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少年五彩梦
1906年1月12日，即光绪三十二年的正月十八日，潘汉年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与潘汉年的诞生地——宜兴陆平相距仅几里，便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与金兵大战一百回合的古战场“百合场”。[1] 潘家宗祖——潘洪，本也是奋起抗金的一代名将，可却被野史以“莫须有”的罪名诬了个“奸臣”的坏名声，所以后世都与仕途不染。繁衍至近代，虽潘家在宜兴亦算得上是世代书香、一方名门望族，但是，宗族中依然遵循祖上传下的“潘家世代不可为官”的遗训，所以在那个乱世的年代难免门第衰落。
潘汉年父亲，名潘莘华，是清光绪末年的秀才。他并非才智平庸，不过乱世中也只得继续“遵守”遗训，以塾师为业兼行医术，且忙时还务农桑。 潘汉年母亲，名巫大宝，是潘家较兴旺时潘莘华所娶的妾，这一地位决定了她一生吃苦的命运，所以她把自己平生的一切希望和母爱都倾注于儿女。潘汉年是她所生的第一个男孩，母亲的含辛茹苦、无私奉献对潘汉年影响至深。
就在潘汉年出生的前一年，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建立同盟会，并鲜明地发出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号召。伴随着这20世纪初华夏大地滚滚而起的革命风暴，躁动、奋发、抗争的因子必然地注入了潘汉年的血液；同时，在故乡那如江浙女子般妩媚秀美的紫云峰下，恬静的阡陌，飘逸的云雾支撑着的古城情韵，又给了幼年潘汉年充足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
潘汉年两三岁时就随其父在塾堂读书，因天资过人，聪敏好学，唐诗宋词均能过目成诵，故深得父辈喜爱，尤其是外祖宣林圩吴氏更为疼爱。到潘汉年上中学时，因家境中落无力付学费时，是外祖的慷慨资助才使外孙得以深造。
1918年，有远见的父亲为了儿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日后也好有出息”，决然送潘汉年进了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学堂（凌霞学堂）。1919年暑假他趁腿部患疽疾辍学回家，在他父亲与伯父潘清华、叔父潘仲禄一起创办的陆平高小代课，与在陆平小学读书的好友于太和利用学校的揭示报创办了《小 研究》期刊；又效仿志士仁人慷慨陈词的演讲，开辟了同学们自己的演讲论坛，借此尽抒少年的一腔壮志豪气。[1]
192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潘汉年考入了收费低廉的常州延陵公学。此校虽设备简陋，但校长赵毅夫先生却热心办教育，被常州人誉为教育界的“甘草”，一批立志教育救国的优秀教员集于麾下。潘汉年的聪明好学和文学才能，很快引起赵毅夫和教员的关注，在他们的影响下，潘汉年不久就成了学校的活跃分子。
然而，因家境的日衰和祖母资助的无力为继，使潘汉年很难继续正常学习。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决定终止学业，自谋生路。学校曾竭力挽留这个才德兼优的学生，可潘汉年谢绝了。他只身来到宜兴县城，谋得了励志社小学教员的职位。
1922年的中国，是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帝国主义趁火打劫的多事之秋。孙逸仙正为北伐出征的艰难处境所困惑；而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则以其领导的北至长城、南达粤港，震惊寰宇的工人大罢工昭示天下。潘汉年敏锐地感受到了一场社会大变革来临前的震撼。励志社小学设施尚佳，在此潘汉年有条件订阅当时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尤其是两报涉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知识的各类副刊，对潘汉年具有强烈吸引力。与此同时，潘汉年还在此结识了一些与他经历相仿、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并结成了一个经常一起读书、讨论文学、政治问题的小团体，创办了一份名为《宜兴评论》的小报。
1922年暑期宜兴发生了一场学潮。直接起因是县教育局长周某依仗军阀势力，在教育界中饱私囊、横行霸道的劣迹而引发的“倒周”运动。在广大青年教师的支持下，潘汉年率领《宜兴评论》的同学们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最终导致了周某及教育界“四凶”的倒台。在这场运动中，周某曾以“谋反”罪加害潘汉年，使他吃官司而入牢，经多方营救，才被无罪释放。
学潮后，潘汉年又到了和桥镇小学短期任教，教学之余他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对文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924年秋天，他萌生了继续升学读书的念头，主动放弃了得来不易的教员职位，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来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
注释
[1] 储建冰、蓼订：《岳飞三驻宜兴考略》，《宜兴文史资料》第四辑。
[1] 潘可西口述、于太和补充、朱逸风整理：《潘汉年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宜兴文史资料》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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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生的十字路口
1925年初，潘汉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孤身闯入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考入了中华国语学校。
该校始创者是黎锦熙兄弟，办校的主旨是培养推广国语标准拼音的教育人才。但不久，由于社会现实环境的恶化和校长办学志趣的更辙，日渐冷落的学校只得被迫停办。当潘汉年再次面临人生选择且生活陷入困境之时，好友陈伯昂介绍他到了中华书局，担任了《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
从宜兴民间而来，深谙民间疾苦的潘汉年，其思想观念在上海这新天地里与各种新思潮发生了必然的撞击，并迅速地溅射出绚烂的火花。此时，故乡的一切都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所在，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泉源，他试着拿起笔进行创作。首先他以军阀孙传芳南下与卢永祥争夺地盘的战争为背景，创作了纪事体小说《避难日记》，陆续发表了《五姐妹》等故事。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根据母亲在儿时给他讲过的民间传说，即一个童养媳被婆婆虐待逼死，幻化为一只不断呜叫“苦哇，苦哇……”的小鸟的凄婉故事，用一夜的不眠倾其情感完成了《苦哇鸟的故事》这篇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及现实意义的作品，并将稿件投向当时由周作人主持的《语丝》杂志社。
不久，《语丝》35期上发表了《苦哇鸟的故事》[1]，同时还刊载了主编周作人写给潘汉年有关民间文学问题的复信。周作人在信中欣慰地写道：承你寄给我的《苦哇鸟的故事》，很是感谢，因为我也是喜欢这些故事的。他还赞誉作品“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潘汉年同中华书局的职工一道，踊跃地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华书局所属的印刷厂和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靠得很近，大学的中共党员常秘密在印刷厂活动，潘汉年遂与印刷厂职工陈铁庵相识，此人即是上海大学的中共支部成员，不久潘汉年由陈介绍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书局工会，逐步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2] 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间，潘汉年经阮仲一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1926年3月，由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领导的颇具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正式成立了出版部。潘汉年脱离了中华书局，应邀加盟“创造社”。
创造社出版部工作颇为繁忙，除出版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作品外，还要同时出版《洪水》、《创造》等杂志，尤其以《洪水》这一具有反帝反封建、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北伐等鲜明政治倾向的杂志最引人注目。不过出版部的工作则基本上是由几个很年轻的文学青年担当起来的，“潘汉年就是中心人物”，他带着其他小伙计以极大的热情把出版部搞得很红火。
潘汉年惊世骇俗地大声疾呼：
“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主义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1]
为了实现自己推崇的新流氓主义理想，潘汉年与叶灵凤独立创办了两种小型刊物，即《AII》周刊和《幻洲》周刊。《AII》以创造社出版部在三德里开办的门市部的门牌号“AII”而得名，它是小伙计们不甘寂寞的产物。因为当时“四周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使他们“日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乱语’……以打破那些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些四周围沉闷的炭酸气……”。与《AII》相比较，《幻洲》则无非是潘汉年等“小伙计”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欲追求和描绘的一片理想的绿洲罢了，它是叶灵凤唯美派的“象牙之塔”与潘汉年“新流氓主义”的“泼皮”反叛的混合体，是他们暂时徘徊“十字街口”，选择新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久便被查禁。
