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人到职业革命家
李强，原姓曾，名培洪，字幼范，1905年9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辛峰巷。祖父曾士常为前清举人，父亲曾陈华是前清秀才，母亲杨慧贞。
李强6岁进私塾，8岁直接上小学三年级，14岁小学毕业。毕业后，又在私塾里读了1年《庄子》、《左传》等。
1920年，李强遵父命来到位于杭州南园的宗文中学就读。
风景如画的杭州，依山傍水的宗文中学，让李强欣喜愉悦。他的聪明和刻苦换来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数、理、化学科常名列前茅。他是校足球队的中锋，还打网球、乒乓球，经常参加一英里赛跑和在西湖举行的划船比赛。
跑步时，他常把沙袋绑在小腿上以锻炼肌肉的力量。对体育运动的爱好，锻炼出李强强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也使他养成争强好胜的性格。宗文中学“质朴耐苦，诚实不欺”的校训在他身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宗文中学，使李强不开心的是学校沿袭的旧礼教，这与校园围墙外面“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与《新青年》等刊物反对旧礼教的檄文形成鲜明的反差。李强被时代的大潮冲击、裹挟，他身上日益显露出反叛性格。他对学校每星期举行的供奉“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朝会”日益反感起来，心中时常涌出对旧礼教的憎恨和嘲弄。
一次国文课，学生要做一篇题为“惜字”的作文。惜字就是敬惜字纸。
自古儒生对写过字的纸看得很神圣，认为不能胡乱丢弃，而要郑重地烧掉，以示崇敬。李强觉得这个题目陈腐可笑，于是他在文章中大唱反调。写道：写过字的纸不必烧掉，因为那太浪费；写过字的纸还有它的利用价值，像用来包装、糊墙、甚至上厕所……先生读了这篇作文后大为恼火，在文章上批道：“孔子尊之，作者非之，吾不敢违之也。”认为应处分李强，以儆效尤。李强被开除。
失学后的李强，在常熟街上偶遇正在上海读书的小学同学周奎，讲述了被宗文中学开除的烦恼。周奎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像你这样的好学生，上海任何学校都愿收。你转到我们南洋路矿学堂来吧，我们校长看重成绩，只要把你的成绩单拿来，我为你写推荐信！”新学期开学，李强成为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后改名为东华大学）中学部三年级新生。
20年代初，繁荣喧闹的上海带给李强的冲击力远比如诗如画的杭州强烈得多。南洋路矿学堂当时是上海最大的一所由华人出资兴办的学校，分中学部和大学部。他喜欢这里不讲尊儒崇孔的现代气氛，同时也欣赏这里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才能的教学方法。这里的教师有不少是英、美留学生，他们用英语讲授数、理、化、世界历史和地理等课程。只有国文、中国地理和中国历史用汉语讲授。李强记忆力强，学习刻苦，经过努力，很快就能听懂英语讲课，成绩也追了上来。
英文教师牛慰珠的课上得生动活泼，使李强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中学毕业时，李强获得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成为南洋路矿学堂大学部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国文教师叶楚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民国日报》总编、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负责江浙一带数省党务工作。李强从叶楚伧那里懂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
李强感到，当时的中国，反对列强压迫和瓜分中国要比做学问更紧迫。
像许多有为青年一样，李强开始把视线转向进步书报，并把自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1924年，李强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秘书恽代英和组织部秘书张灏是共产党员，他们给李强以很深的影响。李强经常到上海大学听政治演讲会，一些共产党员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他。
1925年3月，在为国民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李强看清了国民党右派假革命的面目，坚定地站到了左派一边。国民党分裂后，右派叶楚伧登报声明把他的学生李强开除出国民党。这对师生从此分道扬镳了[1]。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李强和一批学生在“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下首先奋起与帝国主义者展开搏斗。他面对帝国主义的子弹和警车毫无惧色。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他担任了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天组织游行，晚上到恽代英住处秘密开会，讨论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就在事件发生一周后，李强经贺昌和郭伯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那天，郭伯和把李强从亚东医科大学带到煤屑路东的一个弄堂里，这里有我们两个秘密办公地点。路西是恽代英召集开会的地点，路东是共青团机关所在地。郭伯和和贺昌在那里同李强谈了一次话，他就算入
团了[1]。
受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遣，李强作为学生运动骨干，到工人集中的曹家渡开展青年工人运动。1925年8月，李强经曹家渡党团支部联合会书记陈竹山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李强被任命为曹家渡共青团书记，12月被增补为共青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到年底时，经李强等学生骨干的发动，曹家渡已有1200名共青团员。
1926年初，李强任上海浦东共青团书记。浦东是修船厂集中地，码头工人占很大比重，他们劳动强度大，待遇却极低，还要受码头霸主的盘剥，因此自发地成立了帮会组织。李强到任后，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为他们办起了贫民医院和贫民学校，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力量。他的工作受到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任弼时的表扬。
1926年1月，中共江浙区委布置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寒假回乡和一部分党员骨干去各地建立党组织。李强受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派遣回到常熟，2月11日，建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李强任特支书记。支部后来发展到20余人[2]。
李强几乎每天都组织支部成员学习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并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争取对象开展斗争”等，以及围绕“在行军战斗中遇到断炊绝粮或恶劣气候时怎么办？”等问题。为了锻炼革命的意志，他还带领大家登山、游泳。
7月，北伐军进入江西，中共江浙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军火、炸药。李强调到吴淞区任共青团书记，受罗亦农委派制作炸药和手榴弹。他利用学过的化学知识，到化工公司买回石碳酸、硝酸等原料，按比例进行配制，制成了黄色炸药。这是我党自制的第一批军火[3]。
常熟特别支部根据国共合作的方针，为迎接国民革命的高潮和北伐军的到来，把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筹建县党部作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李强在1926年9月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侯绍裘接触并讨论了建立常熟县党部等问题。到年底，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员达100
多人[1]。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东路抵常熟，消灭了正在溃退的孙传芳部。常熟县召开万人集会欢迎这支节节胜利的队伍。国民党常熟县党部接管了县政府并由李强出任主席。然而李强的任职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坚决反对。李强为顾全大局，让钱南山为主席，自己任行政委员。常熟县党部在城乡贴起“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逮捕处置了3个罪大恶极的劣绅地痞，组织群众成立了行业工会和总工会，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2]。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反革命政变。中共常熟特别支部转入地下，并决定李强立即撤离常熟。4月14日，李强秘密潜回上海。
血雨腥风之中的上海，警车呼啸，军警、暗探疯狂地搜捕革命者。李强赶到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罗亦农告诉他：形势突变，中央要尽快迁往武汉。
眼下急迫的是善后工作，就由你来负责此事。李强马上投入工作：指挥销毁文件，转移书籍和枪支弹药，退掉房子，把该收回的账收回……此时，蒋介石继“宝山路血案”后，又下令查封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市一切革命机关团体。李强在群众的掩护下，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在上海处理完中共中央机关善后工作，李强转移到了武汉。
注释
[1] 《苏州革命斗争大事记》，中共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36页。
[1] 李强：《五卅前后的上海学生运动》，第9—10页。
[2]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3—1926》。
[3]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辑，第58—64页，兵器工业部：《光辉的历程——纪念人民兵工创建五十周年》，第1页。
[1] 《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19—28页。
[2] 《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9页，《江浙区委派我回常熟组建党组织的情况》；古吴轩出版社：《永恒的纪念》，第1—5页。
·研制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1927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5月，在“五大”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军委特务科，顾顺章兼任特务科科长，李强担任特务股股长[3]。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李强担当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武汉的善后和为中央筹款两项工作。
李强过去在上海曾学过一些金融知识，对银行、货币，以及股票、“抢帽子”等金融投机活动有些了解，加上他长于数学，很快便掌握了其中的奥妙。 他了解到武汉江北银行兑换率高于江南，便将筹来的铜钱用麻袋装着，带几位同志租条小船，一趟趟运到江北，从兑换中获利不少。在湖北农民运动中， 从土豪劣绅家中抄了一些金银首饰，李强请工匠把这些首饰熔化，铸成金条银锭。当时国民党的钞票分中央券和国库券，李强把国库券兑换成中央券，再换成上海票或银元。其中一部分送到军队购买武器，在南昌起义时用上了；还有一部分带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机构，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科，并陆续下设了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李强任交通科长。周恩来借鉴列宁建立“契卡”的原则，对特科的工作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三项任务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和制裁叛徒；一条原则即：这个工作不许在党内进行[1]。
早几天，在南昌起义中受了重伤的陈赓到了上海，被党组织送进爱多亚路（今延安路）牛慰霖骨科医院。李强受周恩来嘱托天天到医院看望并向周报告治疗进展情况。1928年4月，陈赓可以一拐一拐下地走路，便出院在特科担负了情报科科长的重任。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台，以便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联系。10月，特科的通讯科承担了这项任务。 通讯科就是原来的交通科，仍由李强任科长。周恩来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是学土木工程的，和电讯没打过交道，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他有些为难。周恩来了解李强的才干，说：“不会可以学嘛！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也造出来了吗？国民党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很严，市面上没有成品出售，这才逼着我们自己造。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也很难找，你的英文基础好，可以买英文书刊来学。有什么困难，组织会尽力帮你解决！”
协助李强工作的共产党员蔡叔厚，是留日学电机专业研究生，在上海办了一间“绍敦电机公司”，以此作掩护，在骑楼上为李强提供了一个操作间，安置了车、铣、刨、钻等机床，用来加工无线电台所需的零件。蔡叔厚还以公司的名义买进电器原料，提供必要的资金[2]。
李强为了掌握无线电理论，买来英美出版的专业书籍，边读边画出图纸。 有的零件在市面上买不到，他就自己动手制作。他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 份结交了一批这个领域的朋友。经过1年的钻研和试验，李强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1台无线电收发报机诞生了！他在上海建立了第1个无线电电台。 而后，李强亲自去香港租下一栋中国式楼房的第四层，并找了一对会讲广东话的夫妇作掩护。在香港，李强与前往广西发动起义的邓小平商定了电台联络方法。
1929年12月，李强带着报务员黄尚英和电台，从上海乘船再次来到香港。 他西装革履，坐头等舱，携带着两只豪华气派的大铁皮箱。铁皮箱里装的就是无线电收发报机。下船时，英国警察要检查行李。李强机警沉着地掏出四个银元，塞给警察。对方将他当成了走私商，在箱子上画了个粉笔记号，就放行了。这样，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电台。
1930年1月，香港中共南方局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沟通联络，中共第一次无线电通联成功。左右江起义成功的信息由香港电台转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
