗瑞卿问题的“十六条”和苏振华与罗瑞卿问题的“十一条”，企图在海军搞“罗瑞卿分子”。
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预定的议题：一是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五·七指示”。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全会开始后不几天，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首先，会议在李作鹏等人的操纵下，借下边同志之口，给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中央领导在中央工作小组会预备会议上所讲的海军问题的讲话范围。为此，萧劲光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拍了桌子，中途退出了会场。
其次，他们企图推翻会前常委会议关于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认为该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提出要在下一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大胆揭发批判，突破一切框框，有什么说什么，其目的还是要在海军搞所谓的“罗瑞卿分子”。
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萧劲光在扩大会议上作了表态性发言。他说：为了节省时间，集中解决主要问题，这次会议重点是检查我们海军党委，特别是萧、苏我们两个一把手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萧劲光和苏振华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卿的所谓“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然而，他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原因是上“纲”不高，检查不深刻。甚至在全会于6月17日转入党委扩大会议后，在李作鹏控制的会议领导小组的鼓动下，对他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借“小组意见”公开提出了撤换领导的问题。
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叶剑英亲自与在大连休息的林彪通话，汇报了海军问题，并提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态。此后，叶剑英又将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7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作了三条指示：（1）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2）萧、苏等已经作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3）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1]。
7月8日，叶剑英亲自来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林彪的指示以及军委第五十二次常委会议精神，及时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会议对李作鹏、张秀川等人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都作了检查，但并不彻底。
海军党委三届三次会议于8月25日结束时，已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已形成浩大的声势，海军内部也开始了动乱。萧劲光等海军党委的主要领导，连连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运动的情况，极力想跟上运动形势，领导运动。然而，谁也未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搞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
同年10月，萧劲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感到气氛的沉重。原以为运动搞一段时间就完了，可参加会议后觉得似乎是刚刚开始。自从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军事院校的群众组织大规模地串联，到处炮打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萧劲光等领导同志几乎整天陷入接待各院校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与各院校的领导干部谈话等工作中，搞得十分紧张和疲劳。同时，运动起来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差不多同时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处境被动。然而，最被动的还是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人，有不少大字报和群众组织纷纷揭发他们在海军党委几次代表会议期间的夺权活动。为了扭转形势，李作鹏和林彪一起策划，决定
公布林彪在海军三届三次党委会期间对李作鹏等的所谓“高度评价”。而经林彪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必须由萧劲光出面传达。对于此事，萧劲光后来感叹道：“一个党委第一书记，传达‘副统帅’对第三书记的评价，这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才会出现的怪事。而且还要由被评价人代传达人起草讲话提纲，更是怪上加怪。这说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1]。
果然，形势来了一大转折，李作鹏等借着林彪的所谓“高度评价”，翻了海军党委三届三次会议的案，“合理地”夺了权。接着，以是否支持李作鹏等划线，一大批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67年1月18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原任第二书记苏振华被打倒），并被指定主持海军党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萧劲光虽在名义上仍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却靠边站了。从此，他在一些海军系统的大会上，几次遭到造反派的冲击。在李作鹏的指使下，造反派还将萧劲光劫持到天津，后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追问下，才将他送回北京。
短短四个月时间，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在海军组织的千人以上的斗争大会即达三十余次，中小斗争不计其数。党委十个常委有半数以上挨整，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参加三届三次会议的一百三十多名师级以上领导，除了十几个人外，几乎都因反李、王、张而挨了整。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过贡献的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折磨，萧劲光心里隐隐作痛，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处境也很困难，用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话说，叫做‘一批，二臭，三保’，也就是说要对我进行批判，直到批臭。当然，‘保’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鉴于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保护，他们投鼠忌器。‘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打油诗，用来形容我的处境，也完全不过分”[2]。
1967年11月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对萧劲光进行了公开的批斗，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突出政治，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打击李作鹏等“革命的领导干部”。到了1968年，在海直机关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又对萧劲光和海军其他领导干部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批斗，并在师以上单位拉线广播，有四万余人听了批斗实况，并以群众名义，印发了《萧劲光同志的错误言行一百三十条》。1968年12月，海军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会，萧劲光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再次受到批斗。会议酝酿选举中共“九大”代表时，李作鹏等人慑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把萧劲光作为海军中“右的代表”选入，并在其代表登记表上明确写道：“萧劲光同志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不具备‘九大’代表的条件”。在“九大”开会的时候，尽管中央领导同志说了，“萧劲光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就不要批斗”的话，但在海军组的小组会上，仍旧对他进行了批斗。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传来，萧劲光在震惊之余高兴至极。他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带头呼口号，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的处理意见，同时期待着党、国家、军队从此有一个转机。“九一三”事件后，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作鹏被停职审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萧劲光主持海军工作。