1927年初，潘汉年对其选定的革命目标已不再徘徊，他在给好友于太和留下的最后一信中兴奋地称：“……我跟郭沫若同志随军北伐去了，以后军事繁忙，行踪不定，我们通信的机会恐怕很少了……”
注释
[1] 张伟：《潘汉年的民间文学活动》，《民间文学》1987年第三期。
[2] 于伶：《怀潘汉年同志》，《解放日报》1983年2月27日。
[1] 姜德明：《潘汉年与“幻想”及其他》，《零落成泥香如故》1984年7月三联版。
·告别文坛的“文委书记”
1927年1月间，北伐征战中的国民革命军为增强革命军战士的思想觉悟，拟创办一个八开的报纸《革命军日报》。当时，已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与李一氓联名写信邀21岁的潘汉年赴南昌，并举荐其担任报社总编辑。
正当北伐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却叛变了革命，“四一二”的鲜血染红了 上海的南京路、霞飞路。继之，汪精卫也反叛，宁汉合流，神州大地，一下子坠入无边的黑暗……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汉年接受了党组织要其将政治部的部分共产党人撤回上海的任务，他克服种种险阻，终于把所有同志安全带回上海交给了中共中央。
此次回上海，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已经分崩离析了，在“十字街口”各自选择了人生的出路，有的倒戈投敌，有的颓废逃避，更有忠于信仰的坚定革命者。潘汉年在《我再回上海》一文中沉痛地写道：“……在1927年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个8个月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时细细回忆。末亡的中国，在这8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历史。——不要畏缩于严重的高压；只怪我们认错了‘时代’，当先不应该起了许多妄想”。
这以后，在上海霞飞路一间名叫“听车楼”的临街小楼里，潘汉年重新收拾起《幻洲》的事业，将他文学创作的目标更多地放在了如何教育青年人认识革命形势，怎样重新积蓄革命力量，作好思想及组织上的准备方面。在“听车楼”彻夜不灭的灯光下，《原来如此清党》、《复古的党化教育》、《时局与青年》、《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如投枪匕首似的政论与小品文从他的笔端涌出，直扎反动当局的心口。
1928年1月，当《幻洲》出版第二卷11期时便被以“反动”罪名查禁，从此，“听车楼”人去楼空。[1]《幻洲》的覆灭却未能泯灭掉潘汉年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和对文学的痴迷。不久，他的第一部处女小说集《离婚》便问世了。
1929年，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决定组成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担任第一任书记。潘汉年为平息“左翼”文化界的论战，加强文化界内部团结尽其所能，他多次找胡也频、丁玲、夏衍、冯乃超、阿英、冯雪峰等人谈话，把中共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想法传达给大家。
当时，夏衍尚在街道支部工作，还没有参与“革命文学的争论”。然而，“一种强烈的时代思潮，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都会引导或驱使一批青年走 上新的道路，而当他们走上新路的时候，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1] 夏衍几十年后回忆，当时他参与“左联”筹备工作并走上文学道路，连他自己也确是“惊奇”得很。
经过潘汉年呕心沥血的组织、奔走、呼吁、调解、劝导……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成立大会终于在陈望道先生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会上潘汉年代表党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讲话，并被推举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为了统一行动，又决定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并派潘汉年担任了这个“文总”的第一任中共党组书记。
自1931年初，潘汉年已完全中止了他的文学生涯，根据中共指示告别文坛转入地下。
注释
[1] 李一氓：《纪念潘汉年同志》，《解放日报》1982年12月3日。
[1]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145页。
·智勇双全的“特科”主将
周恩来从香港回到上海，着手筹建以“保卫中央机构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剪除叛徒、特务”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特科。[2] 从文坛上销声匿迹后，潘汉年因其身上“特殊”的素质被调往特科工作。
1931年3月25日拂晓，被特务捕获的顾顺章无耻叛变，并很快向敌人供出了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秘密地点，使十多位中共优秀儿女被捕，饮恨江城。接着，他又把叛卖当成一笔既可保全性命，又欲捞得金钱地位的交易本钱，要求见到南京的国民党首脑才肯出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武汉方面接此大案，自不敢怠慢，立即向南京密电呈报……
打入南京政府内部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即时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并迅速通过李克农、潘汉年向中共中央报警。26日，周恩来得知险情后，立即决策召来陈云、陈赓、李强等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和特科同志紧急议事，商量化险为夷，确保党中央安全的办法和对策。在潘汉年参与下，是日当夜，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派驻机关全部开始了大转移。[3] 不日，当徐恩曾亲率他的两位高级助手张冲、顾建中赶到上海，按照顾顺章提供的一长串机密地址突袭搜捕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和领导人住所早已转移，他们扑了个空
1931年5月，在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不久，原中央特科骨干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均从上海先后转移到苏区。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在周恩来的周密策划与安排下，是年6月新的中央特科重建起来。由陈云担任特科主要负责人，康生副之；并由他们分别兼任一、三科负责人；同时，正式从江苏省委调潘汉年到特科接替陈赓任二科科长，专门负责搜集情报与反间谍工作。
顾顺章被军舰押送南京后，为了在蒋面前邀功请赏，便无耻地出卖了在狱中隐瞒了身份，即将被保释营救的中共领导人恽代英和隐蔽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情报员杨登瀛。此外，他还给敌人出谋划策，企图将共产党中央一网打尽。
潘汉年通过中共尚未被破坏的情报渠道，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企图，又一次以特务和工部局搜捕全部扑空而了结。
处理完顾顺章叛变之事后，潘汉年又想起了曾经与他亲密无间，在龙华监狱牺牲的24位烈士中的5位左联文学青年。他发誓要为他们复仇，找出并除掉将他们从巡捕房引渡给国民党的元凶。他通过陈赓走时留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刘鼎（以后，潘汉年也正是通过他，与张学良结下不解之缘），几经周折找出了元凶——那位横行上海，血债累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通过商界摸清了其行动规律，并立即制定剪除王斌的方案，经向陈云等领导人作汇报后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最后，在特科“红队”周密部署下，这位杀害革命志士的凶手被击毙在上海龙门路上。
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敌人鹰犬已借叛徒的引线从四面向中共中央机关逼来，危机随时随地都可能再次发生。经过慎重研究、分析，在潘汉年的精心安排下，周恩来终于在12月上旬从上海安全撤离，乘船抵达汕头，从永定进入苏区，顺利脱险。在敌人叫嚣要清除在上海的中共机关之时，中共在上海的重要机关已全部转移。
在周恩来撤离两个月后，卑鄙的敌人为了离间中共党组织，制造了所谓的“伍豪启事”案，诬蔑“伍豪”等共产党人“脱离共党”。针对敌人的阴谋，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机智地花重金登声明辟谣；与此同时，又发出223号通知，将顾顺章开除出党。[1]
注释
[2] 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夏衍：《懒寻旧梦录》。
[1] 《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重建“特科”情报网
自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叛徒顾顺章大举破坏中共机关的阴谋成为泡影后，国民党加强了其内部严密防范的措施，潘汉年迅速调集党内一批情报精英，广泛联系和聚集了一批分属不同社会阶层和层次的专门人才，重建了特科系统一个更加严密的情报网。