从1929年10月起，中共中央派李强、张沈川培训报务员。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采取两三个学员一班，单线联系，像家庭教师上门教授那样的分头教学方式，张沈川教报务，李强教机务。学员们很用功，不久就学会了操作。他们和从苏联接受无线电培训回来的同志成为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骨干力量。
1930年10月，开办了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领导人是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兼教机务，张沈川教报务。根据过去的经验，李强和张沈川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比较安全；但顾顺章极力主张集中办学。学员是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委选派的，共16人。训练班虽然挂着工厂的牌子，但是外界很快发现这个“厂子”既不进料也不出产品，出入的人有的着西装，有的穿长袍，引起了敌人暗探的注意，一些特务闯进训练班捣乱。教师和学员都建议分散，但顾顺章仍固执己见，拒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12月17日，训练班遭到敌人破坏，张沈川等教员、学生共20人被捕入狱。
李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他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处理，同时转移住地，并设法把贴了封条的厂里的重要设备悄悄运出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被捕的同志都很坚强，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经组织营救，1936年才 得以出狱，但已有四人在狱中病故[1]。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25日迅即叛变。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钱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周恩来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避免了重大的损失[2]。
这时李强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迅速隐蔽起来。 为解决党的经费困难，他变卖了在常熟的部分财产。周恩来考虑到与顾顺章接触较多的李强，在上海已很难长期隐蔽下去，决定他立即离开上海，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注释
[3] 李强：《我了解的中央军委特科》，《中国共产党情报史汇编（中央特科专辑）》，第19—22页。
[1] 《阶前白刃明如霜》，《中华儿女》1986年，第5期。
[2] 李强：《忆蔡叔厚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2月11日。
[1] 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红军的耳目与神经》，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5页。
[1] 张沈川、毛齐华、涂作潮文章，载《红军的耳目与神经》，第6—50页。
[2]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91—292页。
·“李强公式”
1931年5月，李强将家属送回常熟老家，便乘英国轮船去了天津。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无法直接去苏联，他通过在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工作的朋友办理了去德国的护照和签证，在哈尔滨登上了出境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后，李强直奔共产国际总部。李立三到共产国际来接李强并安顿到自己的住处，还给李强留下一些卢布作生活费。
1931年10月，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无中生有地散布，曾培洪（李强）与顾顺章关系密切，不可信任，不能让他上东方大学。
李强被派往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更名为“李强”。在通信科学院，李强见识了500千瓦的电台，而在当时的日本也只能生产100千瓦的电台。他决心把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学到手，在很短时间内就攻下了俄语听说关，克服了交流技术的语言障碍。
李强被抽调到由共产国际开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当教员，他讲授的课程有 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学员来自美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还有十几位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来的学员，语言互不相通。李强试验用英语授课，他自己的英语口语程度也得到极大提高。他不仅讲授理论知识，还提倡学员自己动手加工零件。他找人在一间教室里安装了几台小型机器和工作台，让学员自己车铣加工无线电零件、绕线圈。学员们对这种教学法感到新奇有趣，因为学以致用，所以很快都掌握了基本要领。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赞赏李强的这种教学法。
在通信科学院，李强在一份英文杂志上看到有关美国制造了菱形天线的报道，遗憾的是美国人这个研究只有实验结果，而没有理论分析。李强决心用自己熟谙的数学分析法来解决被美国人忽视的对菱形发信天线的论证问题。 研究涉及许多高深的数学概念，李强一点一点地运算、推导、分析，找来大量的英、俄文数学书籍作参考，试着用理论分析发信菱形天线成果，论证电子、电磁波是怎样集中到一起的。一年之中他没休过一个节假日，不知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将论文《发信菱形天线》用英文完成。这篇论文受到他的组长、一位乌克兰研究人员的重视，并在1935年将它翻译成俄文正式发表在科技刊物上。论文在苏联引起了震动。因为当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研究者对关于发信菱形天线的理论加以论证，所以苏联人认为李强的论文在世界上解决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李强的论文以大量的计算公式肯定了行波不辐射与菱形天线的行波辐射并不矛盾，它断定菱形天线的行波为“类行波”，而决不是真正的行波；并推导出各种发射耗阻、电力增益、行波的衰减及辐射特性等的基本公式；证明了水平发信菱形天线的方向特性和辐射电阻的计算方法。因为这种天线有非谐振性（非周期性）的特点，所以能使用宽广的波带，包括日间和夜间的波长，而无须经过调配手段；此外，它还能供几部非整倍数波长发射机同时发射，十分经济合算。
鉴于李强在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苏联通信科学院将他由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由此，李强也成为全苏联著名的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
苏联科学界对作出这一重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表示很高敬意，将李强的研究成果称为“李强公式”。
1937年7月，研究院里高频率的无线电电波传来令他震惊的消息：北平发生卢沟桥事变！李强梦系魂牵的故土正面临日军全面侵略的危险！这时的 他已无心于科学研究，归心似箭，强烈渴望早日回到祖国，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洪流中。1937年12月12日，他与最后一批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一同离开莫斯科回国。
·主持延安军工局
1938年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上讲话中谈到：“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为适应抗战形势，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军工局，局长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
恰在2月，李强从莫斯科到达延安。随即他便被任命为军工局副局长并主持全面工作。1941年，李强任军工局局长。军工局先后隶属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以后又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工业本来就很落后，加上战争环境，在这里进行军工生产可以想象是何等艰难。李强上任后，首先组织对资源进行全面勘察。
他发现，延安附近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虽不多，但品种也不少，如棉花、石油、铁矿、煤矿、羊油、木材等。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处以及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源源不断地向延安输送了大批人才和生产原料，加上边区相对的稳定，这些都是在延安发展军工生产的有利条件。
李强认真阅读了沈鸿从上海、武汉带来的两箱技术书籍和伍修权从苏联带回的大量俄文军事书籍，全面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军工方面的知识。军工局开办了扫盲班、识图班、设计班，技术人员和工人都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术，李强还亲自讲技术课，军工局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这时，来到延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汇聚到军工局所属的各个工厂。他们当中有的懂机器制造，有的是化学、冶金、地质及军械、武器制造方面的行家。
李强对他们坦诚相见，知人善任，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欢迎，赢得了这些人才的心。沈鸿说：“李强是正牌大学生，他在苏联当过工程师，是搞无线电的，有过创造。他对我这个卖布出身、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很器重，对我帮助很多。”[1]
李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不仅是好领导，也是好朋友。为了让知识分子能够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李强主张让他们有职有权，提高他们的待遇。像沈鸿、钱志道、徐驰等都先后担任过厂长。为了鼓励知识分子放手工作，李强主动承担风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常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说：“只要能生产出机器、武器弹药和各种所需要的产品，要什么条件我都设法保证。”
1941年4月23日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将李强重用技术干部的经验向各边区和根据地进行了推广。文中指出：“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2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与政治工作，收效很大。”[1]
李强决定从机器设备入手创办军工事业。他和沈鸿去西安采购了一批急需的废钢铁和原材料，还订购了10部机器。机器造好了，却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止拒不交货。李强通过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与国民党严正交涉，才得到这批机器。
创办军工的另一份家当是沈鸿从上海迁来的“利用五金厂”的机械制造部。虽说机器不多，但它们却成龙配套，天轴、吊挂、各种机床、柴油机以及各种切削工具、量具和石油、砂轮、金刚砂磨等一应俱全，只要一落脚安装，就可投入生产。
机器运转了。兵工厂开始自制步枪时却遇到了没有专用机器和模具的困难。为完成毛泽东提出的“造万条步枪”的任务，李强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两步走的计划。他向全厂职工发起了总动员。擅长机械制造但却从未造过枪的沈鸿等人组成了设计组，每人包几台机器进行试制，造出了弹壳收口机、步枪节套拉边槽机、枪筒拉来复线机、车子弹芯机等机床，并达到了一定自动化程度。1939年4月25日，茶坊兵工厂造出了第1支步枪——无名式马步枪。这不仅是边区，也是我军自造的第1支枪，它结束了兵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茶坊兵工厂为此获得中央颁发的特等奖。那年5月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参观延安第一届工业展览会时，兴致勃勃地看着这支自造步枪，把它拿在手中掂掂，还举起来瞄了瞄。
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前方修械所提出需要一种便于行军携带的小型修理机器。李强同沈鸿商量。沈鸿不愧为机械天才，只用了半年就试制成功了。
这套2.5英尺长，由车床、铣床、刨床、钻床四种机器组成的“修械所”，其全套家当，只须两头骡子就可以搬运，它的动力机用一头牛力就可以转动起来。这套机器被前线战士们亲切地称为“马背工厂”。这种机器先后生产了30套，专门供前线部队行军时用。
原料来源越来越困难。李强为兵工厂的原材料四处奔波。铁是工业的先行官，当时兵工厂每月的生产能力是100支枪，就因为缺少钢铁，只能做出几十支。火炮组已设计出各种炮，也因缺少钢铁，只能停步在试制阶段。在李强倡导下，军工局炼铁部于1943年5月成立。李强派清华大学地质系出来的汪家宝等人在边区普查、勘探适合于冶炼的铁矿、煤矿及耐火材料等。
高炉是炼铁的关键设备，同济大学出来的徐驰是设计高炉的最佳人选。
但这时的徐驰却因康生发动的所谓“抢救运动”被隔离。李强顶着风险向领导说明研制高炉对军工生产的重要性。徐驰总算出来了。他全力以赴承担了高炉的设计、制造任务，仅用了1年多，高炉建成并投产，日产铸造生铁1吨。
火炸药是弹类发射与爆炸的主要能源。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在研制火炸药和手榴弹方面在边区很有名。他是紫芳沟化学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1942年以前，军工厂生产的手榴弹，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
钱志道研究了有关资料后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强棉”（即含氯量高的硝化棉），用它制造的手榴弹，极大地提高了爆破威力，震慑力强。兵工厂共制造了约4万枚这种手榴弹。
边区军工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以茶坊兵工厂（军工局一厂）为基础，建立了二厂（造枪）、三厂（手榴弹、复装子弹、火炸药）、五厂（石油）、六厂（制鞋）、八厂（皮革）等厂，还建起来玻璃厂、陶瓷厂以及马家沟修械所、制药厂和紫芳沟化学厂等。
军工局在李强的领导下还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边区民用工业的发展：设计制造了造纸机器，药厂用的制药器械、医院用的血清离心分离器、消毒锅等，还有印刷、鞣制皮革的机械，日用化学机械，广播电台发电设备，炼铁厂成套设备等各种民用产品，以及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制造的银圆碾片机、下料冲床、手扳螺旋压力机、银圆辊边机等。
这时，一些同志头脑发热，不顾陕甘宁边区的资源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要搞“大军工”的主张，幻想着“飞机满天，坦克遍野”。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幽默的批评：“我们连生产锄头的铁都很少，更不要说去搞飞机、坦克了。”他对李强一贯主张生产从实际出发的做法表示赞同。兵工厂的生产把重点放在前方最急需的步枪、掷弹筒、75和82迫击炮弹、手榴弹、发射药及炸弹的生产上，体现了中央军委的军工服务于战争的思想。