1972年初，在领导部队积极开展批林整风的同时，萧劲光先后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当时，作为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萧劲光的指导思想是想借批林整风之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结束长期以来常委内部不团结的局面。因而，他在扩大会议开幕时，强调要掌握斗争大方向，重点放在“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联系实际批判林彪、李作鹏对海军的破坏，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为了开好会议，他提出常委带头，特别是参加过庐山会议的同志，要结合亲身经历进行揭发批判，检讨自己的思想，总结教训。后来，叶剑英听了汇报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林彪事件之后，萧劲光逐渐感到解放干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这些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海军建设的功臣。对他们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对待，萧劲光非常痛心。于是，他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亲自在抓，萧劲光信心倍增。他带领海军党委多次研究干部的解放问题，认真地展开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还代表党委常委宣布了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打击的干部尽快分配工作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亲自过问，批示解放苏振华。叶剑英还给萧劲光打电话，询问海军干部的解放问题，要他们写个报告给中央军委。萧劲光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布置有关部门向军委写报告。后来，又就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得到了赞同。1972年3月中旬，60名被解放的干部第一次
得以参加海军领导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在讲话中表示欢迎大家回来工作，将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宣布解放，博得阵阵掌声。
此后，萧劲光着手抓海军的日常工作。1972年5月，他召集海军党委常委多次讨论了近年来海军工作的总结等文件。他还参加了中央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代表海军党委在会上作了发言。周恩来到会听讲，反映较好。7月，为了贯彻中央的这次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了四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萧劲光认为，批林整风要深入，就要联系本单位实际。因此，会议确定的议程和主题，就是联系海军这个林彪直接插手的“重灾区”的实际，通过批林，分清是非曲直。会议开始还是正常的，但由于江青等人的蓄意破坏，使会议出现很大曲折。张春桥等人先是指责萧劲光宣布解放60名干部没有向中央报告，继又诬称他上了林彪的“贼船”，并按这一罪名，对他进行了反复的批斗。大会小会，车轮战术，历时一个多月，逼萧劲光承认上了“贼船”，并让他交待九届一中全会上为什么投票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划掉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但萧劲光只是从思想认识上作了检查，始终不承认上了“贼船”，因而过不了关。
这段时间的折磨，使他心力交瘁，每晚只能睡眠三个小时，心脏病反复发作。
1973年中共中央以10号文件的名义批转了经张春桥等人修改过的海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萧劲光作了上“贼船”的结论，他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也被免掉。
注释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9—213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19页。
[2] 转引自《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25页。
[3]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25、234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25、234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64页。
[1]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73页。
[2]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79页。
萧劲光·晚年余晖
1976年10月，江青集团被粉碎后，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期待着中共中央能彻底拨乱反正，扭转“四人帮”给国家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左”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对此萧劲光十分不赞成，他认为，邓小平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天安门事件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他把自己的想法同陈云、王震、王诤、耿飙等人谈过，大家的看法也都基本一致。后来，陈云给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萧劲光坚决支持。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王震、萧劲光等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方针，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意见虽然受到压制，但他们坚持原则，反映民意的举动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
1978年2月，萧劲光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五届人大副委员长。
12月，萧劲光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5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批语指出，萧劲光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至此，萧劲光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7年4月，74岁高龄的萧劲光亲赴南海视察，并深入海岛基层了解情况。8月，他又参加了军委座谈会，聆听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讲话。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他一面传达军委座谈会议精神，一面从海军的战略地位、作战指导思想、基地工程建设重点、武器装备生产、部队训练、院校教育、编制体制以及兵役制度7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今后海军建设的意见，赢得好评。
1982年以后，萧劲光虽然离开了海军领导岗位，但海军仍在他心中占着重要的分量，时刻关心着海军发展现状。1985年底，刘华清提出海军战略的设想，萧劲光得知后非常赞同。他说，从创建海军时起，他就坚持海军是一个战略军种，海军的战略地位是由其所担负的任务来决定的。在世界争夺海洋和保卫海洋权益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海军担负的任务愈来愈重，要把我国海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就应该确立海军战略。
1986年12月，海空雄鹰团等英模代表去看望他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海军建设要打好基础，要在过去打基础上再打基础。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987年，萧劲光听说海军要召开发展战略研讨会，非常兴奋，由于年迈体弱，他不能亲自到会，便作了录音发言，送到会上，发表他对海军建设寄予的厚望。
晚年时光，萧劲光说，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回忆自己一生在党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如实记下来，留给党作参考，或许还有些价值。当一部用他的心血凝聚而成的50万字的《萧劲光回忆录》脱稿时，他欣慰地说，唯一的心愿实现了。
1989年3月29日，萧劲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革命业绩、高尚品德和献身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