潘汉年十分重视在敌人重要部门争取或安插我们的情报内线。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均受到破坏，潘汉年接管情报工作后，很快就通过特科情报部门一个女干部的社会关系，利用金钱收买了上海市法租界华人探长赵子柏，给我方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不久，赵还为我党追回了一大笔逃款。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计，在领取全总一次预算后，携款潜逃。这个会计还知道我们内部不少重要秘密，中央十分重视，要求特科尽快查清事情真相。当特科派人到这个会计的住处察看时，了无痕迹。为此，潘汉年决定让赵子柏侦缉这个会计的下落。赵立即派出法租界的侦探和侦缉队，很快就了解到这个会计已偕妓女到杭州逛西湖去了。他便以法租界巡捕房的名义，行文有关机关，随后派手下得力人员赴杭州把这个会计缉拿回上海交给我们，经查明，此人并无叛变行为，只想卷款逃跑，脱离革命过安逸生活。遂将其所得款项追回，把人交其农村家属看管。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亲自出面争取、教育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的沈××，长期埋伏，为我提供共产党叛徒自首的情况。沈×× 在大革命时期同左派有过联系。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苟全性命和生活所迫，投靠了CC 派干将吴开先。吴开先掌管上海市国民党组织部后，由于沈×× 不真心反共，工作消极，得不到重用，因此在市党部也无所作为。此人与陈云比较熟悉。潘汉年在征得陈云的同意后，就积极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让他长期埋伏在市党部组织部。沈×× 在潘汉年的启发帮助下，逐步得到了上司的重视，后在市党部组织部专门从事共产党员秘密自首分子的登记工作。初时，秘密自首分子常用假名、化名，不易查清这些人的真实底细。沈×× 就利用敌人工作上的一次失误，向上司提出秘密自首人员必须用真名，且应附照片，以防差错。他的提议得到了上司的首肯。特科通过他的情报，就能及时掌握叛徒秘密自首的真实情况，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潘汉年通过助手欧阳新，利用反共分子吴汉祺的关系，从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取得了绝密情报。当时，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手下有个情报人员叫吴汉祺，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的政工人员，后投靠吴醒亚门下，潘汉年想利用此人，从上海社会局打开缺口，获取情报来源。恰好潘汉年的助手欧阳新，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手下做翻译工作，与吴汉祺常有来往。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和宋庆龄、邓寅达等共同反对蒋介石，同反蒋的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往来密切，外间盛传他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潘汉年就要欧阳新假称自己还在为陈友仁工作的身份，去与吴汉祺叙旧，联系。吴知道欧的假身份后，也很想从欧处了解到社会民主党及欧、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有密切联系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反共情报，好在吴醒亚面前邀功。故表示愿意与欧进行友好合作。同时，欧在彼此接触中，还得知他在外边养有小老婆，手头很紧，急需要有额外收入。潘汉年、欧阳新就利用吴的弱点，一方面为他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有关社会民主党或国际劳工组织的情况，同时以提供情报费用的方式，按其所提供情报的价值，不时在经济上给以帮助。后来利用吴的关系，通过上海警备司令部获得了审讯向忠发整个过程的口供。随后，中央就命令白区和各苏区停止预定的一切悼念向忠发的活动。
广泛结交社会人士，从多方面获取情报来源，这是潘汉年作为职业情报工作领导者的拿手好戏。
早在1931年夏天，潘汉年与老朋友夏衍一同坐车去薛华立路，在杜月笙的洋楼里面见了一位神秘的主人，并指派夏衍与他单线联系。那位神秘的主人通过夏衍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半年后，那人才坦然地告诉夏衍：“大概你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吧？我叫杨皙子，杨度。”听到这个名字，确实让夏衍大吃一惊。
王绍鏊，一位老同盟会会员，章太炎的得意门徒，也曾效力于北洋政府。 当他在社会实践中终于觉悟时，潘汉年他们向他伸出了真诚之手，使他成为了中共可依赖的朋友，并参加了中共的情报工作。从30年代到40年代，一直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担负收集秘密情报的任务。
胡鄂公，辛亥革命后的鄂军水陆总指挥，也当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 后加入左翼社科联盟，一度靠拢共产党，成为中共的志愿情报人员。为中共情报部门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如“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通过亲日派签订的所谓“何梅协定”的内幕材料等。同时，他还帮助沟通了中共与冯玉祥的联系。
一次潘汉年刚刚把一批同志送上通往苏区的路途，并一路上百般谨慎，甩掉了尾巴。可是，刚回到家就发现意外，几个行动鬼祟的人不时在弄堂口闪出，他即刻意识到特务已发现了自己的住处，并已守候多时。然而，越在危机时潘汉年越显得冷静，他大声地叫喊家人给弄饭吃以迷惑敌人，趁敌人麻痹之时机智地从三楼阳台安全潜逃。
这次脱险后，潘汉年在上海的身份已相当暴露，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潘汉年秘密离开了上海，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的瑞金。
·担任中共谈判“特使”
从白区的恐怖中走出来的潘汉年，怀着对中央苏区的向往踏进了沐浴在灿烂晨光下的瑞金城。当时正是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中央苏区正在巩固发展，军队和地方都急需干部。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和潘汉年个人特长，任命他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以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当时在部里工作的还有毛泽覃、陆定一等，由于这一行对潘汉年来说本是轻车熟路，所以，他很快就把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抓起来了。[1]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淞沪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十九路军，是一支威震敌胆，深得国人爱戴的军队。然而，由于蒋介石与亲日派的破坏，十九路军遭到重大损失。为了沟通与中共的联系渠道，十九路军托曾是周恩来留法时的同学，并与之一道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培来到五台前线红军的指挥部与中共秘密接触，转达十九路军与中共合作之意。不久，蒋光鼐、蔡廷锴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带着蒋、蔡两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同陈公培一道到了瑞金。中共临时中央举行了重要会议，同意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
会后，周恩来即刻将潘汉年抽调出来，指派他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负责和十九路军的徐名鸿进行谈判。潘汉年接受了任务，但他的工作不时会受到干扰，竟然使双方谈判举步维艰。正在 这时，毛泽东、朱德捎来口讯，要亲见徐名鸿，终于消除了双方的误解，不到一个月谈判就获得了初步成果，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根据《初步协定》中“互派全权代表常年互驻”的规定，是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赶赴十九路军驻地福建。11月上旬，潘汉年乘坐福建方面派来的汽车经泉州、莆田到达福州，住进了绥靖公署。随后，作为秘书的黄火青也赶来了，并与他住在了一起。[1]
此时潘汉年由父母包办成婚的妻子许玉文，千里寻夫来福建，被国民党地方当局发觉而遭关押，身陷囹圄。十九路军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将许玉文保了出来，并护送到潘汉年的住处。两人相见，悲喜交集。此后，他们有过一段相依相伴的日子。
不日，中共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又在福州城继续进行。潘汉年先后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洽谈；并通过十九路军的梅龚彬、陈公培等人，了解到福建方面的有识之士正全力在推动上层与共产党红军合作的情况。
1933年11月20日，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终于爆发。上午9时，“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公开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祸国殃民的南京政府”的口号。潘汉年获此情况后，立即给中共中央草拟了两份电报，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配合十九路军的义举。
早在事变前两个月，蒋介石纠集百万之众向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 而此次“福建事变”的发生，着实让老蒋大为惊恐，认为福建与红军一旦合作，将是他的灭顶之灾。然而，“左”倾的临时中央又一次坐失了与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的良机，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随后，蒋介石的嫡系共30万人马从海、陆、空三方面向福建政府合围过来，很快就将新生的“福建人民政府”扼杀于摇篮。