1944年6月，李强兼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这是一所理工科高等学府。李强任职期间，积极主张将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走出教室，到军工局所属各厂去，从实践中丰富学识，提高实干本领。
从1938年至1947年的10年间，李强一直主持军工局工作。
在延安，军工事业也受到人为干扰，那就是康生发动的所谓“抢救运动”。
最厉害时，军工厂每4个人中就有1个被打成“特务”。党员忙于整风，生产无人过问，使得生产一落千丈。沈鸿那时还不是党员，但政治运动之火还是烧到了沈鸿头上。工厂墙壁上贴出了“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工厂”的大幅标语，诬蔑、怀疑和攻击一起袭来，沈鸿一度感到惶惑不安。李强找沈鸿谈心，告诉他组织是了解、信任他的；同时，李强四处奔走，向各级领导说明沈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此后组织上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终于留下了沈鸿。毛泽东还在窑洞里接见了沈鸿，使沈鸿深受感动。沈鸿创造性的劳动，使他成为边区军工系统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多次被评为劳模和特等劳模。
毛泽东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1]”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排挤、打击知识分子。李强却始终襟怀坦白，敢于替知识分子讲话，他主张要实事求是地对待知识分子，在当时遭到一些人反对，说李强是“单纯技术观点”。李强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赢得了沈鸿和钱志道等的支持。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和建议。在1944年5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李强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书赠李强四个大字“坚持到底”，表示了对李强的充分信任与支持。这次大会在宣言中特别指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各种主要发明和制造精神。”[2]
延安的军事工业在战争环境中，从一个小兵工厂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自成体系的七八个工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9～ 1943年的5年中，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82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万支，修炮4门，支援地方民兵制造地雷上千万枚[1]。
李强领导的军工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和技术人才。后来为新中国造出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沈鸿常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锻炼出来的。”延安军工局为新中国培养了40多位副部长级以上的工业领导干部，而从这里走出来的少将以上的军队干部和重点院校的院、校长，以及厅、局长、厂长、所长一级职务的人才就更多了。
1945年，李强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11月，李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他还是中央工矿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冬，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展开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决定大力发展解放区的军事工业以支援解放战争。李强作为中央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由延安赴华北各解放区考察军工生产和资源情况。历时9个多月。他到各厂实地考察，对各厂的产品、组织系统、设备条件、厂房、电力、交通、通讯、原料及资源都作了认真调查，特别是技术干部、工人状况以及经营管理情况引起李强极大关注，他于1947年5～ 9月先后写出关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军区兵工生产的调查报告，提出各自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李强认为三区军工已具有相当规模。为解决兵工生产中的问题，尚须对科学事业及技术人员确定必要方针。凡各种技术工作必须先经过一番科学研究方能转入正式生产，其最艰难而最重要的阶段是在研究及试验时期，而研究试验又必须有高级科学理论及经验者方能胜任。知识分子的技术干部在生产事业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建设，更非专门技术干部不可，因之争取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应加以注意。这两点过去三区似不够，兹特提出希望中央局予以研核施行。[2]
在1947年12月于西柏坡举行由刘少奇和朱德主持的解放区第一次全国
兵工会议上，李强的三个调查报告所提意见，受到关注，尤其是其中关于工业干部问题和军工生产技术问题吸收进了会议的结论中。[1]
注释
[1] 沈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兵器工业出版社，第130页。
[1] 《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第17—18页。
[1] 《中共党史资料》第28辑，第30—36页，兵器工业部《兵工史料》第3辑，第25—31页。
[2] 《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陕甘宁边区》照片，第254页。
[1] 陕甘宁兵工史初稿，第14页。
[2] 中央档案馆133卷2号。
[1] 卢克勤：《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时期的李强同志》，未刊稿。
·创建新中国广播事业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李强在山西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见到了中共中央广播处处长廖承志。廖承志告诉李强，中央决定建一个更大的电台，以适应解放战争新的形势，中央要李强去西柏坡谈话。在西柏坡，李强从刘少奇、朱德那里接受了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任务。李强领导了新华广播电台从山西涉县到河北井陉新台址的迁徙工作。
选择井陉为新台址，李强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离煤矿近，电力充足，而且地势平坦，电波干扰少，同时又距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刚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都只有三十多公里。播音室设在了窟窿峰村，发射台则建在天护村。
天线工程的设计和调试是李强的专业特长。因为电子管输出功率只有3000瓦的限制，李强制定了“小机器大天线”的方案。这样的天线可以把电波发往南京、上海乃至欧美各国。
李强不仅在宏观总体技术方案和协调关系上能够因地制宜作出正确决策，而且对许多具体问题，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及物资上的难关。在工程中他针对工艺技术问题拿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点子，他的主意取得成功时，显得特别高兴，戏称自己是“大三脚猫”（上海话，意即什么都能通一点）。这些点子常常使工程处的同志们敬佩不已，大家认为李强是个“通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电台是解放张家口时，被几个战士像抱婴儿一样，包在一条毛毯里用毛驴驮来的。虽然它是个功率只有3000瓦的短波电台，一旦配备一座高入云端的大型天线，就神奇地发出了强大的传输电波，以至大白天在上海都能收听得到信号。在调试天线时，发现没有仪器测定方向，李强就利用晴朗的夜晚依据北极星的位置，瞄准地球子午线，打下第一个木桩，它对准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无锡方向，正是让蒋介石听得更清楚。“李强公式”第一次在发明者自己的祖国得到了应用。这也是无线电史上的一个创举[2]。
播音开始了，齐越等播音员对这里安全幽静的环境非常满意。广播电台 建立的半年间，正是中国政局变化最剧烈的转折点，我军展开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全歼国民党150多万精锐部队。接踵而来的胜利捷报通过这个新建的战时电台播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也震撼了全世界。也是通过这个电台，连续播出了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写下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等历史文稿。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李强受命从石家庄到南京去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台，李强被军管会任命为接管国民党中央电台的军事代表。清点造册时，发现国民党政府已把大电台运往台湾，带不走的机器也多被破坏了，所能接收的也就是一部20千瓦的中波电台，一部7.5千瓦的短波电台。
6月初，李强来到刚解放的上海。中央成立中央广播管理处领导全国广播事业，李强任副处长，负责广播、电信方面的接管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强被任命为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无线电总局局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广播事业局局长。1950年1月初，为恢复和发展广播事业，根据李强的要求，中央决定将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及人民唱片厂归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迁往北京，成立北京人民广播器材厂；以生产发射机为主。
在北京，为了加强中央台的短波和对国际广播，李强亲自指挥和参与了将位于通县双桥的发射台中波发射机功率扩大为100千瓦的工程。1951年，为了加强大功率中波的发射效果，他仅用2个多月就组织改造了双桥台原有的中波天线，将一座251米高的发射塔建成，它成为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物。 这时正逢1951年国庆，双桥无线工程队职工高举“建成远东第一高塔”的横幅，呼着口号走过天安门，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这座“远东第一塔”至今仍在运转使用。
1949年12月，李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率中国邮电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洽谈并签订第一个通邮通电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要建一条长达12000公里的有线电话电缆。 李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这项工作。这条电缆跨越了千山万水，经过中苏共同努力，工程终于在1950年12月12日建成通话。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室和外交部、国防部、外贸部等重要部门都安装了载波电话（即红机子），可以直接打到苏联。建成这样长距离的电话电缆，在世界电信史上也十分罕见。
鉴于李强在无线电电子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1950年，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评议委员会决定，将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授予李强。同时李强30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学术论文《发信菱形天线》也被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出版。
注释
[2] 卢克勤：《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时期的李强同志》，未刊稿。
·中苏贸易的使者与斗士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李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通邮通电协定期间，与苏联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政府贸易协定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也先后来到莫斯科。他们注意到了李强在俄语、经济贸易、技术和军工等方面有专长而且又与苏联人特别熟识的优势。毛泽东曾问李强：“愿不愿改行搞外贸？”李强当时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我还是搞技术吧。”李富春则请李强以“编外”成员的身份为贸易代表团当参谋。
这时中苏贸易占到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额的50％以上，对苏贸易显得特别重要。苏联已派了副部长级的商务参赞常驻北京，中国也急需派出一位职务高，又在经济贸易和军事、技术、俄语等各方面均有较高水平的商务参赞常驻莫斯科。
1952年8月，李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务参赞。随即他便加入了由周恩来和陈云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9月底，周恩来与陈云先行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的谈判工作。李强在莫斯科与李富春一起参加了谈判全过程。
经过9个月的谈判，1953年5月15日晚10时，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政府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协定”上签字。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商务参赞李强等。这个协定规定：1953年至1959年内，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机器制造、化学、国防、火力电站、医药企业等方面共141项企业。这个数字后发展为156项。
为偿付苏联所供应我国的工业企业设备和给予的技术援助，中国在1954至1959年内对苏联供给钨精矿、锡、锑、银、橡胶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烟叶、茶叶等矿产品和农产品。
李强与苏联外贸部官员逐一谈判、落实一个个项目的生产能力、产品方案和型号、设备交付和安装进度、工厂完成设计交付使用的时间以及派遣专
家等。这些项目涉及面，从鞍山钢铁公司到长春汽车制造厂，从西安、吉林、丰满电站到重庆、汉口肉联厂，从坦克厂到飞机厂，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广播大楼，从高等院校到科学院等，范围非常广泛。
李强一到任便对商参处的管理进行了整顿， 他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掌握如此重大任务之商参处，以往可以说没有制度。如对外签字时，因不看内容签字而定错货的事也时有发生。各种合同统计报告等错误很多，没有人注意。
为此我们开展了反错误斗争，以某同志定错了40辆油槽车为救火车一事为主题开了好几次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下一步当是建立制度，以及提高文化水平的问题。
李强处于中苏经济贸易交往的最前沿，他经常向国内提出在与苏联合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如设计与施工脱节问题，多要订货问题；国内应当更好的控制，更加慎重和严肃。
1955年，李强因其在无线电通讯方面的科研成就，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李强作为“八大”代表参加了会议。
7月13日，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建成投入生产并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中国的大街上终于有了国产汽车！而中国这第一个汽车制造厂，正是经李强之手，将技术资料和一些关键设备从苏联运到中国那个东北重镇的。李强在莫斯科5年的工作，恰与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相重合。到李强离任时，“156项”已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佳木斯铜网厂、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飞机制造厂、沈阳电缆厂、北京电子管厂、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中部分厂，以及煤矿、火电站、水电站等。以上项目的建成使我国历史上从来不能制造的产品能生产了。新中国成立时甚至造不了一辆自行车，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已可以制造汽车、火车、飞机和军舰了。这些项目上大都签下了李强的名字。
1956年李强从苏联回国后，在外贸部主抓对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国家、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的贸易和援助。他于当年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这时的李强，再次萌生了专心致志研究科技的想法。他与聂荣臻元帅谈到了这个想法。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既懂外语又懂技术和经济的高级外贸领导干部奇缺，李强不得不放弃他个人的志愿，继续从事外贸领导工作。
在外贸部，他领导了中苏一些重要的军事技术协定的执行。如1957年11月15日由聂荣臻代表中方签署的“中苏导弹及原子能协定”。李强与聂办的安东都是执行这个项目的秘书长。对外统一归李强负责，国内则由安东安排。
正是在这个项目的执行中，最先出现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征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共提出异议，两党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要求，被毛泽东拒绝，中苏两党关系的裂痕更趋加大。在此期间，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苏，主谈原子能协议执行的有关技术问题。谈判谈崩了。当晚李强回到中国驻苏商务处对大家说：“谈判时苏方说，‘按合同应给你们，但我们中有1人不同意（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执行协议了，今晚我就走，这是政治表态。等着干吗！”
李强从莫斯科商参处回国不到3年，中苏关系即从高峰跌到谷底。1960年7月16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弃国际关系准则，悍然撤走了在我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片面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由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的304个项目中还有201个正在建设中，其中许多项目是由苏联专家负责的，这些项目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12个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一突然举动，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周总理指派李强负责清理苏联撤走专家后的遗留工作。
根据以往协定，苏联为中国生产的一批机器，当时还没来得及发运，这些机器是按我国工程配套的，苏联自己用不上，若发不出去就将变成一堆废铁。苏方生怕机器砸在自己手里，便加紧把东西运往中国。围绕这些设备的发与收，展开了最初的中苏贸易斗争。大量零配件不断发来，满洲里车站堆满了货。是收还是不收？李强吩咐中技公司一位处长用直通莫斯科的“红机子”给驻苏商务参赞谭伟打电话，就说“发来的货一律不要!”那位处长担心电话泄密。李强却说：“让你打你就打，你就说李强指示这样做。你是公司的人，又管设备，就是要有意让苏方知道我们的态度。”
这时，国防部五院、总后、三机部等部门的同志都来找李强，问苏联专
家走了怎么办？李强告诉大家：“别慌，怕什么！我们自己搞不是一样吗？”
过去几年的中苏贸易中，中国进口多一些，出口能力差一些，欠了一些债。面对中苏关系突然发生的变化，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总理提出，今后的办法是，把进口的口子封死，如果苏联方面提出要保留一些，就要重新签订合同。在苏联的逼迫下，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咬紧牙关来还债。
中苏关系冷淡后，李强站在了对苏贸易斗争的前沿。他直接处理了中苏贸易中包括价格问题、工程和设备质量问题、履约问题、年度贸易谈判尺度等事宜。作为中苏年度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每年仍往来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1961年中苏换货额比1960年的实际换货额减少了50％，其中中方出口减少35％，进口减少65％。
在这种情况下，李强提出：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下决心将我们的厂子搞好，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向资本主义国家订货。他指出：尽管困难，广播电台不能停播，电影不能停映，飞机不能停飞。但外贸只能起“奶妈”作用，重要的还是要靠工业部门自保。
李强还领导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对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交付不配套、交付延期和设备质量缺陷等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清理。
1961年上半年中苏成套项目和科技谈判期间，李强会见了苏联科技代表团。会谈过程中苏方成员指着窗外北京街上顶着大气包行驶的汽车问李强：“这是什么？”当时因为苏联切断了向我出口汽油，大大影响了我国汽车、飞机等用油。面对苏方明知故问，李强回答：“最近我方有项新技术，你们要不要？那就是用臭气代替汽油……你们不供应我们汽油，我们本来准备骑毛驴代替汽车，后来我们发现了这种臭气。”
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李强要求外贸部一局和成套局整理报送中苏贸易问题参考资料、我国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情况和存在问题等4份资料供周总理参考。
《我国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参考资料》指出，苏联在以下方面未履行协定规定的义务：设备交付的进度很慢，所欠的项目虽为数不多，但都是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在设备交付过程中，有的项目主体设备或主机交完了，而配套设备则很久不交，或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其他设备都交齐了，而对其中的部分部件则迟迟不交和一直未交。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工厂的设备不是缺东就是缺西，不能及时投入生产。如保定胶片厂、617厂、北京和上海的10个电站及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轴承厂等就是例证，等等。
李强还领导了对“156项”进口账目的清理结算，专门组成小组对大型项目进行清算。当时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的主要精力就是干这件事，打官司、扯皮。最上面是周恩来、李先念，下面是公司经理，中间是李强。这样，中方挽回了一定损失。
苏方曾对供应我国成套设备项目集中地提出135个最终结算议定书。这些议定书规定，除中方已支付的30亿旧卢布外，还要再补付9000多万卢布。
为政治上的斗争，在经济上不吃大亏，中技公司对苏方提出的最终结算议定书的价格进行了审核和比较。发现苏方所提上述设备的价格不仅高于资本主义市场而且也高于中苏一般贸易的价格；其高出幅度分别由8％至40％不等。
因此，中技向苏方提出了异议。经过在莫斯科的数百次艰苦谈判，苏方不得不承认一些项目价格高，并将所减金额全部退给中国。
中苏关系破裂后，在处理中苏贸易关系上，李强站得很高，把目光放得很远。当时，中苏两国之间各种渠道的交流几乎全部中断，只剩下贸易方面仍维系着中苏轮流每年互派代表团举行两国间年度贸易协定书的谈判。苏方每隔一年派一个由副部长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来京谈判。在研究如何接待时，起初外贸部交际处的干部以为，既然两国关系已冷若寒冬，那么接待的方针也应该以冷相待了。为此，李强召集参与接待的人员开会，一方面全面介绍中央对苏关系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对接待工作要求注意多做苏联代表团成员的争取工作，要以礼相待。他还特别提出在谈判桌上要放水果和点心。按习惯做法，任何外宾来会谈，只备烟和茶，不备其他食品。李强说：尽管苏联党的领导反华，但应相信大多数苏联人对中国是友好的，即使苏联政府官员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另外，中苏之间的贸易对我国的经济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保持好这一交往渠道，多做代表团成员的工作，使他们减少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使双方的贸易谈判取得较好的效果。李强的深谋远虑取得了外事人员的共识。
1964年，李强在一次会上谈到了中苏这段大起大落的贸易史：“1960年8月底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9月以后原子能设备供应也因此一刀两断，连那里的电话也拆掉了，由此中苏贸易就下降了。第一，大批的成套设备撤销，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原来成套设备3亿多卢布，现在只剩四分之一。第二，军事订货也几乎没有了，新式军火他们不给，老式的我们不要。抗美援朝时
期我国从苏进口50亿旧卢布的军火大部分在战场上打掉了。这些军火没有一颗子弹他们不要钱。我们在朝鲜战场牺牲了人，他们供应的一些弹药还要我们出钱，而且要付利息，这在国际上都是说不过去的。第三，一般贸易也降下来了。例如石油，1962年他们供应145万吨，1963年140万吨，1964年50万吨，1965年四万吨。钢材我们需要的他们不给，他们给的我们并不需要。”[1]
1965年，中国对苏联的欠债与欠款终于全部还清，这样，中国成为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多年后，李强深情地回顾道：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吃了很多苦头，但是终于提前两年把债务还清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的，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服的精神。”[2]
注释
[1] 李强副部长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外贸部档案。
[2] 李强1987年2月27日与薛幸福谈话记录，《周恩来传》第15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领导从西方引进新技术
中苏关系的恶化，迫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开始由东向西转移。中国对西方的贸易是通过两条战线进行的：一条是公开战线，另一条是隐蔽战线。 李强分管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同时，还领导了对西方贸易。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提出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同时，中国被列入美国对外贸易国别待遇的最低等级“Z”级，即受全面禁运国家。为了打破禁运，1952年，外贸部专门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东柏林设立了代表处，这是我国反禁运的第一个桥头堡。最初西方对我国禁运的范围非常大，不但军火，而且连刮胡刀因属于钢材之列，也在禁运范围内。柏林代表处就是利用东、西德人民来往的便利作掩护，购买西方的物资。1956年后，反禁运的主要战线转移到瑞士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的李强也正是从这时起直接领导了反禁运斗争。这是中国外贸的一条隐蔽战线。
当时中国反禁运的渠道，一是像瑞士、西德、日本这样的西方国家，二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三是部分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四是香港地区，尤其是瑞士作为中立国成为我国反禁运的重要前哨，对我国反禁运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里的中间商，我们共订购了一千五百余万美元的禁运物资。
李强经常主持研究进口禁运物资的有关问题，听取有关汇报，对今后的做法作出指示。二三十年代特科的经历与反禁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那时他是亲临一线，此时他是运筹于帷幄，但却同样地需要忠诚、勇敢、机智和灵活。李强说：“利用外商要机动灵活，不要单纯拿政治面貌、历史出身来衡量能否利用。只要他能买到我们所需的禁运物资，而且手脚干净，质量合乎要求，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用。总之老路子不能丢，新路子要扩大。已经买过的禁运物资，不要再大量重复买。外商也不是天天能卖禁运物资，只能是相机而买，夹带着买。”
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西欧国家出现了要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要求，同时出现了谋求扩大对华贸易的倾向。而东邻的日本企业界则多年来一直在伺机为他们的产品在中国找到销路。
1963年7月1日，李强陪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了日本维尼纶代表团；而前三天，李强刚刚参加了中国技术进口公司与日本仓敷公司签订日本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的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外贸由东向西转移的一个信号。