正当中共中央为撤退苦思良策之时，从广东传来消息：粤系军阀陈济棠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有与中共的红军通过谈判谋求互谅互让的意愿。精明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是个争取红军最佳转移路线的好机会。于是，他即将潘汉年召到中央党部，派他和红军负责人何长工一道作为红军代表前往筠门岭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同时与他们约定以“鸽子飞了”的电报作为召回他们的暗号。
5月，潘汉年与何长工整个一连人马去了筠门岭。在与陈济棠的谈判中， 他们竭力排除“左”倾路线的干扰，明智、灵活地放弃了一些对陈济棠不现实的条款，在军事项目上增加了“可以互相借道”的条款，为后来红军向外转移提供了重要的通道，大大减轻了损失。
谈判成功后，潘汉年接到了周恩来拍来的电报“鸽子飞了……”。[1]
1934年10月，中央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由于“借”道陈济棠部队的防区，使红军几乎不受惊扰地行进了上千里。
注释
[1]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五辑，刘晓：《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
[1] 薛宗耀、方长明：《潘汉年同志在福建事变中的革命活动》。
[1] 何长工：《同陈济棠部队谈判前后》，《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长征中走出的“港商”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终告结束。这时，新的党中央为了确定正确的行动路线，迫切希望沟通长征初期与外界失去的联系，特别是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渠道，决定派代表去苏联，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为此，潘汉年继先期出发的陈云之后，也奉命离开中央前往上海，并计划从沪赴莫斯科。[2]
潘汉年以“港商”身份混入“云土”（鸦片）贩的行列，利用“云土”贩子们建立的“黄金通道”顺利通过了云贵，进入广西，奔赴上海，并顺利地与始终支持中共的宋庆龄取得了联系。
1935年3月5日，经宋庆龄安排，潘汉年与先期到达的陈云以及陈潭秋、杨之华一同登上了去海参崴的轮船。他们终于在7月中旬安抵莫斯科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正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主力红军到达陕北；次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战略大转移的长征胜利结束。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派员与中共方面联络，寻求同中共进行和谈的途径。最后通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达南京政府的信息，要求中共迅即派员去南京联络国共谈判事宜。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研究后，同意了邓文仪转达的要求，并最终决定由潘汉年担此重任。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正面接触，这是国共两党代表经过长期内战之后在异国进行的一次重要会议。1936年4 月，已把共产国际联系密码熟记于心的潘汉年与胡愈之一起经欧洲转赴香港。
在莫斯科期间，潘汉年曾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车站接待从巴黎而来的胡愈之。他从胡那里得知了中共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的关系作驻守西北的少帅张学良的工作，争取其联共抗日策略已初见成效的消息。潘汉年预感到无论国际国内，不久必将出现重大的历史转折。
注释
[2] 于伶：《怀潘汉年同志》，《解放日报》1983年2月27日。
·参与国共秘密会晤
1936年7月，潘汉年他们到达了香港。在给国民党的陈立夫发出信函等待消息的间隙，潘汉年趁此拜见了当年的老朋友，救国会在港成员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并让胡愈之去上海接地下党员负责人冯雪峰来香港。[1]
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代表陈立夫专程赴香港接潘汉年。 在一处咖啡屋里，风度翩翩的潘汉年与年轻气盛的张冲接上了头，两人都用俄语侃侃而谈，俨然是老朋友见面。经过一段洽谈，张冲正式提出邀请潘汉年赴南京。到南京后，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曾养甫（在此之前曾养甫曾通过别的渠道与共产党北方有过联系），正式谈判中双方都各自陈述和强调本方对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基本主张与条件，没能涉及实质性问题。鉴于此，曾养甫建议潘汉年回陕北，征得中共对两党合作的意见后再回南京。
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与冯雪峰、刘鼎见面，并通过杜重远的关系在法租界约见了当时在沪的少帅张学良。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他顾不得路途劳累，即向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到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初步会谈后的情形。为了加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合作进程，中共中央专门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中共全权代表。[2]
在潘汉年第二次受命前往南京前，还有过一次只身潜入西安拜见张学良的经过。
当时，西安局势险恶，军统活动猖獗。然而，潘汉年却敢与刘澜波一道 前往，这使正因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心情抑郁的张学良感慨不已。 此次，他们之间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潘汉年向张学良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一针见血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抗日很为有利，我们应该援助绥远军民抗日，而不能再打内战。现在，全国都在关注着援助绥远的行动，还望副司令不负众望，为民族抗战多多出力……”
张学良终被眼前这位年轻文雅，而又气宇不凡的共产党人那慷慨激昂、字字牵心、晓以大义、高屋建瓴的透彻分析征服了。不久，中共与张学良联合抗日的谈判就正式开始了。9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奉命从西安出发，携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踏上去南京的行程。
到上海后，潘汉年即刻与同中共有密切联系的宋庆龄见了面，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从此时开始，潘汉年与宋庆龄之间逐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共通过潘汉年让宋庆龄更进一步了解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决心。随后，潘汉年又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去拜见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并向他们详细说明了中共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见了面。他将周恩来致陈氏兄弟、蒋介石的亲笔信面交陈立夫。就在双方谈判正在进行之时，蒋介石却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一时间，西北战场再度狼烟四起。陈立夫提议：“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明确回答：“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1]
为了回击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在收到潘汉年的汇报后，于11月18日发出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21日，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红军在山城堡一役就全歼了胡宗南的一旅两团，给了蒋介石迎头一击。在军事进攻失败和国内外的压力下，陈立夫向潘汉年再度发出了第二次谈判的邀请。
11月19日，国共双方恢复谈判。
注释
[1] 胡愈之：《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人民日报》1983年7月14日。
[2] 陶柏康：《抗战前夕潘汉年同志与国共谈判的史实汇订》，《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八期。
[1] 杨圣清：《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红旗出版社出版。
·参与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宋美龄找到宋庆龄，恳请二姐与共产党联系。宋庆龄立即想到潘汉年。 潘汉年答应了宋庆龄的请求，决定去会晤宋美龄。[1] 为了避开日本特务及何应钦手下的监视跟踪，潘汉年在车到南京前提早在尧化门下了车，独自雇了马车直奔宋公馆。潘汉年告之宋美龄：“据我们所知，张、杨两将军只是为了劝谏，并没有要杀蒋先生的意思。”听潘汉年对事件发展的分析后，宋子文、宋美龄即提出想亲自赴西安见蒋，但又生怕中“请君入瓮”之计，安全无保障。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潘汉年给他们推荐了一位能保住蒋介石性命的“保镖”端纳先生。端纳，这个祖籍苏格兰的澳大利亚人，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渊源。 他曾因披露袁世凯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而名震新闻界。1928年他当过张学良的顾问；而1934年他又是蒋介石的顾问。