这个建在北京的维尼纶厂，是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国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成交金额为2493万美元，生产能力为年产1.1万吨维尼纶，设备交付期限为1964年10月-1965年4月；建成时间应为1966年4月。毛泽东于1962年指出：可以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方式用我们相应的煤、盐、铁矿、大豆抵付从日本进口维尼纶设备。这一引进，经日本政府同意，采用了日本输出银行出口信贷，以延期付款方式进口。李强直接领导了这个项目的谈判。[1]
英国是与我建立外交关系较早的西方国家。1961年，英国怡和洋行向我国外贸机构表示，愿向中国出售“先锋号”和“子爵号”民用客机并要派小组来华洽谈。李强领导了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与英方的谈判。李强根据空军和机械公司的汇报向周总理建议购买6至10架“子爵号”飞机。他说：比起苏联“伊尔-18”，“子爵号”寿命长，“伊尔-18”每200至500小时就要翻修，而“子爵号”可用到2000多小时。李强提出同英国做成一笔买卖后可进一步购买更高级飞机；有了借鉴，我们可以进行研究，以便自己制造。12月2日，中英双方公司以每架67.24万英镑签订了合同。
60年代初至1968年中国从西方的新技术引进，是由中央直接决策，李强领导进行的。到1968年为止，引进的新技术共计84项，其中成套设备51项，单机24项，技术资料9项，共花外汇2.7亿美元，引进的主要是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方面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
外贸部掌握着自由外汇，因此，各个部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都通过李强，有关工业部门和国防部门的同志都让李强帮助联系。李强也关心国防工业和科技发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该学的都要学到手。”李强多年领导进口，但他却不主张样样进口，因为我们的外汇非常紧张。
他说，不要以为从西方打开了缺口，我们就可以无节制地进口。当时化工部想进口一种陶瓷试棒，一个很小的东西，据说自己却做不了。李强不太相信，说：“为什么这么个小东西也要进口？”工作人员说：已经试验多次，但一烧就裂，总不能成形。李强让找化工部懂行的来，他要亲自问问。一位工程师来了，李强建议他：“你可以试一下，采取两次烧结的办法有可能成形。”那位工程师回去照李强的办法试验，果然搞成了，没再进口。[1]
注释
[1] 1963年外贸部档案。
[1] 刘敬慈谈话记录，1998年11月30日。
·援越小组成员
援外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此项工作分别由对外经委和外贸部共同负责。对外经委的任务主要是成套项目援助，如工厂、桥梁、医院、学校等的设计和建设；外贸部则负责一般物资的援助，如粮食、纺织、服装以及机械设备等和对外现汇援助。在外贸部，李强副部长从苏联任职回国后，曾多年分管对外援助工作。为对外工作方便，1963年，李强兼任外经委副主任。对越援助在我对外援助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年份，约占我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作为援越领导小组的成员，李强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主持这项工作达10多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65年3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正式介入越南战争，发动了对南越的侵略，同时加紧了对越南北方军事目标、工业设施、交通枢纽等进行海空袭击，战争迅速升级。中国政府除继续向越南
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开始对越提供一般物资和现汇援助。援越工作进入全面紧张阶段。
为了加强对援越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以李天佑、方毅、李强为首的援越领导小组，成员来自外经、外贸、外交、总参、总后、交通、铁道等有关各部的部长或副部长。由于历史的原因，实际工作由李强负主要责任。
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该小组承担了整个援越工作的组织和落实。
随着美国对越轰炸的加剧，运输问题非常突出，能否把战场急需物资运上去成为援越工作的焦点。于是，中央又决定成立了由总参、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组成的国务院援越运输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外贸部，由李强领导，直接对周总理负责。于是李强的办公室成为整个援越工作的中枢。
运输小组不仅承担了我国援越物资的运输，而且还承担了苏联、东欧各国援越物资的转运。由于美国对越交通设施的狂轰滥炸，这些国家的大量物资需要经中国运交越南。这样，我国援越的运输就承担了双重责任。李强每年要与苏联、东欧商签援越物资免费过境协定。中方派代表到满洲里车站接受苏联、东欧援越物资，然后免费运至越南境内。
援越过程几乎与文革发生在同一时期，可以说，李强是在一个极混乱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极重要的任务。“文革”初期，外贸部造反派在东华门出口大楼批斗部领导干部，李强也被拉了去。周总理得知后指示：“援越是毛主席亲自抓的，不能冲李强。”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造反派时也强调：“李强同志的工作是主席亲自抓的，连我都不清楚，你们可不能冲击他。”为了防止干扰，总理还给李强派了部队干部当秘书。这样，李强得以安心领导援越。这也是李强在文革中享受的难得的“特殊待遇”。[1]
1967年秋冬至1968年春，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全国各地武斗不断，铁路运输经常中断，并多次出现哄抢援越物资事件。同时由于许多地区工人停工闹革命，大批援越物资无法按时装运，严重影响了援越工作。在这样混乱局面下，李强指挥若定，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同大家共同商定解决办法。
当工厂停工不能及时提供援越物资时，李强亲自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讲明援越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有关领导直接到工厂向工人做工作；当码头工人停工不给装船时，李强又派人深入港口，说服工人开工干活。
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越来越激烈，运输问题更加突出。
李强坚决贯彻周总理指示：“援越工作要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之所急”，同大家多次开会研究，千方百计把物资运往前线：一是通过第三国转运。为了直接把援越物资运到南方战士手中，我国不惜代价打通柬埔寨通道，把货物运到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然后通过关系转运到南方战场。二是开辟隐蔽航线。以我国防城港为基地，用小船装载货物，乘夜幕穿越沿海各岛之间，直接运往越方指定地点。三是增加公路运输。为减少越南北方的运输困难，我国又于1967、1968年调动了两个运输团，1000辆汽车，每晚载货从我边境出发，把货物运往越南内地，第二天清晨返回。四是铺设野战输油管。为减少运输困难，保证前方对汽油、柴油、润滑油的急需，我国为越南铺设了上千公里输油管线。[1]
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北京的红卫兵把苏联使馆围住以表示威。
这时，苏方有一批军用物资已运到满洲里车站，亟待商定过境事宜。苏方人员出不来，李强非常着急，要我方人员等待苏方人员同我商谈。大家从上午一直等到晚上12点红卫兵撤走，双方谈判人员才得以见面。中方代表团成员看到协议规定的过境时间已经过期，同苏方争执起来。苏联人也很生气，不握手扭头就走了。回来后李强批评了我谈判人员。他说：“政治原则要坚持，但具体工作不能这么做。我们要打美军，关系闹僵了，武器运不过去怎么办？外交上的事要通过一定途径，我们是进行业务谈判，而且是武器过境协议，几千公里的免费运输，这么多钱我们都花了，这是送上门的政治工作嘛，应该接待好。”过境协议签好后，苏联大使约请中方吃饭，大家拿不准该不该去。
李强说：“怕什么，事情该办还得办，饭该吃还得吃！”席间，李强谈笑风生，讲他30年代在苏联的故事，苏联人听得目瞪口呆，佩服至极。[2]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李强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强自始至终处在援越的中心位置。当时中国一边是反苏斗争，一边是越南“同志加兄弟”。李强常对身边同志讲援助越南和处理这个“三角关系”的意义，从全局考虑，要大家在工作中注意把这两个关系协调好。
由于越南、中国等国的坚决斗争，美国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1969年1月在巴黎开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
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及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的四方会谈，越南战争就此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1969年底，在一段时间的停息后，美国恢复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1970年3月，柬埔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朗诺右派集团在美国策动下，借西哈努克出访之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4月，越老柬召开了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对越以及印支三国的援助形势也更加复杂。
由于美国的狂轰滥炸，越国内运输十分困难。为了帮助越方解决困难，及时把战争物资和粮食食品运往战场，应越方要求，我国船只冒着危险，又先后开辟了宇、罗岛运输。宇、罗岛是越南中部地区靠近南方的两个小岛，毫无港口设备，但为了援助越南，李强按照周总理指示，与越方密切配合，进行了大胆试运，结果获得成功，极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我国船只到宇、罗岛，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注意，于是就加紧了对周围地区的封锁，使越南小船难于靠近我船卸货。李强又和大家一起研究采用了漂流方式，即我船开到河流入海口乘涨潮时机把4层尼龙袋包装的大米抛入海中，让潮水把大米冲入内河，越方在河里把大米打捞上岸，再运到前线。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越南运输情况，以及战场上的需要，更好地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李强曾多次到越南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1970年底、1971年初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冒着生命危险，以65岁高龄考察了胡志明小道。
1970年12月11日，李强率考察团出发。这是一次秘密的内部访问。随行的有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总参、总后、农林部等有关部门人员共10人。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找李强及全体成员谈话，并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诗句勉励他们迎困难而上，要求他们：“你们不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要回来见我!”最后周总理关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要让李强同志少喝酒”。[1]
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是连接越南北方和南方的一条秘密通道，它隐蔽在热带丛林之中，经老挝狭长地区和柬埔寨最后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几年中，小道一点点地拓宽，从开始只能人力肩扛步行，到可以自行车、板车、牛车、大象运输，最后发展到可以通行中国的解放牌卡车。对于这条通往越南南方战场的重要补给通道，美军十分头痛，轮番使用子母弹、电子武器、
化学毒剂，树木被大片焚毁枯死，使游击队无法藏身，也使物资运输一目了然。美军还在这一带实施人工降雨，想把小道变成烂泥塘。但蜿蜒的胡志明小道仍然以它不屈的生命力，隐蔽在茫茫的原始森林中，将源源不断的物资及时输送到战争前线。
越方对李强这次访问十分重视。在河内向他介绍了运输和战场上的详细情况，然后即安排李强深入现场。李强一行分乘两辆吉普车，一路行驶在崎岖的山中小路上。车子颠得厉害，简直是跳着往前走，有时一小时行不到10公里。空中不时传来美国飞机盘旋、轰炸声，美机连续向他们的汽车俯冲扫射。隆隆的轰炸，迎送着李强他们的吉普车一路前行：12月14日从1号公路经清化到荣市；15日经英奇到洞海，17日到永灵参观高地，18日经省2号公路到20号公路；19日凌晨视察粮食仓库，上午经春山，过浮桥，经15号公路到克微；20日凌晨过穆嘉山口到达越南南方……[1]
美机对胡志明小道封锁十分严密，夜间照明弹接连不断，天空如同白昼，刺得眼睛睁不开，并不时投下各种炸弹。李强一行穿过穆嘉山口进入胡志明小道后，越文翻译张汉森的胳膊被子母弹击中受了伤。李强虽安然无恙，但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半夜时分，吉普车在黑暗的夜空中行驶了几十公里，越方怕有危险，要李强返回。路上陪同李强考察的越南副总长陈参对李强十分佩服，当场赋诗赞扬：“六十五岁不算老，穆嘉山口也过了。”未等陈参说下去，李强接着说道：“子母弹没吃上，鸡肉吃得倒不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2]。
在穆嘉山口，李强还查看了输油管线和苏联的地对空导弹等武器。搞军工出身的他对各种武器非常懂行，看了这些武器，他对战争的敌我力量状况也就心中有了底。
回程经过宜安时，李强到岸边观看了我船舶在宇岛的卸货情况。回途中，李强还考察了我国援越的一些项目：小铁路火车、输油管线、越野车、港口和轮船、工厂、兵站等的使用和运转情况。23日返回河内，他又考察了后勤基地、汽车厂、包装厂、运输快艇，了解了越南农业、轻工业、商业，最后，李强又同越南有关部门就如何做好援越和援越运输工作交换了意见，同时还拜会了越南领导人范文同、黎清毅、黎德胜、武元甲、黎笋、阮维桢等。
李强这次访越，在越南引起很大反响。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说：李强同志访越影响很好，各兵站都盛传着，为了更好支援越南，毛主席派来了一位代表，他是中央委员，年纪那么大了，还深入前线了解情况和慰问南北部队，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2年，越美巴黎和谈进入关键阶段，谈判陷入僵局。美国为了压越南做出让步，尼克松下令全面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对海防港和沿海运输线进行布雷封锁，使海运完全停止。5月份李强主持援越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继续使用已有的运输方式外，又重新开辟了海上隐蔽航线和陆路运输，同时还开通了防城输油管向越方输油。援越运输又经历了一段最艰苦的时期。
在一年的时间里，仅海上隐蔽航线就向越南运送各种物资4.674万吨，防城输油管共向越方输油1.528万吨，保证了战场的基本需要。
美国在越战中投入大量金钱和人力，最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使国势下降的泥潭。在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1973年1月在巴黎协定上签字。签字以后，为了扩大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影响，同时继续支援南方战场，越方又向中国提出，要求直接用船把物资运往南方解放区。中国同意了越方要求。李强亲自组织落实了这次特殊运输，第一次把船开入越南南方即广治解放区东河港。中国船舶冒着危险把援越物资直接送入南方解放区，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越战以美国的失败宣告结束。
中国的援助，正像胡志明主席所说：“恩深、义重、情长”。
1996年3月，越南政府授予李强“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特殊功绩。这一年，李强已91岁高龄。抗美援越也已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
注释
[1] 宿世芳谈话记录，1998年11月30日。
[1] 外贸部档案，1968年。
[2] 闫清节谈话记录，1998年12月2日。
[1] 梁枫谈话记录，1998年11月30日。
[1] 李强日记。
[2] 杜志国谈话记录，1999年8月。
·顶住“四人帮”的干扰
“文革”期间，由于多数部领导都靠边站了，李强虽仍是副部长，实际已开始负责全面工作，曾代理党组书记。军管干部白相国当部长后，整个外贸业务也主要靠李强。
“文革”中，“反帝反修”曾是对外关系的一个基调。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更是呈现剑拔弩张之势。1970年中苏双方决定恢复互换大使。 11月恢复贸易谈判，李强主持了谈判。当时贸易额只有2600万美元，谈判后 上升到九亿瑞士法郎，合两亿卢布。在谈判中李强坚持中方立场，但对大家特别强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什么都斗。一次，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格利申到北京国棉三厂参观，迎接的工人们冲着他读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读了差不多十分钟。李强知道后很生气，说：“人家到工厂是来参观的。以后跟工厂说不要读语录。”格利申到广州参观时赠送这个市一把钥匙作为礼品。当时中方有人提出不能接受，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他们要用钥匙打开我南方的大门，对我们进行侵略”。李强听后又好气又好笑说：“完全是极左! 人家送你金钥匙，意思是随时欢迎你去他们的国家。这是好客的表示!”李强教身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执行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要注意策略，不要把反修斗争用到贸易谈判中来[1]。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李强也于这一年的11月升任外贸部部长。这时，国际环境好转，外贸出现较好形势。 1974年1、2月，“四人帮”开始了“批林批孔”，外贸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靶子。他们把对外贸易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用攻击外贸“卖国”，向国务院夺权，这使得刚有转机的外贸发展受到严重干扰，连广交会也被要求贯彻批林批孔精神。
为利用对外环境比较有利的时机，中国加快了引进步伐。李强组织了外贸部和电子工业部有关人员去美国考察彩色电视显像管设备引进。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捕风捉影地制造了个“蜗牛事件”。她借题发挥，说美国人送我们蜗牛礼品是污蔑我们“爬行”，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于是“蜗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实际上美国人认为蜗牛象征幸福吉祥，而蜗牛的两个触角象征电视机的无线，晶莹的玻璃质地代表他们荧光屏的纯度。李强听了汇报后，对“四人帮”的无理取闹常气愤，对王震说：“这件事，是一个投机分子加一个死官僚主义搞的。”他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蜗牛事件’，彩色显像管现在可以生产出来了。‘四人帮’骂我们卖国，但四人帮买外国的东西可多了。他们才真正是‘崇洋媚外’。江青看的电影片就非要买美国的不可。1967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江青要买美国柯达胶卷，我就是不同意，她用的录音机也非要买西德的不可，录音带同样非买西德的。江青买了这些东西，许多工业部门需要的设备都不敢买了。”[2]
“四人帮”攻击外贸部是又粗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理说，“三外”即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有错可以批，但“四人帮”盯着外贸部不放，实质他们是想夺国务院的权。他们想方设法安插他们上海的“小兄弟”来外贸部“掺沙子”，李强、姚依林、柴树藩、周化民等一同商量对付办法。当时外贸部党组织非常团结，“四人帮”的党羽说：“外贸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铁砣一块。”
1975年李强任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路过巴黎时与曾涛大使一块吃饭。他们两人议论“四人帮”，一唱一和。翻译听了都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他回国后，正赶上“四人帮”批外贸部引进是爬行。李强便在一次会上回击说：“批判爬行主义？我们买来的东西都是外国人‘爬’出来的，买来后我们自己就不用爬了。”他在多种场合都说过反对“四人帮”的话。法国代表团来华，他们问李强：“你是不是像是在做恶梦？”李强却说：“我干工作都是为国家，所以吃得好，睡得好。”
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外贸部关于双方拟签订贸易协定的修改报告送到政治局后，政治局委员们都画了圈，就是江青写道：太复杂，看不懂。邓小平则不理江青，批道：退外贸部办。李强的批语是：按小平指示速办。但这个协定的谈判还是被拖延了两年多。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对引进工作发动围剿。费了好大力气与日本和西德谈判引进的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1976年刚开工就被“四人帮”搅得乌烟瘴气。还有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和辽阳化纤厂等项目的建设，都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建设拖期1至2年。
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这实际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无言示威。李强对周总理深有感情，他也送了花圈，并支持外贸部的职工们去天安门和送花圈。这时上面下来文件，要禁止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李强压下文件，提示大家：“要送花圈的赶快送，一会文件传达了就送不了了。”为了让大家送出花圈，他直到这天下班才传达文件。
其后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强找理由不参加上边的会。1976年上半年中央的斗争最厉害。在此期间，李强常去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处了解信息，他们的秘书也常来外贸部。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第二天，事件还没公开报道，李强一来办公室就把 身边同志叫去说：“四个统统抓起来了！”外贸部离天安门近，粉碎“四人帮”后，头一个上街游行的部长就是李强。
注释
[1] 孙敏谈话记录，1998年11月30日[2] 李强在1978年4月在广交会的讲话，外贸部档案。
·全面打开同世界的贸易通道
1971年，隔绝了20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最初接触的迹象。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中美政治和经济贸易关系更是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零的突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
从打开关系到正式建交的7年间，中美贸易从无到有，贸易额一年一个新台阶。1973年至1981年李强任正部长的8年，正处于中美贸易从“零”到大发展的时期。
1972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传来了中美开展实质性贸易的第一个信号。3月份李强和乔冠华代表外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签发了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逐步开展对美贸易，今年广交会，将邀请30—40名美商参加并洽谈业务。
此次春交会，根据中央批准的邀请美商参加交易会的原则，我向38户美商发出邀请，应邀前来参加的美商共计43人，我对美出口成交437万美元。
1972年的秋交会，有150多名美商来华洽谈贸易，直接从美进口成交约1.5亿美元，其中波音707飞机10架，飞机发动机40台，人造卫星通讯地面站4套。
日本在尼克松访华半年多后就与中国建交。随即中日贸易从半官方的备忘录贸易阶段上升到政府贸易阶段。1972年中日贸易达10亿美元。
1973年1月，李强对来访的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说：由于中日建交，两国今后的经济贸易关系将会逐步扩大，我们需要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一些成套设备，我们希望双方共同促进使成套设备的交易能够有所进展。我们愿意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同日方就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继续交换意见。我们也希望就钢铁、化肥等大宗商品的交易签订长期合同。
6月，李强与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会谈。该代表团并同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签订了中国向日本订购年产300万吨一米七轧钢成套设备协议。
1973年，中国成功地对日本出口100万吨大庆原油。1974年，对日石油出口增到400万吨，1975年达800万吨。
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批准，用43亿美元（后又追加8.8亿美元，合计为51.8亿美元）集中进口了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到1977年10月，先后与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197项成套设备和一部分单机设备。此次引进的规模前所未有。
李强组织了最关键的13项大化工设备以及化纤、轧机、飞机等一系列技术引进的谈判。这些引进，对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李强部长向周总理汇报：60年代初曾参与过引进技术的公司经理崔群和业务人员还在干校劳动。总理说了话，业务干部们由此陆续回到外贸岗位。
1973年三四月间，英国在北京举办了工业技术展览会。李强陪同周恩来会见了极力想向中国推销飞机的英国贸易工业大臣沃尔克、航空和海运部长赫塞尔廷等人。周恩来对英国客人说：你们把“协和”飞机模型摆在展览馆门口做样品要我去看。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在座的外贸部李强部长是支持你们的，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赞成撤销合同。外宾热烈鼓掌。沃尔克说：李强副部长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知道这个飞机有多么好。英国航空和海运部长赫塞尔廷说：“我想我们在中国见到的许多英明的部长中间，李强是最英明的。”
李强深刻地感到外贸要由东向西转移，甚至向着整个世界开启大门，外贸的做法就要打破以往传统方式，尽快向世界靠拢。1973年11月他在部党组会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学习世界先进做法，在贸易上与世界接轨的观点。他特别指出中国当前存在的贸易价格、出口质量、贸易方式、生产管理、工作效率、外贸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听取了即将赴加拿大的调研小组出发前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谈了如下思想：
“现在我们的一套做法是从苏联学来的，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改变，包括不懂得如何进行价格斗争。我们在同苏联的贸易中吃了许多亏。现在我们转到了以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为主，大约占进出口额的80％，因为解决问题的大商品，如化肥、钢材、成套设备等都集中在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同他们的贸易是‘自由贸易’，竞争性很强，这种竞争对我们的生产改进有好处。我们要彻底改变过去的买卖做法。”
“要出口就要了解人家的情况，主观主义地搞，对人家不适用。要了解人家的生活习惯，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合适或不合适。出口质量一定要重视。
我们出口商品的质量一定要达到国际水平。二是价格问题。出口商品的价格只准涨不准落，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三是交货要快。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了季节只能低价处理，放到地摊上去卖。我们很多单位有单纯任务观点，有货时一下子集中发运许多吨，但过几天又没有了，结果一是跌价，二是烂掉。
我们这套‘官僚机构’条条框框太多。运输方式，现在西方国家如果不是集装箱运输就不大欢迎，运费要比集装箱运输贵50％以上。我们只能先运到香港再换集装箱。”
“我们办事太慢。资本主义市场早晚行市不同，市场价格每天在变，有时晚一分钟都不行。一份电报要两个星期才答复，这怎么行。这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怀。”[1]
70年代初，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了长达28年之久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李强意识到，黄金非货币化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来说，是难得的机遇。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周总理呈上一份报告，提出要利用这个时机扩大外贸范围，为国家多赚外汇。这个意见，引起周总理的极大重视和支持，并立刻在报告上签署了意见批转到副总理李先念处：请先念同志支持，李强要多少钱都可以给。
中央为实施李强提出的建议，决定成立由李强负责的价格小组。李强强调：搞价格小组就是为了随时研究市场情况；而其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研究价格；当然不止是价格。小组由外贸部牵头，包括计委、银行、纺织、轻工、商业等部门的同志参加，由陈云进行指导，对各部门提出具体要求。陈云说，我国对外多年处于封闭状态，但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已定，必须搞清楚与他们在贸易往来中供求关系和货币关系。李强指示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全力以赴，研究西方国家经济运行规律，货币汇率和利率变动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价格小组[2]。