潘汉年的提议，立即被宋氏兄妹接受。于是，端纳带着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向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汉年为了张学良获释、国民党军队撤出西北，与张冲又进行过多次谈判。
4月，潘汉年又从上海陪同周恩来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继之又同宋子文、陈立夫为两党政治合作问题会商。
注释
[1] 于伶：《怀潘汉年同志》,《解放日报》1983年2月27日。
·上海滩上的特殊战斗
1937年6月，在上海爵禄饭店，潘汉年与分别了五年的老友夏衍又相见了。潘汉年是作为中共上海工委的负责人来见夏衍的。夏衍近几年在上海主要是做救国会的工作，受了不少委屈。见到久别的朋友与上级领导，心情很激动。
潘汉年对老友夏衍说了一些安慰话，明确告诉他：“对于你这几年做的工作，特别是打开联合战线，中央是不会不知道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潘汉年对夏衍郑重地交待：“国共合作已成定局。党的工作也要自觉适应形势的转变。”他估计今后可能不少救亡团体、国民党人要 求参加到救国会里。他吩咐夏衍要表示欢迎。
没过几天，潘汉年又对夏衍强调：“上次和你谈话的意思，中央已同意。 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并同时把周恩来想见夏衍的消息告诉了他。
月底，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潘汉年即刻带领夏衍上门拜访，并让夏衍向郭沫若详细介绍了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文化界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把夏衍给他当助手的事当面作了交代。
1937年夏，潘汉年根据周恩来“要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日报”（“文救”即文化界救国会）的指示，同郭沫若、夏衍一起找到当时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的国民党头面人物潘公展。经据理力争，潘公展同意由郭沫若出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出版，还愿拿出500元帮助筹办。《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终于在上海创刊。[1]
潘汉年拿起了笔，先后撰写了《从辛亥以来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抵抗》、《为什么不动员起来》、《全面抗战释》、《召集国防代表大会的建议》、《坚定民族胜利的信心》、《加强我们的团结》等文。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国民党官员们仓皇逃命。潘汉年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撤退。经过缜密分析，选择了当时尚未对日本宣战的法国的一条三万吨级的“皇后”号豪华货轮作为运输工具。在情报人员的周密安排下，先后将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夫人和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转移至香港。
12月下旬，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秘密潜入上海的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停泊在此的法国邮轮“A 提伯爵号”，离开上海到香港。
不久，他就出任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担负中共在南方各省的领导工作。
注释
[1] 吴景平：《为全面抗战路线而战斗》，《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辑。
·
·“十二月党人”的爱情
1938年潘汉年离开香港，奉命西行转道西安。不久，回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的负责人。为了 社会部的工作，他向组织部提出：希望调一位在港沪等地有较广泛社会关系的同志来当助手。就这样，董慧——一个香港大银行家的千金来到了潘汉年的面前。
少年时代，董慧在广州真光女中读书。在校时对文学很痴迷，培养了她开朗、激进的个性。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由她陪同潘汉年去香港。1939年5月，他们经过西安、重庆等地辗转才到达香港。
董慧按照潘汉年的指示进入了父亲的银行，当上了一名高级职员。从此，她以此身份为掩护掌管起沪、港两地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经常往返于香港与上海之间，把一份份情报传递到沪港之间的中共领导人廖承志、刘少文和潘汉年手中，开通香港发往延安的秘密电台。董慧父亲也在女儿的影响下，向延安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次就以个人名义向延安捐赠了一万大洋的医疗药品。
在共同的革命交往中，董慧逐渐对潘汉年熟悉起来。1940年，潘汉年与董慧结婚了。他们一同往返于沪、港之间，将重要情报即时送给党中央；将危急中的战友送往安全地区。
·无所不能的情报工作
1939年春，潘汉年到战时陪都重庆，就住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时他的真实任务，是为党建立更为可靠的情报网物色对象。他从延安社会部把电讯人员吴铁铮、刘人寿调来重庆，经过学习后将他们分别派往香港。[1] 在香港，他又派唐瑜经昆明、越南去了仰光。
潘汉年负责中央社会部后，着手组建了华南情报局。那些先后被派遣的同志不少打入敌人的内部，有的甚至潜入到敌人的上层，或来往于敌伪之间。
较为典型的是从廖承志处调来，作为潘汉年情报助手，代号“老太爷”的张唯一。以及经张吸收并领导的陈曼云、张建良、梅黎、高志昂等一批优秀情报干部。
1939年8月，日本在其占领的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梅花堂”。除此之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有一个由副总领事岩井英负责的情报部门，对外称为“岩井公馆”。此两个情报机构，是直接为日本侵略中
国，进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服务的。而这时的上海，尚有部分租界属英、法管辖，这也就为英、法、美、苏各国以及国民党、共产党提供了从事情报工作的活动空间。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社会部为了满足延安中枢机关对情报的需要，除了把香港作为重要情报据点之外，同时也将上海作为了情报搜集的最重要基地。为了在港、沪之间建立有效的情报联系网，1939年下半年，潘汉年把香港情报据点工作安排就绪后前往上海。他指派张建良和董慧担任交通联络，张建良主要是利用其对上海特别熟悉并有多层复杂社会关系的优势来往于香港与上海之间；董慧则以在其父亲董仲维创办的道亨银行和上海分行之间的业务联系做掩护，频繁地来往于香港和上海。
潘汉年经过慎重选择让一个大革命失败后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以后又由他吸收入党并参加情报工作的袁殊，打进了日本的“岩井公馆”。没多久，他真的就成为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的高级职员。[1]
从此，中共中央所需的情报便从各方面渠道源源不断涌来……
潘汉年通过不同渠道获得较准确地预见出日本有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征兆。同时，他又从日本岩井情报机构获取了“日本陆军方面欲向太平洋周边诸国扩张，其主张已得到天皇裕仁的支持”这一重要情报印证。
当时，在日本上层，主张与德军东西夹击进攻苏联的人占据着主流派地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日军挥师北上在中国东北——即伪满洲与苏联交界一线，连续发动的“哈桑湖战役”和“诺门坎战役”，尽管都没占到便宜，但可视为一种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是为日本大规模北进而进行的投石问路。
因此，多数人判断日苏战争已迫在眉梢，不可避免。
此时，潘汉年却从自己的观察中觉得：作为岛国的日本，要求得自己的生存，便欲牢牢控制住太平洋上众多岛国，非如此，不可能继续保持其发展的强势。虽然，当时在日本政界，主张南下的只是少数派，可却得到了天皇裕仁的支持，在皇室中有相当强有力的后台；且控制了海军，在陆军中也有一支劲旅，只要一旦时局与内部政治均势被打破，少数派就可能迅速拥有最大决策权。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证明自己的分析，潘汉年巧妙地动用了打入日本情报内部的“线人”——袁殊。
情报不断地汇集到华南情报局及潘汉年的手里。日本的军事动向与预先的推测愈加接近。最后，他作出了日本即将南侵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次大陆的结论，并随即将这一重大情报电报了中共中央。[1]
果然，就在他发出情报不到半年，即当年的12月，出乎大多数人预料，以“珍珠港事件”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战了。
在完成这一重大情报任务后，为了给中共中央应付国内外复杂形势、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可能的情报依据，潘汉年又及时向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为与中国实现“全面和平”所搞阴谋的情报；并将掌握的大汉奸周佛海与国民党军统互设电台、互通消息的相互勾结，以及蒋介石和军统拉拢日伪头面人物的电文等证据，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中共中央。这些情报为中央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卖国的丑恶面目，阻止投降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极大地保护了根据地及广大群众的安全，使得敌后根据地一次次有准备、有成效地粉碎了敌伪的进攻。
潘汉年策划调派中共地下党员关露打入汉奸首领李士群身边。
李士群其人经历十分复杂。他出身寒门，在上海求学时就参加过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1927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加入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32年被捕后自首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
抗战爆发不久，李士群脱离“中统”投奔日本，充当了汉奸。以后他又到上海日本驻华使馆官清水董三手下做情报工作，并深得赏识。汪伪政权建立后，李士群又与汪伪合流，取得了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及江苏省长的要职。当他看到中共实力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后，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共方面传递信息，表示愿与中共联络，尽量为抗战出力。
李士群还指名道姓要与他过去关系密切的胡绣枫（当时在延安）作为双方联络人。经过潘汉年请示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最后决定派遣胡绣枫之妹，知名女作家、中共地下党员关露到李士群处工作。
不久，关露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叶剑英派遣，带着上海地下党交给廖承志在香港的地址起程。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关露按约在一家饭店里与廖承志、潘汉年见面，潘汉年仔细地向关露介绍了到李士群处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就这样，关露按组织的指示，以朋友的身份频繁出入于李士群公馆。表面上好似陪他们喝茶、打牌、聊天、吃饭，实际上是做情报工作，将所闻所见的情况及时通过吴成方，向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报告。在任何时候，关露都牢记着潘汉年给她的告诫：“有两点千万切记： 一点是，你在李士群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另一点是，以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绝不要辩护！”[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了在上海的所有租界，并对上海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战略封锁。潘汉年又在汪伪集团里的两面分子中寻找到了突破口，并利用他们在日军占领的薄弱部分建立了好几条上海至解放区的交通线，即安全“通道”。有了这些“通道”，保证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按党中央指示撤离的任务；同时，还保证了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军火等物资安全运出。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守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一批人撤退。由于这一次撤离较前次人员目标更大，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潘汉年与刘晓商量，拟另辟一条新“通道”。潘汉年找到了与中共有过情报联系的李士群。李士群特指派手下胡均鹤专程赴镇江具体布置潘汉年一行的撤离路线。
是年11月初的一天清晨，刘晓最先来到南京路与四川路之间的一家旅馆开了房间等待。不一会儿，王尧山、张本、赵行一等也到了。第二天一早，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了广东路一商号。没多久，“小开”——潘汉年便来到商号与大家会合。在他给大家作了简短交代后，他们便分乘二辆出租车直奔上海火车站，坐上了开往镇江的二等车厢。
车到镇江，果然有人来接。原来这正是李士群派来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
潘汉年一行被安排住进了有名的金山饭店。当天下午，在胡、刘两人的陪同下他们还游览了金山寺等名胜。这一切，着实让王尧山惴惴不安。[2]
第二天，潘汉年又对大家说：他们要请我们去吃饭。这时，刘晓对是否接受邀请有点犹豫。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潘汉年不得不做必要的解释：“我们不必担心！胡、刘两位汪伪军官，都曾是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逮捕而自首叛党。不过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现在他们知道跟汪伪无好结果，所以想
为我们、为抗日做些好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接受他们的邀请，会使他们从心里感到共产党没排斥他们，这对他们的转变会起大作用。”这样一说，刘晓也表示同意了，于是他们就应邀赴宴。
在胡、刘的护送下，次日清晨，潘汉年一行乘一条机帆船向仪征方向驶去。到达仪征后，他们小住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由刘毅陪同，经过十多华里的山路，终于最后越过了封锁线。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按照中央指示继续指挥上海方面的情报工作。
注释
[1] 尹琪：《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引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尹琪：《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刘人寿：《忆潘汉年同志及他所领导的上海单位的若干情况》，《回忆潘汉年》。
[1] 萧阳文：《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
[2] 赵先：《所谓“镇江事件”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期。
·从香港“大营救”到被挟“会汪”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飞机的偷袭下，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到毁灭性打击，太平洋战争终于拉开了帷幕。几乎同时，往日繁华的香港也日渐吃紧，日本飞机也飞临其上空开始了轮番轰炸。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给在港的潘汉年、廖承志、刘少文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们迅速设法把香港的大批知名人士营救出来，并负责安全护送他们去东江根据地或南洋。
由于形势的迅速恶化和日本间谍的猖獗，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以及设立的秘密电台都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港、沪之间的电讯与交通也已全部中断。风云突变的形势和日益逼近的危险，使营救转移的难度加大。
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一位姓叶的情报人员赴香港，协助廖承志他们完成这次营救知名人士的艰苦任务。但当人选确定后，一些同志不安起来。认为，小叶出身于富豪之家，在家时花天酒地；参加革命后因家里有钱，大少爷习气较多。基于这些，一些同志对派遣他协助撤离不放心。
潘汉年严肃指出：“中国有句古话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共产党应当善于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我们不应该衣冠取人，更不可以对其不信任。小叶在敌伪方面有一个合法身份，此去非他莫属！”
不久，小叶就以合法身份到了香港，与廖承志他们取得了联系，向在港的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即刻同在港同志一道着手营救工作。
要完成转移任务，必须打通各处关节，这就急需大笔活动资金，可在港中共组织一时又难以凑齐。正当潘汉年他们万分为难之时，小叶却不动声色地抵押了自己的全部家产，由此在香港借到了一大笔通用资金。
东江纵队派出一支营救在港知名文化人士的突击队，过关夺险，星夜兼程地来到了秘密接应地，就这样，夏衍、蔡楚生、柳亚子、茅盾、于伶、司徒慧敏等大批知名人士被营救出香港，安全地转送到了东江游击区。接着，梅黎、张唯一、孟秋江、王绍鏊、于毅夫、恽逸群等中共在港的秘密工作人员，也在处理完必要的事务后撤离香港，乘船顺利到达上海。
1943年春末夏初之交，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日伪军又将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传言四起。新四军和华中局因未得到确切情报，难以进行反“扫荡”部署。这时，与上海方面和与胡均鹤的电讯也出现了故障，因此，就难以实现从李士群处直接获得有关日伪军“扫荡”的情报。
在此紧急时刻，潘汉年向华中局的饶漱石提出了愿再次亲赴敌占区获取情报的请求，饶漱石表示了同意。潘汉年即带上政治交通员何荦上路，越过日伪“封锁线”再次冒险经镇江进入上海。
到达上海后，潘汉年首先与在沪坚持工作的张唯一、刘人寿等人取得联系并了解情况，随后即约见胡均鹤。与胡均鹤见面后，潘汉年提出了直接见李士群的打算。胡却告之李不在上海，要见只能去苏州。潘汉年考虑后，同意了第二天由胡陪同前往苏州的计划。可当他们抵苏州后，李士群的家人又称，李因故已去了南京，说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汉年决定去南京。当胡均鹤陪潘汉年到达南京李士群家时，迎接他的不是李士群，而是其“特工总部”的另一头目杨杰。
杨杰很恭敬地对潘汉年道：“李先生今天去见汪主席了，要我代表他在此恭候潘先生。”接着又将其他一些汉奸头目给潘汉年作了介绍，并在当晚宴请了潘汉年。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终于露面，并与潘汉年正式会面。谈话中李却不谈有关与新四军的联系问题，却首先谈了一通所谓的形势，称日本正想依靠重庆方面搞什么“和平运动”。