这个小组经常开会分析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及应对政策和策略。有些重大问题在这里商量。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一向反对办事不讲效率的李强，经常在价格小组会上当场签发对西方国家交易的电报。李强不止一次地讲，我们有的同志根本没有利息观念，做生意不注意运费、利息。
在此期间，外贸部与香港船王包玉刚合作了一笔生意。包玉刚与世界各
国的财团尤其是日本的金融界有密切联系，有一些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很自信。但由于他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这回却眼看着外贸部把更多的钱赚去了。
包玉刚很不理解，自己这样一个金融市场的老手为什么会落在多年封闭的国内外贸部门后面。他见到李强时就问：“你们的情报怎么比我还准。”李强笑了：“我有一批人在专门研究呀！这是我的后盾。”包玉刚折服了：“还是你们比我强”。[1]
我国一直实行的国家统制的外贸体制，弊病之一就是很难应付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一笔生意要遵循层层报批的原则，一旦批下来，不论此时世界市场价格高或低都得买下来，否则批示的期限一到，计划便作废。外国商人看准我们这个特点，便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只要我们一进入钢材市场，钢材价格就上涨，一进入粮食市场，粮食价格也上涨。李强想到，为何不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期货贸易方式把贸易搞活呢？为了给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李强顶压力而上。
第一笔期货贸易，是1973年香港华润公司经营粮食业务的五丰行为配合完成砂糖进口与商人合作搞的砂糖期货交易。这笔期货赚了一笔钱。期货买糖一炮打响。
这一尝试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在李强的领导下，价格小组每星期开会，研究如何开展期货业务，还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来应付可能有的政治刁难。当时在国内确有一部分人对期货贸易不能接受。有人提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1975年7月5日，外贸部在香港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期货贸易。在李强签发的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利用它，而不是消极回避。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既是投机活动的场所又是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恩格斯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利用交易所来减少可能遭受的损失，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而且还可以通过交易所，抓住有利时机做一些买卖活动，赚一些外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便于充分利用交易所，拟在香港设立一个人数不多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包括买实卖实和买空卖空），
同时也经营现货交易，不经营股票和房地产买卖。”[1]
期货贸易使外贸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做期货贸易的范围逐渐扩大，从粮食、钢铁、石油、煤炭到机械、轻纺、化工，甚至黄金等都做起期货贸易，范围也从香港扩大到全世界。从1973年到1975年，大约平均每年给国家挣上亿美元，换回了国家建设急需的装备、设备、技术和重要物资。
外贸部干部精神大为振奋。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李强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8月25日，李强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赴纽约参加联合国第七届特别会议。9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李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李强提出，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有关国际货币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应当由各国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在会议期间，他与出席会议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进行了接触和会晤，争取了更多的朋友，宣传了中国的主张，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注释
[1] 李强在党组会上的讲话，1973年11月，外贸部档案。
[2] 王久安谈话记录，1998年11月11日。
[1] 李强与薛幸福谈话记录，1990至1991年。
[1] 外贸部党组文件，1975年，外贸部档案。
·
·活跃在国际贸易舞台
为了长期稳定地对日本出口石油、煤炭以及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中日双方从建交后不久即开始酝酿缔结长期贸易协议。
1977年三四月间，由日本经团联会长士光敏夫和稻山嘉宽率领的日本经团联代表团来华访问。李强是总会谈人，廖承志、柴树藩、张香山、王耀庭、刘希文参加了会谈。
3月31日，李强在与经团联的第一次会谈中提出同意签订一个长期贸易协议。
1978年2月16日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签字。协议规定，中方将在1978午至1982年的五年间向日本累计出口石油4500万—5200万吨，约可收汇45亿—52亿美元；向日本出口煤炭累计1100万吨，约可收汇4.4亿美元。中方进口商品，以新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也包括部分钢材等建设器材。
协议签订后，日本各大报均以醒目标题和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和评论，说协议意味着“日中贸易新时代”的到来。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签订后，还引来很多国家的报道和评论，尤其一些贸易额大、技术设备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应强烈。几乎与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签订的同时，中国从日本引进宝山钢铁总厂的计划已经紧锣密鼓地酝酿了。半年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签订了。
中美正式建交也是先从商贸开始的。
1973年6月，美国重要商界人士、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访华。李强会见了这位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希望派贸易代表常驻中国，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在这次访问中，大通曼哈顿银行被选定为24年来第一个与中国银行建立正式业务关系的美国银行。
1975年5月美国新任商务部长莫顿作为布什的私人客人来京访问。布什邀请李强等参加了欢迎宴会。莫顿还负责总抓全国能源问题，并在能源问题上有首席发言权。宾主刚一入席，莫顿就要求李强介绍中国石油发展规划和石油出口情况。他说，美国的法律、规章、条例繁多，今后如发现哪些规定妨害中美贸易发展的，可以提交美商务部研究如何解决，必要时甚至可以修改规定。
面对海上石油开采的处女地，中国需要高技术，需要卫星遥感勘探，这种勘探设备只有美国拥有。美国许多公司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开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参室忠实地执行了李强和外贸部党组有关与美商合作的决策。
令驻美商务官员们印象较深的是可口可乐的引进。当时，美国这家大公司为了打入中国市场，每天都要向中国驻美联络处赠送一箱可乐饮料。有些官员对此很有疑虑，怕被骂为卖国。但李强认为，除了丑恶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搞。1979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签约引进了可口可乐罐装生产线，安装在北京的五里店。引进可口可乐，还有香港商人建在新疆的毛纺厂都是李强拍的板，这是最早的引进外资。
可口可乐的引进，引起了报纸上的批评，认为连饮料也要喝外国的，是右的表现。但李强对这种批评很不以为然，他说，可口可乐不只在殖民地销售，它首先是发达国家喜爱的饮料，近百年经久不衰，说明已是公认的饮料上品，值得我国饮料业研究借鉴，使我国的饮料品种质量有所提高。引进可口可乐的过程，是如何看待外资进入和保护民族工业二者关系的一个典型实例，不冲破过去观念的束缚，改革开放很难迈出大步子。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商务官员开始着手商定中美贸易协定事宜。5月，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问中国。5月10日，李强参加了邓小平副总理与克雷普斯的谈话。随后，李强与克雷普斯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
1979年7月7日，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上签字。协定规定：“对来自或输出到对方国的产品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李强在仪式上致了词。
此时，中美贸易已有较大发展。但是，中美贸易协定尚未被美国国会批准生效：美对一些高精尖产品仍对中国实行禁运；纺织品的限额谈判尚未恢复，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美向中国提供贷款问题亦未落实。以上这些问题在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虽已向中国表明了美政府的一些意见，但均尚未落实。10月23日至11月3日，李强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正式访问。就上述问题进一步商谈，促使美方尽快解决；并促进美国政府将中美贸易协定提前交国会并能在年内顺利得到批准，以便使两国贸易协定从1980年1月1日起生效。
在华盛顿，李强受到了蒙代尔副总统会见；美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以及进出口银行行长等，同李强就发展双边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李强还分别会见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和总统贸易特别代表等。他先后访问了克里夫兰、奥兰多、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参观了火箭发射场、商品交易所和世界贸易中心等；会见了各地工商界头面人物，将近2000多名工商界人士参加了会见或宴请等活动。
李强在访问中与美方就中美贸易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关于中美贸易协定。李强部长访美当天，卡特总统已将此协定提交国会讨论。代表团所接触到的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各界人士都普遍支持贸易协定的通过，认为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二是关于纺织品限额。
李强访美期间，适值我纺织品配额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与美当局就纺织品限额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有些美议员试图将纺织品问题同贸易协定扯在一起，想在纺织品问题上压中国让步，以换取贸易协定的通过。李强明确表示，贸易协定是两国政府间签署的原则性官方文件，而纺织品问题只是一项具体商品协议，两者根本不能混同，原则确定后具体问题可以逐项解决。对此，美商务部长表示理解，但又解释说，纺织品问题是敏感问题，尽快达成协议可以减少国会讨论贸易协定时的阻力。三是关于出口限额。李强再次向蒙代尔提出希望在美出口时不要把中国与别的国家连在一起。蒙代尔说，美国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相信今后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会表现出这一点。在出口限制方面，美国可能把中国按英、法同等看待。另外双方就信贷和投资以及设立商务办事处等事宜达成了共识。
李强这次访问推动了《中美贸易协定》在国会的通过。1980年2月1日，也就是李强访美三个月后，该协定在美国会获得通过，并开始正式生效。中美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1977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李强在他频繁的出访中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出访后，李强进一步地提出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包括世界通行的贸易做法，并向中央提出建议。
1977年12月14日，李强应邀赴英国和法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外贸部长第一次访问“第二世界”国家，不仅英、法两国政府和工商界重视，给予了较高的礼遇，也引起其他国家关注。
李强与英国首相卡拉汉等政界人士以及工商界、银行界头面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参观了英国一些大型工业企业。英国政界、企业界人士在会见李强时，都表示了英国政府希望同中国建立最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愿望。
在法国，李强拜会了总理巴尔等政府要员，同外贸部长罗西就今后进一步发展中法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行了会谈。李强参观了法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和农场。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发达国家，虽说有“同等优先”的原则，但法中贸易总是上不去，对此，法方有意见。法国外贸部长访华时，也向李强表示希望借鉴日本的做法，搞一个长期贸易协议，目标是一个协议的几年内贸易额达到200亿法郎。
李强在法国商谈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国希望从法国进口一套90万千瓦压水堆原子能电站。巴尔总理表示，法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电站。法方还保证提供第一批核燃料，核废料亦无归还义务，可由买方自由处理。另外，李强向法方提交了经中央批准的五项军事货单，法准备向中国提供所有的防御性武器等。
这次访问，最大的成功是在外贸做法上采取了过去没有过的灵活方式。
正是从英法回国后，李强在许多场合谈到这些灵活贸易做法的方式：“第一是补偿贸易，第二是来料加工，第三是走定生产，第四是协作生产。”
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孙振宇说：“李强对技术是内行，不论是飞机、钢铁还是采矿，他都懂，因此他是以内行的眼光去参观，然后进行谈判的。李部长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什么会谈也难不倒他。他在谈判桌上话题广泛，使得会谈气氛非常活跃。那时他已七十多岁，但精力非常充沛。他在飞机上能睡觉，不用倒时差，一下飞机就开始工作。他非常宽厚，从不对我们发火。”[1]