他对潘汉年说：“汪主席目前处境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他想与你见见面。”李此举的意图：一来是想壮一下已日益孤立的汪伪政权的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二是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角逐中多一点筹码。
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潘汉年已无法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中央。到了这一步，断然拒绝见汪是不明智的，这必须遭致李士群的反目，不仅失掉重 要情报来源，也会失去继续利用和争取李士群的机会。他经过反复判断，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以争取从李士群处获得情报。至于与汪见面，只要自己掌握好原则和分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天下午，潘汉年在胡均鹤陪同下驱车来到汪精卫公馆。汪在客厅迎候，并把手伸向了潘汉年。在整个会面中，潘汉年始终坚持中共对汪的原则立场，所以，会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以后，潘汉年立即返回上海，并从与李士群的晤谈中搞清了日伪军队暂不会有大规模军事“扫荡”行动的情况。
回到根据地后，潘汉年在向饶漱石等领导汇报关于“大扫荡”所获的军事情报后，却出于一种复杂心态，把“被挟会汪”的情况隐瞒了下来。这智者千虑中的“一念之差”，却给若干年后的潘汉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
不久，潘汉年从淮南根据地回到延安，他先后参加了根据地整风和延安的“七大”，以复杂的心态、隐瞒的方式躲过了数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天生的患得患失的思想弱点，却使他错过了一次次澄清事实的良机。
十年后，当他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向中央交代当年被隐瞒了的这一历史事实时，曾经保护过他的毛泽东震怒了，立即挥笔写下“此人以后不可信用”的断语。从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使其含冤入狱。
·黎明前夜的卓越奋斗
1945年8月以后，中央为开辟东北根据地，派去了彭真、陈云等重要干部，潘汉年与董慧也曾一起前往，在东北局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次年4月，回延安不久的潘汉年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偕董慧从延安经南京来到上海，继续主持统一战线和对敌隐蔽斗争，领导留沪的情报人员张唯一、刘人寿、陈曼云、张建良等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情报工作。几个月后，他又同董慧以及夏衍、张建良等一起，从上海飞往香港。
这时的香港，又恢复了它作为一个特殊政治地域的地位。英国重新获得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但其自由的特色却比过去更加突出。潘汉年到香港，一是主持和指挥中央情报部系统在香港以及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二是对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主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著名记者徐铸成不惧威胁，决意在香港出版《文汇报》，故他为此秘密来港，通过夏衍和张建良找到了潘汉年。
潘汉年十分支持《文汇报》在香港复刊，为徐铸成及报纸的复刊四处奔走忙碌，很快促成了香港《文汇报》的正式出版。报纸发行后，他又非常关心其宣传方式。为了不断争取读者，又不至于被港英当局查禁，他在鼓励的同时再三告诫徐铸成：“要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以后，这份在特殊时代创刊的香港《文汇报》越办越好，成了香港独具新闻特色的名报。[1]
1948年1月，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推进，香港这个“自由港”内重大政治事件不断。就在这个月，民主同盟领导人在香港召开会议，决策重建“民盟”，并恢复活动。与此同时，李挤深等国民党的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
面对这一大好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势，中共中央即时发布了“五一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潘汉年等在港中共人员，立即将党中央的主张在民主党派中进行了广泛宣传，使党的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终于促成了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无党派人士于5月5日共同发表联合通电，表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呼吁国人共策进行。随即一场促成“新政协”的运动有声有色地在香港开展起来。
为了新政协的筹备和顺利召开，中共中央要求潘汉年有计划，分期分批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而且，每个民主人士的离港都要一个个面谈，征得本人的同意。由于潘汉年当时是在港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并在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中颇有威望，所以，与民主人士见面也多由他亲自前去。
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潘汉年与当时在港的夏衍、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钱之光以及妻子董慧一道，为使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忘我工作。经过艰难工作，最后终将350多名知名人士分批送往东北、华北解放区。
对于潘汉年的这段功绩，34年后中共中央在为他平反的文件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
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
1948年9月至1949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发动的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取得空前的胜利之时，香港却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角逐斗争的前沿。
此时，中共香港工委的方方、尹林平奉命离港，潘汉年作为中央情报部和上海局在香港的代表，承担起了工委的全部领导工作。
1949年初，国民党在战场上全线崩溃之际，为了挽救败局又发动了新的“和平”攻势，特让桂系人物黄绍竑到香港通过“民革”关系求见潘汉年，以图向中共再次表明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潘汉年应邀在与黄绍竑有密切关系的黄恕之家里与其见面。谈话中，黄绍站表示他愿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起从事和谈的意愿，希望潘汉年与中共中央联系。潘汉年当即表示可以转达。最终，促成了黄绍竑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的北平和谈之行。
和谈失败后，黄绍竑回到香港，不久就宣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把在香港搞贸易多年的黄恕之介绍给了潘汉年。黄恕之主动提出愿通过中情部为天津中共方面提供贸易帮助。就在黄恕之第一次租船运货去天津时，潘汉年却巧妙地安排何香凝、廖梦醒等人登上了此船，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是一个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它控制着全国的煤炭、钢铁、石化、电力、水泥、机械、造纸、有色金属等一大批企业，有总数达六七十万人的员工，其中各类技术人员就有两三万人。1948年底，预感到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下令将南京的大工厂撤往台湾。
资源委员会负责人、著名科学家孙越琦以及前任负责人钱昌照出于正义感，设法阻止这些“资源”撤走，他们通过地下党与潘汉年取得联系。潘汉年立即约见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负责人，就抵制撤迁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阐明中共的有关政策，鼓励他们起义。最后，资源委员会的员工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起义。
当南京、上海获得解放时，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这两个系统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财以及档案资料都被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第一笔财产。毛泽东发去了热情的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对于这段往事，孙越琦有这样的回忆：“当时主要负责人凭各人关系分头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财务处长季树农通过他的侄子地下党员季崇威的介绍和张锡昌单线联系。副委员长吴兆洪于1949年初到上海后，即与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联系。龚饮水、吴克坚同志单线与地下党员戴崇义会见。在港的前委员长钱昌照先生与夏衍同志联系；委员长孙越琦与罗哲明联系，后来指点孙越琦先生北上的是乔冠华。不久，吴兆洪也去港，通过王芸生向党的地下组织表达了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决心。当时，由于地下工作纪律严明，党内有关同志，互不相知。但追本溯源，其主事者，实是潘汉年。”
始终领导和关注这一事态发展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对潘汉年他们为配合资源委员会抑制企业搬迁和员工起义成功所付出的心血，给予了一个极为形象的高度评价，称他们的工作“整整把国民党一个重工业部‘端’过来了！”
这以后，潘汉年又把精力集中于策划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上。当时，两家航空公司中的有识之士已对国民党不存希望，不愿追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他们通过在港管理人员何风云的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并告之酝酿起义的打算。
何风云早就通过于伶介绍与潘汉年建立上联系。通过这一渠道，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与潘汉年见了面。潘汉年当即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积极评价，给他们分析了形势，指出了起义的光明前程，并与他们共同就起义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在中共香港工委的大力支持下，两航人员终于在刘敬宜、陈卓林等带领下，于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宣布起义，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投入新中国的怀抱。随后，他们从香港将12架飞机安全飞到了北平和天津。
“两航起义”后，国民党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国民党招商局等纷纷起义。
注释
[1]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徐铸成：《潘汉年同志与香港文汇报》。
·新中国第一城的管家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三天后，渡过长江天险的百万雄师就攻占了南京。正在此时，潘汉年接到李克农发出的 急电：“即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急来北京接受新任务。”[1]
潘汉年与许涤新、夏衍及其女儿“阿咪”沈宁一道告别香港，于4月28日乘巴拿马货轮“东方号”北上。七天后，李克农在北京迎接了他们，并于当晚在其寓所——弓弦胡同15号为潘汉年一行接风洗尘。席间，李克农对他们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看来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晚就好好睡一觉吧？”末了，他叫来了照相的同志，风趣地对潘汉年他们道：“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今天能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就该拍个照，留念留念。”
5月11日晚，周恩来约潘汉年等三人到设在园恩寺胡同的华北局见面，详细听取了三年来香港情报和统战工作的汇报，还特地询问了资源委员会起义的有关情况，对潘汉年他们几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会面快结束时，周恩来严肃地对潘汉年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让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接着，他还对夏衍、许涤新交代：“你们两人也随汉年去上海，夏衍同志去任市委常委兼管文教系统工作；涤新同志去协助曾山接管财经，着重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2]
一连几天，毛泽东、刘少奇也先后接见潘汉年他们，听取汇报。尤其是毛泽东亲切而风趣地称潘汉年为“小开”，使他们十分的感动。在潘汉年向主席请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时，主席极为原则地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毅、饶漱石发去了电报。我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3]
5月16日，潘汉年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十天后，潘汉年与接管上海的队伍一起开始在上海履行新职。对上海这个商业城市来说，经济上的任何混乱都会造成政治或社会的致命伤。他果断提出：必须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放在首位。要在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对敌斗争方针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各类反革命分子以及经济犯罪分子进行几个战役的集中打击，同时，采取一系列 政策攻心工作以分化瓦解敌人。
正是制定和实施了这些正确得力的措施，才使上海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定了局面。那些猖獗一时，破坏社会秩序，从事颠覆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流氓势力，以及捣乱金融、制造物价混乱的投机倒把分子都纷纷落网，一度肆虐的物价上涨风也被抑制住了。于是，市面上关闭的商店开门了；停产的工厂开工了；全市的金融财政重新走上正轨，市场的人气逐渐复苏。潘汉年曾告诫手下的工作人员：“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我们不仅要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1]
他还针对某些人进城便抖起威风的现象指出：“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注释
[1] 陈世英：《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爱国员工的起义》，《政协文史资料》第70辑。
[2] 许涤新：《战士“覆盆”廿七载》，《文汇报》1983年2月10日。
[3] 许涤新：《战士“覆盆”廿七载》，《文汇报》1983年2月10日。
·让历史蒙辱的“冤案”
1955年7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宣布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消息。 与此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杨帆也以与潘汉年同样的罪名被端了出来。宋庆龄闻讯，一脸煞白，失神地对来人说着这一可怕消息。许涤新沉重地说：“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的听觉！”中国不啻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
当年，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给他定性的罪仅两条：一是潘在抗战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交待；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正是据此两条，潘汉年被认定为是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内奸”分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1940年前后，投降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上海‘二六轰炸’”三大罪名，认定潘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旋即假释。与妻董慧一起被 安置于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此时，潘汉年57岁。
1967年5月，当“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之际，61岁的潘汉年被再度收监，押往北京秦城监狱。
1970年，在江青、康生操纵下，中央专案办公室报经中央批准，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并将有期徒刑改判无期。
1975年，由公安部安排，潘汉年与分离20年的妻子董慧相聚在湘东茶陵的米江劳改茶场。
1976年年底，欣闻“四人帮”被粉碎，潘汉年写下“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诗一首。诗末写道：“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岁末数日，又突闻电台重播《论十大关系》中有关“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的内容。旋即病倒。
1977年，3月24日，因病情恶化，经请示公安部送长沙治疗。以“肖叔安”名字住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月14日，医治无效，病故。享年71岁。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通知中写道：“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1955年以后被错定为‘内奸’，受到错误的处理，蒙受冤屈二十多年。”
通知还回顾了他功勋卓著的一生，推倒了过去强加于他的“三大罪状”。 告诫全党：“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育，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注释
[1] 徐国懋：《潘汉年和金城银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