1978年4月3日，李强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布鲁塞尔签署中国与欧共体贸易协定。李强和欧共体执行主席安诺生、欧共体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哈费尔坎普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共同体贸易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海关关税等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欧共体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给予程度愈来愈高的自由化，中国对来自欧共体的进口给予有利的考虑。协定还规定成立双边混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布鲁塞尔举行一次会议，检查协定执行情况和讨论双边贸易发展的问题。李强在签字后发表讲话。协定于当年6月1日开始生效。
协定签订后，李强顺访了比利时、卢森堡和联邦德国。
李强约两周的访问，引起西欧广泛重视。三国接待规格都很高，不论在首都或外地参观访问，气氛隆重热烈友好。西德经济部长表示：“西德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有极大兴趣”；比利时外交大臣说：“中国优先发展项目中，比利时能做什么，迫切希望与中国做生意”；卢森堡首相提出愿意在钢铁工业中提供服务。各国经济界更是迫不及待，强烈希望发展贸易，唯恐落在人后。[2]
在西德访问时，李强注意到施密特曾问中国是否可以接受政府间贷款。
当时中国外贸还有两个禁区未能突破，一个是政府贷款，另一个是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李强虽然按照中国政府的方针进行了表述，但心中却感到这个禁区该是打开的时候了。他认为，国际上二三百年形成的习惯的贸易做法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采取，其中包括向外国政府贷款。
李强回国后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应争取利用外国贷款。他认为使用外国政府贷款有好处，还款时间长，利息低。他又认为，利用外国贷款应有两个原则：一是要有借有还，借时就要落实利息和本钱怎么还；二是要根据国际惯例，借外债的利息不能超过当年外汇收入的20%—25％，要以此为限。
三是建议国家有一个单位主管外债。后来其他同志也主张利用外国政府贷款，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禁区即被打破。[1]
访问法国时，法方提议1978年12月4日在北京签署中法长期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7年内，双方贸易总额累计将达600亿法郎。李强和法国外贸部长在协定上签了字。
中国同欧共体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同西欧贸易的迅速发展。1975年建交当年，双边贸易额为23.99亿美元，1979年达50.64亿美元，增长111％。
欧共体自1980年1月1日起对中国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即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工业品实行免税，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进口实行减税。中国同欧共体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自1979年起开始迅猛发展。
1978年12月14日李强在访问菲律宾后抵达香港访问，在港岛刮起一股旋风。
18日，李强在香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中国外贸政策和接受外国贷款、投资等问题。到场的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达100多人，气氛热烈。李强部长广泛回答了有关中国对外贸易问题。他在答问中不时发出爽朗笑声，记者们在热烈而欢快的气氛中争相发问，原定40分钟的招待会因要求解答的问题很多，回答的内容丰富，超时了10分钟。李强两次重申：中国尊重国际上习惯的贸易做法，只要条件合适，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同意政府之间的贷款，政府之间与非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
19日的香港《大公报》以“工商人士冠盖云集，李强部长谈笑风生”为题对李强在港活动进行报道：香港总商会昨日下午在文华酒店举行酒会，接待李强。参加酒会的香港各大财团、银行界及工商界知名人士200多人，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活跃和融洽的气氛。李强在酒会上致答词时提到，希望香港的中外工商界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合作的作用，并欢迎派出商务代表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此言一出，各来宾十分热烈，纷纷询问李部长有关问题。怡和洋行董事长纽璧坚对李强表示，怡和已经派出代表到北京商谈设立办事处的问题但一直未有结果。李强表示，目前很多外国公司要求来华设立办事机构，但北京的房子供应仍未跟上，还有待解决。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强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8年11月，为了表彰李强为发展生产和国际合作做出的贡献，国际金水星奖执行委员会授予李强个人“国际金水星奖”。
注释
[1] 孙振宇谈话记录，1999年3月2日。
[2] 外贸部档案，1978年。
[1] 沈觉人谈话记录，1998年11月12日。
·推动外贸改革，呼吁尊重人才
1978年11月，李强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共进行了41天，李强除出访菲律宾、香港等外事活动外，参加了会议的绝大部分议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左”的错误思想，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此对外贸易出现了广阔天地。李强积极地推动了外贸体制的改革。
李强在外贸部分管海关10多年，实践中他深深意识到，海关作为外贸部一个局这种体制很不正常，不符合国际惯例。他认为，不应该是外贸管海关，而应是海关管外贸。1979年海关代表团出访时，李强向国务院提议，出访名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而不用“外贸部海关管理局”。海关管理局终于改为“海关总署”，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1979年1月初，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来到北京外贸学院（现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向师生们谈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外贸人才应具备的素质问题。他讲话开头第一句就是：“空话不讲，开门见山”。李强提出，做外贸工作要具备很多条件，在新的形势下，除了学好方针政策外，至少要会一门外文，要精通业务，还要懂得经济地理以及世界上通用的法律、保险、专利等各种知识；他强调既要注重在学校基础知识的学习，更要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
他说：“我们的贸易只占国民生产的4％，一年对外贸易几百个亿，是太少了，今后也许进口和出口各1000个亿。外贸要有大发展。”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经济战线上的形势，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4月9日，李强在华东组发了言。他认为目前经济发展过热。向外国借款，应注意偿债率问题，我们不能完全靠贷款发展我国的经济；搞建设必须坚决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有人吹牛，可以借给我1000亿美元，实际真正借钱时，条件就多了。一是利率高，二是借来的款只能买他的东西不能买别人的，三是还要考察偿还能力。关于引进技术，不要过分乐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搞得过快是不行的。首先，因为我们的工业基础落后，底子薄弱；其次，我们的管理机构官僚作风严重，许多领导不懂技术，不懂经济管理，往往是按‘长官意志’办事；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水平低，人家一个技术条件高的工厂，技术力量占50％，一般企业也要占30％，我们的工厂就没有；最后，我们没有一整套经济法律，说了的话，决定了的事可以随便取消和改变，签了的合同可以任意不履行。
李强还谈到外贸经营体制改革问题，他主张对内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对外要统一政策，充分运用我们的力量，实行联合一致的斗争，以达到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有利的贸易，如果分散对外，势必让外商钻空子从而造成损失。他指出，目前我国的外贸体制，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在某些方面统得过多，产销结合得不好，生产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层次较多，手续较繁，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一切经过试验，变动不宜过大过快，有把握的可以先办，积极、慎重、有步骤地进行，不怕小乱，防止大乱，不可一哄而起。
他谈到外贸部今后的改革设想：一是关于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具体项目的谈判，由引进部门、外贸、银行、制造部门和科研部门共同组成谈判小组，统一对外。技术谈判，以引进部门为主，有关部门参加；商务谈判，以外贸部门为主，有关部门参加，谈定后外贸部门签订合同。二是一般物资进口属于大宗物资进口由外贸部门统一经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进口计划，由使用和分配部门提出订货卡片，经物资总局审查汇总后由外贸部门统一订购，一般商品的进口要在统一对外的原则下简化手续，适当下放，技术规格复杂，专业性强的商品，外贸部门要吸收使用部门参加谈判，必要的组织出国考察和技术谈判等，并由外贸部门签订合同，零星分散的商品，在外贸部门同意下，也可由用货部门对外订购。三是改进出口贸易的经营体制：继续实行工贸合一的外贸企业的试点等。
1979年11月，李强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写信，就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想法。除了利用外国贷款等外，他还提出企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政企分家、要有经济法律、要建立社会保险，要以法规代替长官意志等。在信中，他提出要尽快订出经济法律，设经济法院。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要受法律约束。有纠纷，要法律来仲裁，就像现在对外贸易中同外国人打官司那样，追究经济责任。外贸公司可以走出国门，甚至成立跨国公司。他说：“外 贸部门今后的任务会有变化。我们除了做好外贸管理工作和继续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外，打算逐步地走出去做生意，在国外建立一些公司，可以是跨国公司，也可以中外合营；可以做同完成国内进出口计划结合的生意，也可做其他生意，经营别国的商品，把生意做活。”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几个月，李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重视科技、重视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他几十年经济工作的切身体会：
“……要实现四化根本立足点显然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依靠我国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外贸专门人才，光讲杀开一条血路，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同形势的发展很不适应。要下力量培养，要帮助现有的外贸干部提高专业知识，支持他们的工作，接受他们的好建议，尊重他们的意见。”[1]
1981年3月，李强任国务院顾问。
1982年，李强离开外贸部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李强经常到各地考察，他讲的最多的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1985年去安徽视察时，他提出，对科技人员、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钱而生活，他们专心致志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生活上能过得去就行了，要求并不高。但在研究工作上，必须为他们创造条件，工作条件第一，生活条件第二。比如，科技人员存在知识更新问题。这应当给予重视和解决。因为他学好了，反过来便能帮你解决更多的问题。”
他指出：“要用人之长。有些人在国内不怎么样，一出国却很能干事。现在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有三万是华人；研究尖端科学的18个中心中，华人当所长的有11个；搞航天飞机的一万多研究人员中30％是华人。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用人之长。”
“要靠自力更生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会高兴地把最新的技术教给你。《国际歌》中有句话：全靠自己救自己。苏联搞建设没有从国外引进许多东西，主要靠自己搞。苏联没有天 天讲引进，他搞上去了。不立足自力更生不行。巴黎统筹委员会最近把我国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由“P”级改为“V”级，放宽了对我们出口高级技术的限制，这对我们引进技术当然有利，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1]
1990年10月，85岁的李强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原延安自然科学院建校50周年校庆，他是这所大学董事会的名誉主席。他在校庆会上讲了话：“今天我作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老院长，回到母校。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关头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从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事业的先河，走出了无产阶级自己办高等理工综合大学的道路，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我很同意李富春同志在1940年开学典礼上提出的，我们要造就一批批‘革命通人，业务专家’。[2]”
1996年9月29日，一代“革命通人，业务专家”李强逝世，终年91岁。
注释
[1] 李强：《也谈重视和培养科技人才》，《人民日报》1980年6月13日。
[1] 李强在安徽考察时的讲话，1985年11月26日。
[2] 李强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庆上的讲话，199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